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投了希特勒的票？很多政治学家根据当时的选举资料，对**党的投票支持者进行了分析。一般认为，**党的政治纲领对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有吸引力。换言之，投票支持希特勒的是一些教育程度低、容易被蒙蔽和欺骗的人们。的确，相对而言，**党在小城市的得票高于大城市。在2.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党的得票率平均在41%，而在10万以上的城镇，得票率平均为32%。但在柏林、汉堡这些大城市，**党的得票率并不低。尽管**喜欢雇佣一些退伍士兵参加游行，但大部分退伍军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城市的工人阶级也大多投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票，而工人中的年轻人和失业工人则更多会投希特勒的票。更令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中有很多人支持希特勒。大学生，尤其是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人会投希特勒的票，公务员中也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这些社会阶层不应该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吗？为什么他们会倒戈易帜呢？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恐惧，把票投给了反共的**党；有些人，出于对个人事业的焦虑，希望在溺死之前找到一根稻草；还有些人，由于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安全感，产生了对社会的怨毒之气。而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1943年，身在美国的德裔学者格申克隆在《德国的面包和民主》一书中写道：“1918年以来德国共和国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特定的形势下，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制度会选择自我毁灭。”或许，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一时冲动，会产生反对民主的狂热。但民主制度恰恰制造了让这种狂热铸成大错的机会。狂热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但自杀的民主制度却无法再被抢救回来。
没有船长的船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现代经济史上最悲剧的一幕。当有记者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先生，历史上有没有和大萧条一样的先例时，凯恩斯说：“有，它叫欧洲的黑暗时代，总共持续了四百年。”货币主义学派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倾注心血研究大萧条的起因。他无比痛心地说，如果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斯特朗不是恰好在1928年英年早逝的话，或许就不会爆发1929年的金融危机。他评价斯特朗去世之后美联储的表现时，说他们“无能”，其厌恶之情，跃然纸上。
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位英雄本杰明·斯特朗，1872年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名门家族。他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秘书，同时也是一家银行的创始人。斯特朗尽管出身于统治阶层，却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道中落，斯特朗没有进入大学校园，而是直接到了华尔街。他先在一家经纪公司上班，后来又跳槽到了美国信孚银行。美国信孚银行是美国第二大信托公司，也是公认的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斯特朗在这家银行干得风生水起，41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总裁。
1912年，斯特朗参加了一次神秘的聚会。这次会议只有6个人参加，会场是在佐治亚州海边的一个私人小岛。参加会议的代表坐的是同一趟火车，但为了避免被人认出，他们装扮成要去猎野鸭的游客，互相不说话，也不在一起用餐。这个神秘的聚会，是为了讨论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可行性。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斯特朗，还有J.P.摩根的合伙人亨利·戴维森、担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尼尔森·威尔马斯·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金融家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美国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新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以及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皮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这是一个金融家们自发召集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安德鲁参加了会议，但他的老板，美国财政部长富兰克林·麦克维（Franklin MacVeagh）对此毫不知情。会议一开就是十天，他们一同起草了一份“奥尔德里奇计划”，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储备机构（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其实就是中央银行。“奥尔德里奇计划”的草拟工作，大多出自范德利普和斯特朗的手笔。
“奥尔德里奇计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的政治家和公众天生就对金钱资本充满了敌意，他们担心金融家们想要建立的这个机构，会变成一只无法驾驭的怪兽。奥尔德里奇议员富可敌国，他的女儿嫁给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这样一个和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提出的法案，怎知不是金融家们的阴谋呢？“奥尔德里奇计划”在美国国会遇到了激烈的反对。保守派和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人联手，想要扼杀这一计划。幸运的是，在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领导下，提出了一个新的“格拉斯计划”，新计划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格拉斯计划”建议成立多个地方自治的机构，叫联邦储备银行，同时再成立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监管整个联邦储备体系，其成员由总统任命。1913年，威尔逊总统签订了《联邦储备法》，美国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
金融家们对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他们相信最终的控制权一定会在自己的手中。美联储刚刚成立，戴维森和范德利普就商议，要推选斯特朗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在12个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无疑是王中之王。控制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等于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1914年，斯特朗成为新成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从此之后，他一直是美联储中公认的灵魂人物。
斯特朗风格硬朗、雷厉风行，在业内有着极高的声望，人们称之为“银行界的汉密尔顿”，他的眼界和见识远远超过了美国当时大部分政治家和银行家。斯特朗深谙美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摩根把纽约主要几家银行的总裁召集到自己的图书馆，等人到齐了，他就把图书馆的门锁上，到会的各位银行家如果不拿出钱参加救助计划，他就不放人走。斯特朗当时正是摩根的主要助手，他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的金融动荡也高度关注。深谋远虑的斯特朗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避免在美国再次出现金融危机。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在《联邦储备法》中规定联邦储备银行有买入政府债券的权力。斯特朗说，这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他颇为欣慰地说，如果能够在危机时刻果断地运用这一权力，就能够遏制任何恐慌。斯特朗在金融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深知金融市场随时都可能出现动荡，而监管者必须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任何危机的前兆都不能掉以轻心。斯特朗患有肺结核病，他曾经说，信贷现象和肺结核病倒有几分相似。开始犯病的时候，一次轻率或放纵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病情，可能之后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见病情发作，但炎症会逐渐发展，随后出现发烧、脉搏紊乱、咳嗽，最终带来巨大的痛苦。在斯特朗任内，美国曾经出现了两次经济衰退，一次是在1923年至1924年间，另一次是在1926年至1927年。每一次，美联储都及时采取了增持政府债券的办法，果断而小心翼翼，没有让小的金融动荡酿成大的经济危机。
遗憾的是，就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夜，斯特朗去世了。1928年8月他就已经卧床不起，当年10月与世长辞。
斯特朗去世之后，美联储群龙无首，很快四分五裂。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早就嫉妒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凡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的建议，大家本能地就要反对。高高在上的美联储不孚众望，各地的联邦储备银行从来没有把领导当成领导，它们只将联邦储备委员会视为评估机构和监督机构。本来，在美联储内部，有一个由东部的5位行长组成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负责在公开市场上联合进行买卖操作。后来，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要求参加，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随之改组为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所有的行长都成了成员，都有一票决定权。纽约储备银行地处金融王国的心脏，对金融市场异常敏感，它不仅能感觉到纽约市场上的银行所遇到的流动性的压力，还能感受到和纽约地区的银行有业务联系的其他地区的银行是否遇到了流动性危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是能看到全局，但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却要力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强调区域独立和地方利益。20世纪20年代还积极、有效、自信的美联储，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却变得消极防御、优柔寡断。
1929年股市崩溃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非常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除了鼓励纽约的各家银行自由贴现进行融资之外，它还买入了1.6亿美元政府债券。这一买入量大大高于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允许它买入的权限，但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声称，它有权为自己买入政府债券。按照当时《联邦储备法》的规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对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感到忍无可忍。当时任美联储主席的罗伊·杨，尤其看不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藐视权威的作风。当斯特朗继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哈里森，在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上建议大量买入政府债券之后，罗伊·杨马上代表联邦储备委员会通知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目前总体情况还不够清晰，因而美联储无法制定并采取永久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罗伊·杨后来离开美联储，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他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带头反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罗伊·杨之后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是尤金·迈耶。迈耶理解并支持哈里森的做法，却遭到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阻挠。时间长了，迈耶已是心灰意冷。到最后，人们发现，他对执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责越来越怠慢了。
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之后，美联储本来应该积极出手救助，但它反而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从道德的角度，对市场上的投机性行为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先是直接施加压力，尤其是道德说教，后来直接提高贴现率。本来是想砸中老鼠的鞋子，扔到了脆弱的花瓶上。结果是物价急剧下跌，经济活动紧缩。1930年，股市逐渐企稳，但更严重的危机到来了。美国的银行业大规模倒闭。成立美联储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银行业出现挤兑危机，但当危机真的到来的时候，美联储反而袖手旁观。他们错误地认为，市场竞争就是要淘汰一批“弱势”的银行，健康的银行会继续存活，而且会活得更健壮。他们错了。结果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发连锁性的反应，市场上的恐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30年12月，一家存款量达到2亿美元的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倒闭了。尽管这只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但它的名字让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个官方银行。市场此时已经是惊弓之鸟，哪里还能鉴别谁是健康的银行，谁是生病的银行。金融体系的多米诺骨牌倒塌之后，没有哪家银行能够幸免于难。
1931年9月出现了英镑危机。英国在“一战”之后恢复了金本位制，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是丘吉尔。丘吉尔对历史烂熟于心，但对经济却是一窍不通。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百年前，牛顿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时候的英镑与黄金的比价，似乎认为这样才能恢复大英帝国往日的辉煌。可惜这样的定价导致英镑高估。尤其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也受到冲击，英镑高估使得英国出口受挫，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1931年英国正式宣布废除金本位制度，英镑贬值30%。英镑危机之后，市场上纷纷猜测接着退出金本位的可能会是美国，国外的央行和金融机构纷纷开始抛售美元资产、囤积黄金。这时候，美联储同时面临着两个危机，一个是国外的黄金挤兑，另一个是国内的银行挤兑。对待国内金融恐慌时迟疑不决的美联储，面对国外的黄金挤兑却毫不犹豫。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那样，懦弱无能的人在遇到他们自认为在行的事情时，会突然如释重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制止黄金外流，美联储马上在1931年10月9日将再贴现率提高到2.5%，仅仅过了一周，又于10月16日将再贴现率提高到3.5%。纵观美联储的历史，这样急速上调贴现率，可谓空前绝后。如此剧烈的政策，固然阻止了黄金外流，但却导致国内银行倒闭和银行挤兑现象激增。这是一个转折点。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金融危机，如今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大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