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就是后来成稿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尽管这本《通论》的内容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的目光。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斯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这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约翰·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模型，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在这场辩论中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们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结果到了37位。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们站在阿尔卑斯山巅，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佩尔兰山学会成立了，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因为离婚增加了赡养开支，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却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向奴役的道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如此。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弥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向奴役的道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向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四十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诺贝尔奖组委会颁奖给哈耶克。但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眨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涨的难题，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地反对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之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此时的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的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是经济学家们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韦普肖特的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之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他随时愿意作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其实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黑猩猩教我们玩政治本文为弗朗斯·德·瓦尔的《人类的猿性》读后感。
在荷兰的阿纳姆动物园，生活着一群黑猩猩。这群黑猩猩原本是由两个成年雄性黑猩猩统治的，一个年轻而健壮，叫尼基，另一个年老但狡诈，叫叶罗恩。大约四年前，叶罗恩帮助尼基夺得了王位。之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平日里几乎形影不离。尼基霸占着整个群落里面的雌性黑猩猩，他不会让其他雄性黑猩猩染指他的女人们，但是，对叶罗恩却网开一面。这种政治结盟的背后，是利益的交易：叶罗恩帮助尼基获得权力，尼基允许叶罗恩分享性爱。但是，渐渐地，这对政治盟友出现了矛盾。尼基的野心越来越膨胀，他开始不把叶罗恩放在眼里。裂痕越来越大，最后在这两个黑猩猩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吵，结盟彻底破灭了，叶罗恩再也不理尼基了。就在当天晚上，一只在群落中最强壮、也最有人缘的雄性黑猩猩鲁特趁机夺取了统治权。大权旁落之后，尼基和叶罗恩都变得郁郁寡欢，体形瘦了一圈，他们又悄悄地走到了一起。如果单打独斗，鲁特并不会惧怕尼基或是叶罗恩，但是，他的对手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终于，有一天晚上，尼基和叶罗恩趁着饲养员不在的时候，联手对鲁特发起了进攻。第二天，等到人们发现的时候，鲁特已经奄奄一息。他倒在血泊之中，浑身都是伤口，手指和脚趾已被折断，阴囊上有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小小的伤口，他的睾丸被生生地挤了出来！
早在20世纪60年代，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亚研究野生的黑猩猩。在她的眼中，黑猩猩就像卢梭笔下的“高贵的野蛮人”：他们独来独往，家族成员之间相亲相爱。这一研究结果很快变成了一种人人相信的主流观点。人们总是觉得，只有人类才是有屠杀同类之天性的物种，大自然中其他的物种都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后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屠杀同类的现象在其他物种中一样存在。尤其是黑猩猩，它们似乎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更加热衷于暴力。在一个实验室里，动物学家发现黑猩猩会用面包屑引诱栏杆外边的小鸡，等到小鸡过来之后，黑猩猩就拿棍子打它们，以此取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们人类天性就是要发动战争呢？人类有98%的基因和黑猩猩的基因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流淌着同样的血，才变得如此暴力呢？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很难以人类的道德标准审判黑猩猩。黑猩猩之所以有暴力的倾向，到底是由于基因的影响，还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结论。狒狒以好斗而残暴著称，但是，在肯尼亚的旅游胜地马赛马拉，美国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斯（Robert Sapolsky）基发现了一群非常温和的狒狒。原来，狒狒们经常会到旅游点附近争抢游客垃圾中剩下的食物。通常，只有那些最粗暴狡诈的家伙才能抢到垃圾中的食物。但有一次，垃圾中的牛肉是有毒的，于是，很多好斗的狒狒死于食物中毒，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狒狒，结果，这个群落变得更加和平了。
但是，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对研究人类的行为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和其他的动物截然不同，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分界是相当模糊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动物之间也有类似语言的沟通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游戏和黑猩猩的政治游戏，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首先，黑猩猩是群居动物，人类也是群居动物。假设人类是像黑熊那样的独居动物，就不会再有社会，也谈不上政治游戏。只有当人们群居之后，才会出现合作和冲突、结盟和背叛、战争与和平，政治才自此而始。
其次，黑猩猩的群落是由雄性统治的，人类社会中，男人至今仍然几乎垄断着统治地位。雄性黑猩猩通过和更多的雌性交配而使后代更多，同时还要想方设法把其他雄性对手排除在外。这意味着雄性从天性上来看是更好斗、更愿意冒险的。但是雌性却不同，和更多的雄性交配不会给雌性带来太多的好处，雌性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她们需要选择最健康的性伙伴，同时也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保护自己、为自己提供食物的雄性。黑猩猩的一支近亲叫倭黑猩猩，也被称为巴布诺（Bonobo，据说在非洲的班图语中这是“祖先”的意思）。和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群落中的统治者是雌性。食物是由雌性首领分配的，雌性吃完了，雄性才能吃。在黑猩猩群落，雄性的黑猩猩成年之后需要离开家族，到外边闯荡世界，但是在倭黑猩猩群落中，雌性的倭黑猩猩成年之后需要离家出走。倭黑猩猩群落中的雄性就像是赖在家中不走的长不大的儿子。和黑猩猩部落迥然不同的是，倭黑猩猩以热爱和平和性爱著称。在倭黑猩猩部落中，解决矛盾的办法往往是通过性爱，或是彼此的爱抚。倭黑猩猩中雄性和雌性的比例大约是1∶1，而在黑猩猩中雌性往往是雄性的2倍。考虑到他们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大约都是1∶1，可以看出来，在倭黑猩猩部落中，雄性不需要时刻准备政治斗争，结果死亡率更低，寿命更高，幸福指数可能也更高。
斗争是一种策略，合作也是一种策略。哪种策略最后会占上风，取决于环境、历史、竞争对手等多种因素。但是，在黑猩猩时代的政治游戏，就已经表现出其吊诡的一面。
回到荷兰阿纳姆动物园那一幕悲剧。群落中最强壮的黑猩猩是鲁特而不是尼基，但是为什么叶罗恩会选择和尼基结盟呢？在政治中，这就是“强即是弱”的规律。黑猩猩部落中的统治者未必是肌肉最发达的家伙，如果他的力量最强大，可能会激怒其他的所有雄性黑猩猩，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所以，黑猩猩政治游戏中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首先要考虑结盟。这和领导们天天琢磨的“班子”问题，道理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