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年初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季度报告里改变了口风，除了美国一枝独秀的3.6%，比联合国预测高0.8%，比它们自己上次的预测高0.5%，对全球各地区的增长预期下调了0.3%。对中国的预测依然是6.8%，2016年是6.7%；对日本则下调到0.6%；对欧元区也下调了0.1%。2015年年初举行的达沃斯论坛的调子也比较低。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全球新局势”，总的基调是世界经济强势复苏的希望未能实现，经济动荡有所加剧，还担心由瑞士法郎退出欧元会不会发生“货币战争”，使全球化受到新的冲击。但是，担心并不代表失望，论坛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几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有一定的弹性：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商业机遇与破坏性事件并存；二是全球化受到打击但没有崩溃；三是世界要在合作与分裂之间作出选择。这些观点有些一针见血。
在对欧央行同步推出欧版QE即美式量化宽松，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已“走出危机阴影”，同时也对经济的分化表示了担忧。欧央行推出欧版QE是因为欧元区发生了“通缩”，通胀率为-0.2%，低于2%的目标，也低于1%的通行的“通缩”指标。量化宽松是一种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要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尤其是国债的方式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增加放贷，汇率下跌，促进出口。年初，QE风再起，为了应对低油价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瑞士、印度、秘鲁、埃及、土耳其、丹麦和加拿大先后加入“全球降息潮”，瑞士还实行了与欧元脱钩。由此又加深了对发生货币战的担心。颇有些深怕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之感。欧版QE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弊参半，能够缓冲美国退出QE的紧缩性影响，但也会引起外汇市场震荡，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中国外汇充足，有能力应对。
对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世界各国的确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阴云密布，全球经济将掀起风暴。进入2015年，欧盟经济发生5年来首次通货紧缩，不得不在2016年前注入11400亿欧元的流动性，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欧元区通货紧缩数据引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担忧。日本在2013年4月实行超级量宽，当年10月再次追加，受低油价影响，日本核心通胀率可能再次进入负值区，因此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实施量宽金融政策。美国与欧、日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美元升值，将会使资金转向美国国债，但欧、日量宽版诱发降息潮，也会影响到美国，因此金融风险因素也会再次集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IMF在2015年2月再次调低全球增长预测，从2014年的3.3%、2015年的3.5%、2016年的3.7%，都下调了0.3%。在汇率方面，美元升值6%，欧元、日元各贬2%与8%。IMF预测2015年、2016年欧元区为1.2%、1.4%，日本为0.6%、0.8%，中国为6.8%、6.3%，印度6.3%、6.5%，俄罗斯则为-3%和-1%。
欧元区的经济存在问题，美国经济走势也有某种不确定性。美国三次量宽续量宽大量印钞，导致流动性充裕，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各个经济体都会由此受到冲击，同时也造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债务泡沫。此外则是油价继续下冲，“页岩泡沫”也会有破裂的可能。开采页岩油气的资金主要来自高回报的“垃圾”债券，页岩油气资本负债不断增加，油气供应过剩，价格再度下跌，也会危及页岩繁荣。
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声音。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吉姆·奥尼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在21世纪最初10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为3.7%，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为3.3%。在过去的4年里，平均增长率为3.4%。这远远低于许多人的预想，但事实上近年来令人大失所望的只有欧元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前景比较乐观。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应该能相对轻松地赶超过去10年（包括金融危机顶峰时期）的水平。此外，原油价格急剧下跌相当于对消费者大幅减税，有鉴于此，“我对IMF决定下调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增长预测感到困惑”。
世界银行目前的看法也是比较乐观的，预测美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比上年快0.4个百分点，达到3%。其依据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制造业也开始恢复元气。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一些媒体也开始宣称“美国经济迎来新的春天”。但是，华盛顿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势并不愿意太过乐观，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的收入还在停滞和下滑。事实上，美国也面临着低通胀或通缩压力问题，这也是美联储对何时加息拿捏再三的原因。2015年开年，美国制造业就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调低年化增长率估值。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走势，欧盟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2015年年初对欧元区的增长预期由1.1%上调到1.3%。对通缩风险，则认为通缩的原因主要来自低油价，2015年还会继续，但2016年会重新出现1.3%的价格升幅。在投资方面，2015年也会由2014年的2.2%升至3%，其中爱尔兰最快，为9.7%，希腊为8.4%，英国为6.9%。2016年希腊则会增至15%。目前欧盟与欧元区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缩与降低失业率。
应当说，各种预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着眼点不同，而且都是线性的。事实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力度的大小。2015年年初，经合组织发布了题为《走向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利率改革向保护储蓄者倾斜、简化外资进入的行政审批手续以及私人资本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空间。报告强调说，2014年的20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全球经济要在2018年产出提升两个百分点，但前提是结构改革，改革有望使人均GDP再提升10%，相当于人均收入增长3000美元。但20国集团实行改革的国家寥寥无几，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管怎么讲，2015年确乎是关键的一年，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应当是全球货币问题。毋庸说，人民币是全球目前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虽然参考一揽子货币，但与美元松散挂钩，美元升值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并不十分巨大，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元对世界上交易最多的7种货币升值18%，对人民币升值为0.6%至3.2%。人民币贬值有利出口，但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更重要的是，一国货币的相对坚挺可以在其他货币陷入混乱时起到安全港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维持了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并由此提升了人民币的可靠性，这对正在国际化的人民币来说，意义同样是重大的。因此，中国既有人民币贬值的理由，也有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理由。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比很多货币小很多，在低通胀和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中国央行在降准和适当降低基准利率，努力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将会有更灵活的反应，但中性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尽管石油价格疲软，通胀压力下行，亚洲许多国家竞相放松货币政策，但不意味着中国会加入所谓“货币战”。
真正出现货币战的倒会是美国。美联储加息决策有两个参考指标，一是失业率保持在5.2%至5.5%，这个指标已经接近，另一个是物价水平。油价下跌虽然是美国经济复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油价持续低迷也会拖累物价水平，2014年12月，美国物价下降0.4%，通胀率也从2.1%跌至1%以下。通胀率走势成为美联储加息决策的关键点。在争相放宽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将使美元过快升值，最终结果并不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同样面临两难。“2015年初，美元指数创下新高，对欧元升值7%，这虽然对美国经济刺激明显，但会加剧全球货币动荡。美元强势其实也是双刃剑，影响到美国出口的制造业回流。2014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5050亿美元，增加了6%，很有可能继续以所谓操纵汇率为武器，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发难，使已经开始出现的‘货币战继续升温’。汇率问题甚至会成为大选中的重要话题。”
摩根史丹利曾预言，2015年将是各国央行与“低通胀”斗争的一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低通胀”抑制经济活动，但成因复杂，也有利有弊，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相比而言，中国的政策选项较多，有较大回旋余地，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潜力是不会低于7%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2015年“两会”前发布了《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2015年展望》公报，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但2015年将好于2014年，主要是外需有所回暖，这与联合国预测的全球贸易加快1.1个百分点和增长4.5%是基本一致的。但公报也指出，美联储升息也会使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
对中国来讲，2015年面临着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对通胀率走向的判断。2015年1月，中国CPI为0.8%，而上一年年底是1.5%。但就2014年全年来讲，中国CPI为2%，2015年定为3%，不能说是发生通缩。2014年中国经济亮点还是很多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能耗强度下降4.8%，研究经费占GDP比重超过2%。财政政策有所加力，金融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货币政策松紧适度，2014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4.8万亿元，只增长了3.2%，广义货币M2增长12.5%，2015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或略高，根本谈不到金融出现系统性问题。中国的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17.4万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增加10.2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0.1%。这显然也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负债严重，但渣打银行在其统计的17个国家中，中国的总负债水平占GDP的比率排名居中，远低于日本与美国。中国也有影子银行造成的问题，但其规模为正规银行的28%，而美国是200%。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财长表示或将再推债务置换措施，意味着中国地方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减少。
二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转移出去的问题，如西铁城、微软计划关闭在广州、东莞、北京的工厂，松下、大金、夏普和TDK等企业准备迁回本土。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意味着外企也会出现相应产业布局调整，出出进进不是奇怪的事情。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总计1195.6亿美元，增长1.3%，其中622亿美元投向服务业，同比增长7.8%，占到55.4%。对制造业投资为399亿美元，占33.4%。目前，中国仍生产全世界80%的空调、90%的个人电脑、75%的太阳能电池板、80%的手机和63%的鞋类，加快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大创新和创业力度十分重要。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3月发布了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以2005年为100，2013年为152.8。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91.8万元/人，比上年增长11.5%。目前中国大众创新活动方兴未艾，潜力巨大，2015年年初，《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世界73家初创公司，“10亿美元俱乐部”成员中，入围的中国企业有8家，占到11%，中国小米以460亿美元排名第一。在新常态中，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总体仍将维持7%的增速。与此同时，新常态给出了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消费比重增长有较大空间，创新驱动发展有较大空间，城镇化发展有巨大空间，清洁能源绿色产业发展有巨大空间，这同样是中国迎战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底气所在。
三是众所关心中国房地产业走向问题，但中国房地产业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危机重重，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4年8月就提出报告，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波动与日本或迪拜不可相提并论，按揭负债率比较低，投资投机情况也被抑制，有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到2023年将再有约两亿人迁往城镇，从长远看中国房地产业还是有前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