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狼藉”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东坡与黄山谷诸公买船载酒，赏月属对于赤壁之下。融天地而会古今，谏以往而知来者。兴之所至，开怀畅饮，直喝得个个酩酊，相与枕藉，肴核净尽，杯盘狼藉——打住，到这里，人们不难想象，那船中几案之上纷繁杂遢、乱七八糟的状况，因为大凡有过宴饮经历的人，都见过这类场面——除非你席间便已醉倒——只可惜兴尽离席之际，你却没有来个惊鸿一瞥，再回首看一看那杯盘狼藉的场面。因为你不知道，在那里还能审出“美”来。
当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狼藉”来形容书法，特别是草书美的时候，的确大大吃了一惊。因为手头辞书翻遍，除了“乱七八糟”、“杂乱不堪”之类的释义之外，还真找不出“狼藉”丝毫的“美感”来。一位当今书坛颇为走红的大书家，以“狼藉”来评价另一位曾经很是走红、且曾多年影响全国书展评审局面的“大书家”的作品，着实让我目瞪口呆，大跌眼镜。
那是一篇颇有分量的溢美之文，将那位曾经很是厉害的“大书家”与张旭、怀素、林散之并驾而评，可见已将其放置到了足以“旷世绝代”的高度。说张旭的草书“萧散”，怀素的草书“流丽”，林散之的草书“空灵”，某某某的草书“狼藉”。非但如此，还拿出明代大画家徐文长的字来，说徐文长的字也是一片“狼藉”之气，因而，这位先生当然也是有所师承，是有“出处”的。
我是先见徐文长的画，再见他的字的。那“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青藤书屋图》的确意境幽远，风格俊逸，笔墨之间自有一种高迈之气。然而，在见到徐文长的字，特别是他的草书的时候，的确没敢恭维。因为那里虽然也有着一些他自己的笔墨情趣，有着他宣泄出来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但以书法美来评判也好，直观感受也罢，的确觉着不是那么回事，说它“狼藉”，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尽管后来见到中国书法杂志曾将他捧到了上个千年“十大书家”的高位，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徐文长的字如果说是一个有个性的画家的字还说得过去，然而书法审美有着内在的规定性，虽然谁都可以拿着毛笔去张扬个性，但如果谁“张扬”了“个性”谁的就是好东西，且个性越出格，审美价值越高，此论我是断然不敢苟同的。任何艺术都是用以完善人生的，如果做艺术将人生“做”得无法排遣，以至于情不自禁落入歧途，我们绝不能说他是走进了正确的艺术门径。徐渭过分“张扬”所谓的个性，当个性受到压抑的时候无法解脱，走火入魔，最后杀妻自戕。张扬个性将他“张扬”到这步田地，哪里还敢在他那里审美！
如果说徐文长的“狼藉”之气，是怀才不遇的反叛与背逆的话，那么，如今一些位高名显的先生故做出来的“狼藉”之态，就很难不让人想到是艺术功力不逮又不想下真工夫的那部分人故弄玄虚的标榜了。我向来以为，“书法艺术”四个字，完全可以理解为“书之法”与“艺之术”，书而有法，艺而有术。如此延展开去，自然于后学是十分有利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学习可以锻炼可以捉摸了。否则，将书法艺术的造诣归于天赋，天赋不行就不要染指于书艺，实在是一部分并没有下多少真工夫却以只有自己知道的手段浪得浮名之后，害怕后学超越故意投放的“烟幕弹”，其目的除了吓退后学维持尽可能长的独尊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天赋出于勤奋，悟性也多源于习练。习练书法还是应该倡导回归经典，弘扬正大气象。我不否认书法或者其他艺术家的个性创造价值，但对于过分张扬的东西，它的历史认识与研究价值其实远在审美价值之上，不能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尽管美的标准可以见仁见智，但“格”不能出得太大。一个伟大的疯子在发疯的时候拈起笔来可能画出一堆“狼藉”的线条来，你可以研究这些线条反映了他当时什么样的心境与情绪变化，但你必须是心理医生。倘若书法理论家一定要给他找个名目冠以某种“美感”，且后辈刚学书法的晚生再群起而从，以为这就是“至论”，那就真是书坛的悲哀了。
关于徐文长兼及艺术批评现象的批评
读完疏影横斜先生搜集的关于徐文长的有关介绍和书法资料，感觉受益匪浅。以前我对于徐文长的了解，多数停留在对于他书画的观赏和简单的文字介绍上，虽然有些时候“窥一斑”也可以概述出“豹子皮”的大致特征，但实话实说，管窥蠡测，毕竟只是不完全归纳，不可能有完全归纳那么科学准确。不过，天下事真正能够做完全归纳的至今怕也没有几个物类——我们人类宏观上对宇宙了解的甚少，微观上对自己知道的也很是不够。于是，就只能认识到哪里说到哪里，大话与定论一般还是慎重些为好。
我对于徐文长的初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一本杂志的封三上见到他老人家的《青藤书屋图》，题款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泼墨写意，画境淡远，很是喜欢。于是便把这片纸专门剪裁下来，再褙上一层厚厚的洗像纸，夹到书里。与其说是做书签，不如说是为了随时都能看到它的方便。尔后由于一直没有再在这些个领域涉足，20多年间对于徐文长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了。
20多年，我对于书法的喜好一直没有间断。习练与阅读的领域日渐宽泛，对于徐文长的字也时常见到，当时的感觉是，徐文长的字狂放不羁，并没有多往深处想。中国书法向来有以文人书法、画家书法、政治家书法为那些文人、画家抑或政治家写得不太入眼的字进行开脱的先例，以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书家，即便字写得稍逊风骚，也可以理解，可以融通。直到在一期《中国书法》杂志的封二上看到徐文长被列入中国上个千年“十大书家”之一，才真的惊讶起来。
从后来搜集到的包括焦作“沁园春”网站上疏影横斜先生贴上的资料看，徐文长无疑是个才华横溢、性格乖张、狂傲孤介而又十分不幸的士子。本来已经是庶出，生母又不能见容于嫡母，虽少有才气，然在家不能倚重于父兄，出门又不能进身于仕宦，成年以后也只能入赘于妻家，够倒霉的了。即使40岁左右见用于兵部右侍郎胡宗宪，也的确有了立马昆仑、掣鲸北海的机会，然而天妒英才，好景不长，随着奸相严嵩去职，徐阶出任首辅，顺藤摸瓜，居然把胡宗宪给逮捕入京。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锒铛入狱，并死于狱中，胡氏幕府多受牵连。本来徐文长就代胡宗宪写过吹捧严嵩的文章，此时更如惊弓之鸟，思前想后，万念俱灰，旋即以锥锥耳，希望以死了却尘间烦恼。不过，此次自杀没有成功。此后每有舛运，他便自残，以至自杀达九次之多。而且有一次他怀疑继妻不专，居然将妻子杀死，自虐他虐到了发狂的程度。入狱出狱一直到他73岁溘然辞世，可以说一生命途多舛，是一个不幸的人生。
徐文长的不幸，首先是大才不能见容于世的不幸。中国古代的文人，很少有不恃才傲物的，徐文长也不例外。徐文长的画、诗乃至于文独具个性，特别是他的画，开大写意中国画的先河，对后世的扬州八怪、大涤子、吴昌硕、齐白石影响甚大。郑板桥常用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齐白石也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他的诗也确实很好，以至于后来公安派主将袁中郎在朋友陶望龄家中看到他的诗文稿，拍案叫绝，惊问是今人还是古人。这样的大才却生而不幸，也不能见用于朝廷，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所处的是个好的社会环境。
徐文长的不幸，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幸的缩影。在与徐文长大致同时，欧洲正在演化着一场意义与成就远大于自身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人性与神权的抗争。也许同种物类心脉相通，中国尽管早期的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形成，但明朝中期在文化界形成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在涌动，文学领域的公安派、性灵派自不必说，理学领域顾宪成等也在兴办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在东林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画界更是如此，徐文长早已冲破旧规，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不仅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也在画坛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沉闷已久的画坛“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然而，中国封建的桎梏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呐喊而稍加松弛，随之而来的是朝廷特务组织的残酷迫害，中国思想启蒙的航船就这样搁浅了。
当然，在说到诸多外部条件的同时，不能不提及，徐文长的不幸，也一定有他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在内。文人的细腻与敏感在社会的重压之下，使他发展到孤傲与偏执，早在得志于胡宗宪幕府时他就已经放浪形骸、性情乖张，屡次失败之后更是无所谓了。特别是在他杀妻坐牢出狱之后，二十年他几乎都是在时而清醒时而反常的情况下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畸谱屡称祟兆纷纭，盖精神颠倒至老未已也。”虽有时十分清醒，但的确常常精神错乱。对生命的尊重本身应该是他所倡导的那种思潮最终的宗旨——其实就连《圣经》也要把自杀者下地狱的——然而徐文长不仅不尊重别人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也缺乏足够的责任心，精神世界中萌发的人文精神与他不自觉下意识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不仅发疯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而且稍不如意便向自己开刀，自虐，自残，甚至自杀。人们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诸事遂心，如此脆弱的性格，即便放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难想象最终的悲剧结局。
说到这里，便该论及徐文长的书法了。
说到书法，自然要说书法的审美价值。徐文长书法作品的文物价值非常重要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从徐文长的书法作品中能够看到他受到压抑的人性在笔底的表现，从而感受到一个大艺术家当时的不平，进而推测那个时代是如何反动，推测徐文长作为一个大艺术家思想变化的轨迹与各个发展阶段的变化特征，可以说这些东西从他的画中能够看出一些——主要也在题款中——从他的诗中可以读到许多，真正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则是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当然，这些价值只能说是他书法作品的文物价值。
凭心而论，书法作品的文物价值不能代替它的审美价值。若是论及徐文长书法的审美价值，我实在不敢与当前的一些所谓的“权威”观点苟同。从徐文长之后，真正赞扬他书法成就的人并不多，袁中郎盛赞其诗，郑板桥、齐白石盛赞的实际上是他的画，尽管后来也有人强硬地把徐文长往苏、黄、米，甚至二王上靠，但说实在的，把手头能见到的徐文长的东西翻遍，不要说找不到上述大家的神，就连形都很难找到几笔。行楷之无足称，一些人便开始称其狂草，说狂草“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不计工拙，所有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去的笔画中了”。其实，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书法狂草的成就，以为只要是能够“见性见情，真挚感人”就能够“允为神品”，那么你走进民间，中国的“狂草艺术作品”可就“举不胜举”了，痛苦者可以为之，发狂者可以为之，兴酣者可以为之，酒醉者也可以为之，甚至儿童撒野也可以为之，只要会写中国字，只要记住基本的草法——那没有多少难度——就可以做“草书大家”了！
尽管后世的别人称赞徐文长书法成就的实在不多，倒是后世人从徐文长那里看到不少他盛赞自己书法成就的文字。他曾经说“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他应该非常清楚他的画最受欢迎，他的诗也很受推崇，但是他的字却没有几个人赞赏，所以才这样评价。就好像一个人卖东西，他把人们都能分明的价值最低的货标到理想的价位，剩下的你只能往上抬价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花招儿”。而且，徐文长为了让世人赞同他的上述观点，还抛出了一套更玄的理论：“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按照徐文长的理论，雅俗共赏如《兰亭序》《黄州寒食诗》《蜀素》《苕溪》之类，怕都得打入“非高书”之列了，因为这些旷世经典全都能“入俗眼”。
上天赋予人的才华应该是有限的，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已经不易，怎能路路都通，“盘盘皆和”？可是偏偏中国古代文人就有个毛病，总是要求全责备，有让自己“诗书画”“三绝”的，有让自己“诗书画印”“四绝”的，也有评人“琴棋书画”都“通”的。其实，才力能达到诸类皆通的人已是少数，更何况由于现实社会、生活万象羁绊，能投入到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精力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得诸多方面成就的名声，就要靠点拿不到桌面的本事了。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之中，不也照样有些想当“大书家”的人，自己知道才华不及古人，工夫也不及古人，干脆就来个不跟古人比。正道走不通就走偏道，偏道走不通就走邪道，甚至你用右手我用左手，你用手我还可以用脚、用嘴、用胳臂，使的都是怪招儿——怎么样？咱练的就是“专补火车外胎”的工夫，你成吗？更有甚者，他还有成套的理论。有的是自己弄出来的，有的竟然是花钱请别人给“捣鼓”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