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5日，事件发生近8个月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布什总统在处理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情报方面曾出现重大失误，问题表现在突发事件出现前未采取任何事前预防措施，导致美国遭受重大损失。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曾提请华盛顿总部注意数名在航空学校学习的中东人，甚至明确指出有人可能在计划劫持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联邦调查局随后拘捕了嫌疑分子，但对恐怖分子可能劫持飞机撞击世贸大厦的情报并未予以重视。媒体还披露，布什在2001年8月6日就接到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一份题为《本·拉登决心攻击美国》的《总统每日简报》，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决心要把“攻击的矛头延伸到美国境内”，并预言“基地”组织的成员将劫持美国的民航飞机，但布什本人和有关部门对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情报未予重视。此消息一出，布什一时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事后有关方面所总结出的教训之一，即“9·11”事件之前，美国政府的危机预警和风险评估的确出现了漏洞。
虽然情报部门对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出了警告，但只考虑到传统劫机方式，却未考虑到恐怖分子会采取以被劫持的民航飞机作为武器发动自杀性袭击。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各情报机构之间，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相互之间很少进行情报交流，因此没有对危机作全面认识。
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已经暴露出美国政府危机管理能为的脆弱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虽然有城市灾害预警及应急系统，但是并不完备，从城市大安全观出发，城市上空防御能力的标志不仅能防空，还应具备防空袭、防化学武器、防高技术战争的能力，既不仅具有防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要具有防人为灾害的能力，不如此就不是高标准的防灾保障体系。
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及其建筑群的毁灭，使号称“世界之窗”及“现代技术精华汇集”的纽约市标志性建筑永远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噩梦。一个灾难性事件除了带来一系列政治、文化、社会性的启示外，也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现代政府必须全面增强防灾及应付突变危机的能力。
对于“9·11”这一灾难事件的发生，不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做深刻的反思以加强安全防患意识，这更需要安全防患意识远远低于美国政府领导者的其他领导者引以为戒。
3.制造危机感进行模拟教育
作为一个地区或企业的领导者，要根据本地区或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和有针对性地向自己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行危机教育，时常制造一些危机假象，激发每个人的思考和警觉，这样有目的地进行警示模拟教育，可以提高全体成员抗击危机的实战能力。
美国的J.M.巴德维克博士指出：“不时提醒你的员工，企业可能会倒闭，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这样可以激励他们尽其所能，不至于怠慢企业和工作。”
实际上，有针对性地创造危机感对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不无好处。为什么？长期的太平、安逸和稳定，不但会懈怠组织成员的工作激情，影响整个组织的工作绩效，而且也会麻痹和僵化组织成员的思维方式。只有进行有针对性的危机教育，才能在他们的心中敲响晨钟暮鼓，才能促使他们始终保持对危机的警惕和防范意识，才能促使他们对危机事件或突发事件始终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和警觉。有了危机感就会使每个人的神经保持临战状态的紧张，这对组织成员来说是件好事。要知道，一个组织若毫无危机感，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危机！事实确实如此，当组织成员面临危机的挑战时，他们就会更加团结和自信，更加勇敢和智慧。在这种状态下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员工，其抗击危机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定会超乎常人。如果组织成员无论思想如何麻痹、工作如何松散、业绩如何低效而都能高枕无忧，就可能造成一种事事无所谓的意识。任何组织都可能存在着一些有着“事事无所谓意识”的员工，他们淡忘了危机感，消弭了责任心，对任何事件都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员工更注重现状而不是变化，更在乎行为而不是结果。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大都如此，那么，这个组织在各种危机事件和突发事件面前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要打破员工“事事无所谓意识”，就必须在危机与安逸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点。如果人们觉察不到危机感，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让他们产生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不能让他们麻木不仁。事实证明，人随着焦虑程度的加深，业绩和效率也会提高。当焦虑度达到一个理想水平时，业绩和效率也会随之达到最高点。不过，如果焦虑程度过高，业绩和效率也会下降。假若此期对所追逐目标的成功概率达50％的话，那么，这时人们追求成功的动力最大。“无所谓”这种状态下，人们面临的风险极低，凡事都想当然，不管他们表现多么差，都有安全感；身处恐惧中，风险或焦虑度太高，凡事谨慎，不管他们表现多好，还是没有安全感；作为领导者应将组织成员努力调整到合适的状态中，即风险程度适中，人们面临适当的挑战，因此而使自己的能力发挥最好。这是唯一真正富有成效的状态，人们肩负着足够的风险，珍惜自己的努力所得。而这点恰好使他们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要引导人们走出无所谓意识，一定要确保他们明白当今的现状中潜伏着不尽的威胁：对党政领导来说，各种自然灾害随时可能爆发，群众情绪随时可能波动，抱怨随时可能升级，社会稳定随时可能受到威胁；对企业领导来说，客户可能拂袖而去，产品质量可能涉嫌违规，安全生产可能出现问题，企业可能倒闭，员工可能失业。
说服那些充满恐惧的员工获取安全感的最好途径，是帮助组织实现最为关键的目标。没有组织的整体成功，就没有个人的工作岗位。不时提醒你的员工，现在的组织可能要垮台，现在的企业可能会要倒闭，人们可能会失去工作。这样可以激励人们树立危机意识，尽其所能，竭其所忠，有效地保证整个组织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4.不叫胡马度阴山
有时突发事件给我们造成了极大危害，不是因为我们无力还击，而是防范出现了缺口，这样的教训不只是惨痛的，也是十分遗憾的。
2002年11月16日，佛山市石湾区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庞姓的男性病人，病人畏寒、发热、咳嗽，肺部大面积阴影。
但不是典型的肺炎症状。
因病症严重，当地医院无法诊治，于是当地医院反复到广州延请专家前往指导，病人的病历已经累积起一寸多厚。各式治疗方案不断转换，但是治疗的效果甚微。那是一种什么病？谁也拿不出肯定的答案。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非典”向生命的第一次挑衅，初战时，我们不知道“非典”。可“非典”却已经盯上了我们，它像罂粟花一样开在我们的身体上，让我们的身体萎蔫、死亡。不过，它没有马上展开攻势，直到2002年岁末，“非典”还没有狠施杀招。
2003年很快就到了，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悦当中时，“非典”阴郁而沉重的气息就已经开始弥散、回荡。
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个肺部感染的重病号，此后，医院又接受了一个类似病人。两位病人的共同症状是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因为病情严重，该院将两位病人先后转送到广州的医院治疗。但是就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与该病人接触过的医护人员中，竟有8个出现了同病人一样的症状，其中以护送病人到广州救治的医生发病最早，症状最为明显。
事态仍向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接着河源出现了医护人员集体染病的谣言，各种猜测不断。传言说：河源受不明病毒袭击，有3个医护人员死亡。市民因此纷纷抢购抗病毒药物，罗红霉素已经从几元钱一盒涨到了40元一盒，而且很快脱销。
此后的情况是，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披露的统计，2003年1至6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按1季度累计增长速度测算，在“非典“流行的四五月份，城市损失约174亿元，农村损失约46亿元。
据中国烹饪协会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餐饮市场受到“非典”疫情重创，营业额损失约50亿元人民币，为2649.6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1个百分点。
据《南方日报》报道，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顾朝曦2003年9月29日出席广东旅游信息化专题新闻发布会时透露：2002年全国旅游总收入为5556亿元，创汇204亿美元。原来预计2003年的旅游总收入超过6000亿元，但受“非典”疫情的影响，旅游业受创严重，损失上千亿元。
SARS的肆虐使得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一些国际组织也纷纷就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出总体的预测评估。如亚洲开发银行在《2003亚洲发展展望》中国篇中表示，受到SARS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的增长速度将有所放慢，但是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但是“非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是毋庸置疑的。
在博鳌亚洲论坛与亚行共同举办的“SARS与亚洲经济：影响评估与政策建议”国际研讨会上，亚行总裁千野忠男在演讲中认为：“目前全世界有6000多人受到感染，SARS的暴发对于许多方面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健康问题本身。”
尽管SARS致病率和死亡率相对比较低，但是SARS对于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服务业，消费者需求的降低增加了经济通货紧缩压力，此外失业率上升，经济活动的减少也降低了政府收入的增加，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金融状况。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伊夫扎尔·阿里博士表示，SARS给东亚带来大概5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中国的损失将达到510亿元。
510亿元，我们为“非典”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在初期暴露的问题很多，涉及政府作风、管理能力、危机意识、媒体作用以及社会大众心理承受能力等诸方面。即所谓的防范缺口体现在多个方面，存在着许多具体问题。
据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8％左右。但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到2000年却一路下滑。这说明，经济发展了，公共卫生的投入并没有随之同步增加。
“非典”之后，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和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和差距依然不容忽视。
据估计，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1／4，而且相当多的人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性病、艾滋病也呈快速蔓延之势，目前全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患者约8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居亚洲第2位。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有缺口就要去弥补。在经历了最初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国家迅速作出了反应。2003年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性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性肺炎的防治工作。
我国政府还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公共卫生投入，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县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各级财政还投入100多亿元用于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同时，全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有关规定，瞒报、漏报、缓报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都将受到严肃处理。一旦发现疫情，各地将立即启动相应的预警机制。
此外，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为公共卫生体系保驾护航。200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将“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管理；5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已将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应急处理纳入法制轨道，卫生部同时发布了《“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12月，卫生部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抗击“非典”等传染病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强化了全社会依法防治疾病的意识。
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很快得到了印证。自2003年4月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后，到2003年6月，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在境内和向境外蔓延，成功冲破了全球性“隔离”。国际舆论也纷纷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作出积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