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李大立认为“在延安就像在天堂”：
马歇尔，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美国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后，曾出任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出台实施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1935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处中国内战。1946年3月，马歇尔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前去机场相迎。马歇尔对延安之行十分满意。中共认真务实的态度，让他一改此前的政治成见，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同时，毛泽东也称马歇尔为"和平使者”。
薛穆，全名为霍勒斯·薛穆，1942年—1946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1943年，英国外交部将一份法国人写成的延安解放区访问报告转发给薛穆。收到相关文件后，薛穆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做汇报，报告称："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民党控制区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非常有远见的看法，再次刷新了国际对中国和中共的印象。
李大立，1935年出生于北京，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延安，原延安保育院学生。在延安保育院，曾亲历大生产运动、撤离延安等事件，虽然生活艰苦，李大立却认为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感觉在延安像是在天堂一样。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幸福，一个是愉快。
安全。原来日本鬼子怎么轰炸？国民党特务怎么样？到了这儿，那简直是放心极了。
再就是幸福。甭管吃好吃坏，他们非常注意我们的伙食，定的是小灶标准，小孩是小灶标准，和领导一个标准。虽然小灶当时没有多少好吃的，但是这个标准在那儿。保育院也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种菜、种粮食什么的，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我们的伙食也就有了一些变化。这是很幸福的。
另外就是愉快。因为有这么多的同学，老师们又照顾我们。要说同学，那个时候谁也不问父母，不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官大小什么的，不问这些。
天真活泼的延安娃们，以他们还显稚嫩的视角，诠释了“延安是天堂”的缘由。
理想社会模型的最起码条件是“吃饱饭，穿暖衣”。显然饥肠辘辘、衣衫褴褛不是天堂，颠沛流离不是天堂，战火纷飞更不是天堂。
到了1944年底，延安已经可以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已经取得巨大成绩，“面包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延安种的西红柿，又多又大，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到延安后，见了很羡慕，临走时，用飞机装。
而此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正饥馑千里，民不聊生；汪精卫的伪政府因口粮奇缺，已下令停发老人与儿童口粮；伪满洲国人民因《米谷管理法》备受盘剥，每人每月不足6.5公斤粗粮。
再看看参战国与同盟国，希特勒下令关闭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机关、商店、饭馆，以便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战争服务；日本每天只能得到133克大米；英国开始定量供应，一边最大限度地动员人们参加暂时生产，甚至强令15岁到51岁的妇女，都要参加暂时生产，要求13岁到20岁无子女的妇女服兵役。
当然，物质世界流光溢彩，未必就是天堂。刘志丹之女刘力贞总结道：
刘力贞，1929年生，陕西志丹县人，陕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主要创建人刘志丹的女儿。刘志丹牺牲时，刘力贞不足7岁。之后，刘力贞回到延安上小学和中学。1948年，18岁的刘力贞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急需各类专门人才，刘力贞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由此踏上医学道路。历任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
那时候毛主席说，陕北是山好水好人也好。实质上，它山水没什么好，主要是人好，是个根据地。
天堂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与思想：国家有主张，人民有尊严，社会有希望。
那时的重庆，是停滞的，绝望的，散发着腐朽、沉闷的气味，而延安是安稳的、自由的、民主的，又是充满希望的。
在几乎所有的政权形式都风雨飘摇的情势下，唯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延安保持了她的光荣，并显示出她必将成为未来领导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一条道路寿终正寝，而新的路已经开通。
薛穆说延安是“五无”的地方，即“没有妓女、没有乞丐、没有吸食鸦片者、没有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没有沉重的税收”。共产党努力把延安建成一个文明、平等的“十个没有”社会。在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是一个有主张，能给予人民希望，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
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人民经分配所得之土地，即为私人所有。同时还推行减租减息、鼓励垦荒等一系列土地政策。当人与土地可以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们自然将其视作为自己的圣地。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也开始真正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他们也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建立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1937年，“选举”第一次进入延安人的生活，那里的人们要自己选出他们的政府。把他们心目中的好人选出来，是陕北人民朴素的愿望。这样的政治进步，在民主底蕴深厚的美国人看来，也是惊人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边区的农民在欧美的制度下根本没有选民的资格”。
共产党的部队凭借其与国民党部队截然相反的军风，也同样给了老百姓希望。
绥德县薛家渠村薛茂森现在提起国民党军队的“打劫”行径还是皱眉头：
那国民党部队来了打老百姓呢，见啥拿啥。
而米脂县杨家沟冯继祖回忆起边区部队的亲民来则道：
共产党的部队，看到你家的一棵枣树，随便摘着吃一颗？不敢摘。国民党的部队过去，一次就给你弄完了，连枝子也给你掰走了。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创举，一群普普通通的百姓因为劳动成为英雄，边区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天道酬勤，这个反映着老百姓最朴素且原始的理想主义愿望在延安得以施展拳脚。
共产党人不仅改变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因为他们亲民的政治理念和坚定的抗日主张，成为中国的希望。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人。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46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延安。1958年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定居。著有《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西藏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书。
薛茂森，男，1944年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薛家渠村老书记。曾亲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对老百姓的不同对待，将共产党军队视为"一家人”，对国民党军队的抢劫行为避之不及。
冯继祖，男，1932年生，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村民。据他回忆，红军部队到杨家沟后，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为他们磨面、送米、送小麦。当部队离开时，有村民自愿跟随部队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