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叫人猜不透，可是他却是个老实人。
人们的不稳定性通常十分明显地跑到其他人的眼中。我对这种无法解释的跳跃已经习以为常了，它们渐渐磨灭了我对人们的浓厚兴趣。
有一次，在一家小店的院子中，我和阿尔达里昂还有他的朋友罗别诺克一块儿坐到一个板棚的屋顶上。罗别诺克正饶有兴趣地对我们说着他过去怎样从顿河罗斯托夫步行去莫斯科的。这时候有个女人走进院子，拿出一件衣裳之类的东西，叫喊着。我一眼便认出她是洗衣工娜达丽雅！我从屋顶上下来，但她却走出了院子。
我再次回到院子里找阿尔达里昂。但他和罗别诺克此时却没在屋顶上。我走到外面，遇到了娜达丽雅。她哭着朝前走，阿尔达里昂和罗别诺克跟在她身后侮辱他，当我制止时，他们竟然取笑我，从此以后我很久没有再到百万街去。但是后来我在一条渡船上又碰到了阿尔达里昂。
有的时候我也能遇见巴威尔·奥金佐夫。他就讲那个圣像作坊里最近的生活新闻，但是我觉得那个作坊和我在那儿所经历的一切，距我都已经非常遥远了。这却令我有点儿伤感。
冬天来了，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活儿可做了，我像以往那样在我东家家里做一些零碎活儿。这些杂务占去了我一个白天，但是在晚上还是有空闲的。于是我又为东家全家人朗诵，念的是《田野》杂志与《莫斯科小报》上一些我并不喜欢的长篇小说。到了夜间我就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些好书，而且开始动笔学作诗。
我的东家最近变得安静了，总是心惊胆战地往回看，听到门铃声便吓一大跳。
每当假日，从午饭以后至傍晚九点钟，我总是愿意去外边漫步，到了晚上便在哑木斯卡哑街一个小饭馆内闲坐着。但是小饭馆中也时常有些农民和工匠唱歌。老板将这个歌手请到小饭馆中。歌唱得比其他人都好听的，是那个又矮又瘦的马具工人克列肖夫，声音尽管小，可是却非常有力。小饭馆里变得很安静，似乎在教堂里一般，那个歌手就像一位仁慈的司祭，脸胖乎乎的小商贩雷苏哈在一个角落里端坐着，郁闷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在桌子上趴着。
我打算在他不喝酒时和他谈谈。可他清醒时总是乐呵呵的，一贯用他那昏花忧郁的双眼望着周围的一切。
我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这个一辈子喝酒的人以前在喀山神学院里读过书，原本是可以当主教之类的高级僧侣的，不过我不相信这些话。我喜欢他喝酒了后模仿先知以赛亚大胆指责的那种派头。
我和这个人的短暂相处是颇为离奇方式终止的。春天来了，一次我在一个兵营邻近的野地里碰到了他。他独自一个人，恰似一头骆驼似的行走着，摇着头，面容浮肿。
“你在散步吗？”他声音喑哑地问我，“我们一起走走吧。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生病了，是呀！”
我们静静地走了几步，突然在一个搭帐篷用的深坑中看到一个人：他在坑的下面坐着，侧着身体，一个肩膀倚在深沟的墙上。他的外套有一边高耸过他的耳朵，似乎他想脱下大衣而又做不到一般。
“他喝醉了。”那个歌手停下脚步，做出这样的回答。不过在这个人的身边有一支大手枪，在一块绿油油的草地上放着，距大手枪不远的地方有一顶帽子。帽子附近放着一瓶刚刚开盖却没喝的白酒，瓶子里的酒没有了，这个瓶子埋藏在绿色的草丛中。他把脸害羞地藏到大衣里。
我们默默地站了片刻。最后米特罗波尔斯基叉开双腿，说道：
“他开枪自杀啦。”
我马上醒悟过来：这人不是喝醉了，而是死了。但这件事多么出乎意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还记得，那时我既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生出同情之心，只是望着他那从外套里露出的又大又光的头和一只发青的耳朵。我不敢相信一个人居然会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自杀。
那个男低音歌手一只手用力揉着他那没有刮胡须的脸，似乎觉得天很冷似的。他用喑哑的声音说道：
“他年纪大了。大概他的妻子逃跑了，否则就是他花其他人的钱了。”
他叫我进城马上叫警察，自己却在那个深坑边上坐下来，把他的两腿垂在坑中，他因为怕冷把身上的那件旧外套紧紧地裹了裹。我把这个自杀案汇报给一个警察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跑回来了，不过在这段时间内那个男低音歌手已把死人留下的白酒喝完了，晃动着空瓶子迎接我。
“就是这个东西断送了那个人的性命！”他喊道，将酒瓶子朝地上恶狠狠地一摔，摔了个粉碎。
“怎么回事？这儿死了一个人，您却喝得烂醉如泥！”
“我已经醉了二十年了。”歌手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胸脯，自豪地说。
我确信他会因为喝了那些酒而被抓走。此时有些人从城里跑来，一名凶暴的警察分局长坐在一辆轻便马车上过来了。他走到坑里，掀开那个自杀的人的外套，望了一下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看到他的？”“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道。警察分局长望了他一眼，拉长音调狡猾地说道：“您好，我的先生！”围观看着的人们聚拢过来，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很兴奋，喘着气，探头望着那个深坑，在它四周踱来踱去。有一个人叫喊道：
“我认得他，这个人是我们那条街上的一位文官！”这个男低音歌手踉踉跄跄地站到警察分局长跟前，伸手摘下帽子，和他争执起来，可却吐字不清，只是高声地叫喊着。后来警察分局长推了一下他的胸脯，他身体一晃，便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此时那个警察从他的衣兜里不紧不慢地取出一根绳子，歌手便习惯而听话地将自己的两只手放在背后，警察就把他的手绑起来。警察分局长开始怒气冲冲地对那些围观者叫喊道：
“走开！混蛋！”另外一名老警察也跑过来了，他的眼睛潮湿而且发红，他懒洋洋地张开了嘴，伸出一只手，把绑住男低音歌手的那根绳子的末端递过来，把他慢悠悠地押往城里去了。
我心情郁闷地离开了那块野地。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些责备的话语像响亮的回音那样震动着：
“叫亚利尔城降祸吧！”此时我的面前却显现出一幅令人痛心的画面：那个警察在他军大衣的衣兜里不紧不慢地取出一根绳子，那个先知听话地将他那双长满寒毛的红手放到背后，并将两个手腕叠合起来，显得那样习惯，那样熟练。
在这之前，我向东家认真地赞扬过那个马具工人的歌曲，后来有一天他说：
“应当到那里去一次，听一听才对。”之后有一天，他和我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相对而坐。
他紧皱双眉，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到小饭馆的途中，他不时地嘲笑我。走进小饭馆里，他刚开始的几分钟还在讥诮我，讽刺那些顾客，讽刺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味道。
克列肖夫唱得很有感情，仿佛一支笛音。“唱得不错。”我的东家低声说道，闪着他那双发红的眼睛，“唉，这个鬼东西！唱得太好了！”我望着他，心中暗暗欢喜。那如泣如诉的歌词战胜了这个小饭馆里的吵闹，歌声愈来愈有力，愈来愈美丽，感情愈来愈真挚。
我的东家竟不怕难为情地当众抽泣起来。他低着头坐在那里，鹰钩鼻子翕动着，泪水不停地滴落到他的膝盖上。
当唱完第三首歌之后，我的东家似乎又高兴又疲倦地说：
“我在这儿再也呆不下去了。我透不过气来，这儿的味道太难闻，活见鬼！我们回家吧！”
但是来到街上，他又提议：“我们找一家饭馆，别什柯夫，去吃些东西什么的。我不想这个时候就回家！”他看到一辆出租的雪橇，没有谈价钱便坐了上去。
一路上他闷闷不乐，但是来到一家饭馆，在墙角的一张小桌子边上坐下之后，便马上开口说话。他迅速地喝下苦味的凉啤酒，突然静默起来。他不时地抓自己的长发，接着又说了起来：
“小伙子，一般而言，人全都是坏蛋！比方说，你常和那些庄稼人闲聊，这个那个的。我明白，天下有很多不正派的、可耻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人们全都是贼！”
我吓了一跳，没有言语。“就是这样！”我的东家微笑着说，“你以前准备去波斯，那是正确的。你在那边起码什么也听不明白：那里说的全是外国话！他们说我们的本国话，全是卑鄙话！”
“奥西普说过我吗？”我问道。
“嗯，是的！你怎么想呢？他比任何人都说得多，是个话匣子。小伙子，他是个阴险的家伙！对了，别什柯夫，说是不管用的。真话吗？可真话又有什么用呢？它仿佛是秋天下的雪，落到污泥中，马上就融化了。倒是令污泥更厚了。你还是少说为妙。”
他一杯连着一杯地喝啤酒，但他并没有喝醉，说话愈来愈快，也愈来愈生气：
“俗话说得好：‘说话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黄金。’哎，小伙子，我心中郁闷极了。他唱得没错：‘我们村子的人不仁义。’人都是孤独的。”
他转过头望了我一眼，压低嗓音说道：“哎，不久之前我倒是找到一个知心朋友。我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个女人，是个寡妇。她丈夫犯了造假币罪，判了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时他正关在这个地区的监狱中。”
他把自己的双手放在桌子上，揉着他的指头。低声说：“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再碰到她！愿上帝保佑！要是我再碰到她，那就全完了！我们回家，回家吧！”
我们离开了饭馆。他脚步摇摇晃晃，嘴里嘟囔着：“事情就是这样，小伙子。”他讲给我听的那件事并不令我惊讶，我很早就觉得他一定碰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可是，他提起生活而说的那番话，尤其是有关奥西普的那番话，却让我十分气愤。
整整三年的时间，我都在那个死寂的城里，在那所空荡荡的房子里当着“监工”，看着那些破烂的砖房到秋季就被工人们毁掉，春季却又被建造起来。
“树林倒是没什么关系。”奥西普说，“反正那是地主们的财产，是管家的财产，农民是没有树林的。城里发生火灾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在城里生活的全是阔佬，你不必可怜他们！可是你用大大小小的乡村相比，每年夏季要烧毁多少啊，或许不低于一百个吧，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我感觉这个干净整洁的奥西普，忽然好像是那个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的司炉工雅科夫。有的时候他还和旧教派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非常相像，有的时候还和赶马车的彼得相像，通常有的方面他还和我的外祖父有点儿像。奥西普是心肠好的人吗？不是。他心肠坏吗？也不是。他聪明这一方面我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多才多艺的才华令我赞叹，但是另一方面也令我十分沮丧，后来我居然觉得这种才华在各个角度都是我的敌人。
我总是感觉有朝一日我会碰见一个诚实且聪明的人，他会带我踏上一条宽阔的光明大道。
一次，我正坐在内城墙角的一条长凳上，我的舅舅雅科夫忽然在我的身边出现了。舅舅很老了，浑身脏兮兮的，我们眼前的人行道上，身上穿得十分干净的人们。我舅舅的身上却穿着一件破旧的秋大衣，看起来他在为自己的穿着不好意思。我们来到波恰英斯基峡谷的一家小饭馆前面，在挨着窗户的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那扇窗户是开着的，对面是一个商场。
他一边将酒倒入杯中，一边沉思。酒和回忆又让他高兴起来。他将自己的胳膊肘支到窗台上，他的一个黄手指头当中夹着一个烟头。他高兴地说着。我不怎么认真地听他讲话。尽管我不善于发言，也不希望回答，但是我还是说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活着。”他冷冷地笑起来。他说累了，喝了些酒，接着像鸟一样用一只眼向空酒瓶里望了一下，又静静地点了一支烟。
“无论你怎样想方设法，无论你依靠什么，没有人能躲过棺材和坟地。”瓦匠彼得每次都是这样说，而他和雅科夫舅舅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爬到一个通往城里高坡的地方，在旷野里行走着。那天的月亮很圆，低低的云块在空中飘动，我在地上的身影被云朵的黑影遮住了。我确实只想使劲推一下整个大地和我自己，为了让这一切，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旋转起来，像刮起一阵高兴的旋风，像彼此热爱又热爱生活的人们正欢快地翩翩起舞，与此同时生活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活泼、漂亮、真实。
我暗暗思考着：“我必须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行，不然的话我就完蛋了。”
这年秋季我终于动身去了喀山，我想或许在那里能找到理想中的一所适合我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