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戒掉一些陋习。比方凡事好与人争的习惯，再就是戒烟。当然戒的是水烟，不是大烟，不是鸦片。一般读书习字、脑力劳动繁重的人，都特别容易沾染烟瘾。当时的烟草价格也不低，曾国藩是一介穷翰林，欠着一身的债务，既花了钱也伤了身体。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戒烟，而且一戒就是戒了三次，前后用了五六年功夫才戒清了。
最后，就是在病痛之中锻炼自己。曾国藩患有严重的牛皮癣，大家为此都传说他是蟒蛇投胎。说得有趣，但他本人却苦不堪言。因为牛皮癣发作很痒，痒起来就夜不能寐，只好“爬抓”，以至于每早起来，床单上都血迹斑斑。曾国藩长年在外工作，夫人不在身边，一开始用的是亲兵抓挠，后来用婢女抓挠，又怕惹出是是非非，索性自己忍耐。真是用足了“破釜沉舟的气势”来克制自己欲望。
注意培养自制力，管理者内心应该保持着一种“适度紧张”的状态，保持一种以“有事的状态过无事的日子，以从容的状态临有事的状况”的姿态。
第四周
星期一
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曾国藩日记·论自我克制》【译文】
想自立就必须要和别人一起立起来，想通达就必须和别人一切通达。
“立”和“达”，是中国古代两个非常典型的人伦标准。所谓“立”，就是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并应对、处理社会种种状况；所谓“达”，就是能够将自己的设想、理想等付诸社会，使得自己被社会认可。古人重视“立”比重视“达”更多一点，因为能立则能达，不能自立，就绝无“达”的可能性。
曾国藩创办湘军就是能“立”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当时在条件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找到一批志同道合，并且肯为他效力的朋友。通过这一批人来组建一支军队，同时也给他们报效朝廷的机会。在这种双赢中，湘军便“立”了起来。而对于普通的兵卒，他不是诱使他们为自己卖命，而是向他们提出“学好”、“好好做人、个个向上”的要求，使每个人都实现“立人”目标后，湘军才能自立。
“欲达达人”，也是曾国藩通过具体的事务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湘军兵出湖南之后，曾国藩一直对自己部队的推进速度不满。他想不通为什么，但看到胡林翼经常上书保举自己部将，往往一次性保举多达二三百人，反观自己只是二三十人，他立刻明白了其中问题所在：自己要想通达，就要给别人也提供机会和舞台。众多部将跟从自己，少数是为了捍卫礼教而战，更多的人希望建功扬名立业。这点无需要回避，因为很务实。
经营事业就如同搭建一个舞台，要使自己有立足之地，就需要邀请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登上舞台，一起呈现精彩，这才是管理者真实的使命所系。
星期二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
——《曾国藩日记·论自我克制》【译文】
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多是从勤勤恳恳做小事得来的。
管理工作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可能所有有经验的人都会说：“大事干不来，小事不肯干。”管理者不怕志向太大，就怕志大而心懒。在与家人的通信、训诫，以及上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始终把“勤”字摆在第一位，在他看来，由于“懒”，很多政令、政策都是实施得马马虎虎就中止了。因为实施过程中，如果不勤加管控，事态发展往往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实现。
在曾国藩一生的弹劾案中，他对于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弹劾属于比较严厉的。翁同书是道光年间大学士翁心存之子。这位公子哥出身的督抚，做事迟滞，担任安徽巡抚期间，他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有一个叫苗沛霖的人，自己组建了一支团练部队，愿意为朝廷效力，希望投靠翁同书。当时，安徽境内太平军势力很大，正是急着需要人才的时候。翁同书却懒得理会苗沛霖，即便勉强收编了他，也疏于答复苗有关军饷、驻地等的要求。苗沛霖一怒之下，带领着自己的部队，攻打翁同书的驻地寿春和定远。翁同书吓得魂飞魄散，丢了定远城，仓皇逃窜。曾国藩之所以要弹劾翁同书，也正是想给那些疏懒于政务的官员们一个严厉警告。经过他的上书参劾，翁同书即刻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
小事见勤，大事见智。管理者对于细节，对于小事的勤加关注、思考与管控，与对于大事大局的掌控要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认识上。
星期三
自作主张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
——《曾国藩日记·论自作主张》【译文】
得意就快乐，失意就发怒，就是被顺境逆境差使着的表现，何时能做得了自己的主。
曾国藩的全话是：“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他把一个不能控制好自我喜怒哀乐的人比作牛马，被人穿了鼻孔，人要走则走，要停就停。而世界上所有左右自己情绪、欲望的东西，都是穿人鼻孔的，从早到晚、从小到老，这样的人不知做牛马到了什么地步，非常可悲。
曾国藩的学生俞樾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辛好做人。”这两句话是“自作主张”的意思。在漫漫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尾声，曾国藩提出了“自己做主”的理念，和清代盛行的那些“奴才”理念相比，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他的出发点在于把一个人从自己杂乱的感性、情绪状态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更进一步的是，把人从世界上一切差遣自我的奴役中解脱出来。
当然，结论是“哀哉”的。人总是有许许多多的羁绊和欲望，这就是人和世界的联结，不可避免。超凡入圣、太上忘情，那只是无论孔子、还是曾国藩都无法达到的传说。因此，“历尽艰辛好做人”才是“自作主人”的真谛所在吧。
做好自我管控，不以僵死、冰冷、威权的管理为荣，让管理工作慢慢从制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成为整个组织或者企业无形却处处彰显效用的人文氛围。
星期四
持操自守
只是一个见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尽堕。
——《曾国藩日记·论坚持操守》【译文】
只因为一点小缺点，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做不成，也导致品德最终堕落。
中国古人很讲究“操节”，即一个人对自己认定的事业，要能够坚守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军。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也是对曾国藩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位读书人。他在长沙岳麓书院结识曾国藩，与他成为挚友。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用尽一切办法劝说曾国藩出山，打消了他层层疑虑，使得这位中兴功臣迈出了东征的第一步。郭嵩焘对于曾国藩的事业来说是影响巨大的，他几乎是一手塑造了曾国藩开放、开阔的视野。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提及“筠仙”（郭嵩焘的号），频率之高，无他人可及。
后来，郭嵩焘在晚清官场上屡起屡伏，最终，他远走英伦，成为驻英法公使，也成为脚踏实地看世界的近代第一人。但这种行动，使得郭嵩焘背上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中国第一位外交官受到了全国上下的辱骂，有大臣诬告他背叛清廷，还有说他阿谀西方。特别是在他家乡，无知的读书人还写出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来辱骂他。
不过，郭嵩焘坚持自己，出版了记录西方文明的书籍《使西纪程》，因此遭受了“二心英国”（类似“汉奸”）的参劾。直至死后第九年，还有人要对他开棺鞭尸。对于曾国藩所谓的不因为一个小缺憾而自甘堕落来说，没有比郭嵩焘更正面的例子了。
管理者要有耐磨之志，断定自己的信念正确的话，就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种因一点小挫折，就前功尽弃的，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冲动行为。
星期五
大易善悔
大易之道，莫善于悔。
——原文出自《周易》【译文】
造成变化的最大的道理，没有比悔思更好的了。
曾国藩在这里所提到的“悔”字，不是单单地指后悔，更含有反思的意思。曾国藩常常引用南宋哲学家朱熹的话来阐述：“悔字如春，万物蕴含其中等待萌发；吉字如夏，万物盛大茂密；吝字如秋，万物开始凋落；凶字如冬，万物一片萧条。”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最大的悔事，就是带领湘军进入江西，陷入困局后，抛弃大军，一个人回乡为父亲守孝。整整一年，他丢了担子一身轻松，但他手下的将领却把湘军从困境中带了出来，战事进行得非常顺利。他看到部将立功，自己赋闲无事，每日后悔，连连上书给皇帝要求出山。重新出山的曾国藩与前一阶段相比，性情大为一变，领军打仗，非常成熟，以后即便面临更大的困难，也能迅速地取得了对太平军的胜利。
一个理智的管理者，总会遇到无数的挫折，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反思，就是那种“被同一个石头绊倒过两次”的愚夫。所以，与“莽执”相比，“知悔”显得难能可贵。
无论是组织的领导者还是普通员工，都须谨记曾国藩“莫善于悔”的教导。谨慎做事，才能把后悔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