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皇后号把我从黄浦滩头载着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望着那茫茫一片碧绿的海，望着那滚滚的白浪，望着那和海水一般碧绿的蓝天，蓝天里还有着和雪花一般的白云，我微笑了。我的心也像那些海鸥似的一会儿升入天空，一会儿又沉入海底。虽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许多最亲爱的朋友，心里总不免要感到离别的悲哀，可是当我想到未来光明的前途时，我又暂时抛弃了乡愁，而感到无限的兴奋。
同船的除了秦先生以外，一个熟人也没有。他是广东人，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他殷勤地告诉我，什么地方是日本有名的风景区，什么东西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玩；并且还告诉我日本人的性格如何如何，要我交日本朋友的时候千万要选择，要谨慎。
在船上，我第一次吃着纯粹的日本饭，虽然不合口味，还可以吃得来。我和秦君的话特别多，常常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尤其当秦君替我盛饭的时候，日本女人都睁大了眼睛，惊讶地望了望我，又低下头来，小声地和她的同伴窃窃私语。在她们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日本，从来只有女人侍候男人，绝对没有替女人盛饭的。船抵长崎了，我们很高兴地上岸去玩，天！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的眼睛出了毛病？为什么会见到这样惊心动魄的句子：
皇军占领沈阳
支那军惨败！
张学良逃亡！
“秦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该不是在做梦吗？”
我颤抖着声音问秦，他是了解日文的，正在详细看那张圈了许多红圈的“号外”和旁边那三张《朝日新闻》。
“糟了！糟了！真想不到我们离开上海才两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我们的东北，难道真的丢了吗？”
他看完了那些大标题，不住地摇头叹息说：
“我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胡说，这简直是胡说！”
我难过极了，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不过我又不相信这是事实，日本人是惯会造谣的。
我们再也没有心思去逛马路了，每个日本人，都是那么兴高采烈地一面走，一面谈话。尤其当他们的视线接触到我们两个中国人身上的时候，更加骄傲，更加趾高气扬。而我们呢？只好低着头，含着悲愤耻辱的泪，一步步走回船上去。
我们在空洞的船舱里坐下来，讨论到底是去东京，还是当天另换船回上海的问题。我主张回上海，秦君不赞成，他的理由是“既来之，则安之”。回到上海，我们并不能马上参加作战，把东北夺回来；去东京，刺激是免不了要受的，但这么多留学生在那边，到必要时，一定会全体回国，用不着我们这样着急。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在学识经验方面，也比我强得多，他把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加以详细的分析。尤其我这初次去日本的，他更主张我至少也要游历三五个月，才不冤枉跑了这一趟。
于是我听从了他的话，然而从此我们成了日本人眼中疔，不幸的遭遇，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