不同阶级的军队，无论组织结构和作战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为寡头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军队的特点是众多性和运动性。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使这支军队拥有庞大的规模。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发展，又为运动性提供了可能。这支军队的作战体系、作战方法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同样，随着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开展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它在军事上也将有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弱小民族，不应该进行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恩格斯指出：“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14]
恩格斯说，“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15]在战争中，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决定性的关键，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1848年巴黎的六月起义和维也纳起义表明，经过顽强战斗后的失败，对人民头脑的革命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英勇的巴黎工人和维也纳人民虽败犹荣。
早在1849年，恩格斯关于匈牙利战争的论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由于这些文章的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人们猜测它们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16]在以后的年代，他对许多重要战争和战役的评述，十分准确而中肯。
恩格斯的军事才能，很快得到社会舆论的公认。无论在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普奥战争或普法战争期间，他的军事论文都十分出色，许多预言得到辉煌的证实。马克思对自己战友的军事才能十分叹服，相信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完全可以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予指示。许多亲近的同志和朋友，对恩格斯“料事如神，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当机立断”[17]的军事艺术十分钦佩。恩格斯的军事科学著作，是无产阶级极其珍贵的理论财富。
三、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杰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的时候，欧洲大陆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第二幕还未开始。这就使他获得了一个机会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件工作，无论从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为此，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根据确凿的事实，阐述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探讨革命必然爆发和必然失败的原因，分析各个社会阶级、政治集团的不同利益和相互关系，为德国人民指出继续斗争的方向。
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的想法，最初是马克思提出的。1851年8月，马克思接受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德纳的邀请，担任该报经常撰稿人。在欧洲陷于反动黑暗的年代里，能够利用《纽约每日论坛报》这份发行广泛的民主报纸宣传革命观点，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项工作可以为马克思提供经常性的收入，也是“谋生的迫切需要”。[18]但是，由于马克思正在紧张地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不可能抽出较多时间为报刊撰文；而且那时马克思的英文程度还不高，难于直接用英文撰稿。因此只好向恩格斯求援。1851年8月8日，马克思写信对恩格斯说：《纽约每日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作撰稿人，“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恩格斯很快复信表示愿意承担，不过要求马克思进一步说明：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如何写？是随便写一篇单篇呢，还是要写一组文章？马克思的回答非常简单，只是要求写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状况，“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因为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20]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立即着手工作。8月21日，寄出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第一篇。以后又陆续写了18篇。这组当时用马克思的名字发表的稿子，全部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的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1848年德国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革命爆发时，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贵族享有政治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财富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不堪忍受封建的束缚，要求更快地扩展工业和贸易；人数众多的城市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经济地位极不稳固，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动摇不定；分为不同部分的农民阶级分散于广大地区，很难达到大多数意见一致，但农民中的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进程中是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的；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然而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始。总之，德国社会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各个阶级的关系错综复杂，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统治强烈不满。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21]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由各种阶级矛盾的激化所引起的革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面，加速历史发展的进程。只有革命，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冲击和摧毁压在被压迫人民头上的枷锁，检验一切政党、政治人物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地产生和迅速地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22]
参加革命的群众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成分组成的。在德国，革命整个说来受资产阶级领导。恩格斯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害怕工人农民，因而在维也纳和柏林起义后，不是把革命向前推进，而是急于与被推翻的封建制度的拥护者订立联盟。旧的制度被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所有文武官员一个未动，资产阶级阁员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用王位作为防范“无政府状态”的屏障。德国资产阶级不仅联合反动派反对工人阶级，而且在革命后立即反对他们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这样，在经过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之后，封建制度便在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手下恢复了。资产阶级对自己最好的同盟者的可耻背叛，遭到历史的谴责和惩罚。这是罪有应得。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产生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背叛了人民的意志。恩格斯指出，人民希望议会解决德国统一和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但这个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精髓的会议，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怀着无限的恐惧。它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却从来没有企图也没有力量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议会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重复一些陈腐不堪和无聊乏味的老生常谈；议会泰斗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它没有废除一个君主，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没有费一点力量去摧毁各国的关税壁垒，甚至没有打算去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税。这个可悲的议会，后来不光彩地消失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议会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资产阶级期待奇迹，但是却给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挣来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惨重。……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23]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恩格斯再次精辟地论述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严厉批判了领导巴登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指责他们的软弱无力、动摇不定、指挥失当、组织涣散，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热情歌颂了革命军队的英勇顽强精神，特别是参加起义的城市工人的革命气概。恩格斯指出，在战争中，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了，但是“它让敌人看到，四倍的兵力还是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与两万起义者接触时，他们在军事上不能不对这两万人怀着巨大的敬意，就像他们面对的是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一样”。[24]
欧洲大陆各国的革命已先后被反革命势力镇压下去，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能比欧洲大陆各个革命党在全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的了。但恩格斯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由于引起革命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革命必然还会发生。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因此，如果我们被打败，我们就要再从头干起，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杰作。本书各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连载时，受到编辑和读者的欢迎。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于1896年出版本书的英文单行本，同年出版了德文译本，后来又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四、反对流亡中的大人物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后，继续与马克思密切联系，并肩战斗，在反对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世纪50年代初期，聚集在伦敦，被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称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是一堆“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体”。[25]他们对理论一窍不通，硬要凭借主观想象制造革命，用荒谬可笑的冒险行为欺世盗名；他们把流亡变成营业或官职，到处招摇撞骗，乞求施舍，败坏革命者的声誉；他们攻击和诽谤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拉拢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缺乏自制能力的人们，引诱无产阶级离开独立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从1850年秋天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和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在给各国盟员和政治活动家的书信中，特别是在他们于1852年5-6月间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于金开尔、卢格、维利希、司徒卢威等流亡分子空虚的精神世界，荒谬的哲学观点，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争名夺利的可鄙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活动，对革命的危害性极大。他们不顾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再度繁荣，革命已经处于低潮的客观条件，硬要凭借主观想象制造革命。在他们看来，搞革命就像修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可以有铁路，要革命就可以有革命。他们玩弄各种无聊的把戏，组织什么流亡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发表庄严堂皇的文告。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冒险活动，既反映了他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暴露了他们卑劣的权力欲，并且“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草人……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26]，这就清楚地表明，流亡中的大人物，实际上成了反动政府镇压革命群众的帮凶，迎合了反动政府的政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