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云变幻，暗流涌动
在上一章里，曾提到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译文惹得系党支部书记深夜上门，兴师问罪的事。其实他这并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之举，是与国家政治形势转变息息相关的。
说来那时我仍然十分天真，以苦为乐，事业至上，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已偃旗息鼓，该是平静下来修复创伤的时候了。国家不会再折腾，应是实实在在地搞建设的时代了。
作为一般群众，我并不知道1962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号召。但却预感到“风声渐紧”，不同寻常了。我的亲身感觉是由我的班主任工作所引起的。
约是1961年的冬季，系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叫你当班主任”。乍一听我有点怕，因为初出校门，还带着学生的稚气。我要带的这个班已经进校一年多了，有的学生只比我小一两岁，我胆怯地说：“我当得了吗？”书记说：“你试着看吧。”
由于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但也鼓足了劲，心想一定要把这个班主任当好。为此，我制订了工作的步骤。第一阶段在班里什么话也不说，对任何事都不表态，却经常与班干部和同学个别谈话，了解班级的情况。那时我是单身，行动自由，几乎每天在学生晚饭后到上晚自习前的空当时间里找一名同学谈话。谈得多了，与同学熟悉了，他们与我的谈话也就敞开了。但他们说的一些事情让我十分吃惊。
有一位学生，老是沉闷不语，我想和他说话，他总躲躲闪闪。后来，通过班干部了解，才知道，他原来在1960年入学后因为饥饿，一天晚上从学生食堂的窗户翻进去拿了个馒头，让食堂管理人员发现并捉住了。这个学生家庭出身是工人，就因为这件事，他被划为“坏学生”，并在班级大会上作了检讨，之后又进行了批判，从此他再也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件现在听来十分可笑的事。班里的一位同学，家庭出身是地主。给他家放羊的长工“羊把势”的儿子和他是同班同学和好朋友。土地改革前的1950年初夏，家里让他俩赶着两头毛驴，将两口袋稻子送到邻村“羊把势”家。土地改革后的冬天，“羊把势”的儿子叫了他去，让他牵回来一只山羊，喂肥了过年。就这件事，被上升为“转移财产”和“反攻倒算”，是“坚持地主阶级立场”。这位同学除了和其他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一样受到歧视，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使他思想包袱沉重，总是郁闷地低着头。我奇怪了，学校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呢？原来那时兴的是“向党交心”，汇报思想，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经常要求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并揭露剥削阶级的罪行。这虽算不上运动，却是党的要求，也是考验每个人对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每人不仅要把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向党交心，甚至要把隐藏在内心的私心杂念等交代出来（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位同学在“向党交心”时说出了他小时候的这件事之后本应是一身轻松，但恰恰相反，他受到批判，背上了“阶级立场问题”的包袱，而且一直背到毕业。这沉重的政治包袱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沉闷不语，少与人交往，为了打发时光，只有埋头念书。这学生偏又天资聪慧，学习极好，考分总排班里前几名，因此他又得了一顶帽子：“走白专道路。”这两顶帽子戴在头上，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越发沉闷，越发远离同学。
在那时，不消说有“问题”的学生背的包袱沉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们，都抬不起头来。我很同情他们，但又很难保护他们。聊以自慰的是，无论是出身好与不好，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我对他们一视同仁，这使他们感到宽慰。有件记忆犹新的事，当有人提议要对几位有“问题”的同学，包括那位“从小就有阶级立场问题”的同学进行全班大会批判时，我果断地阻止了。
我这班主任一直当到1964年夏天那届学生毕业。那时阶级斗争的风声更紧了。也不知是自治区的指示精神，还是学校领导独出心裁，竟在全校毕业班开展了一项叫做“试划阶级成分”的运动。由学生自报家庭成分，然后相互评议，确定你被划成什么成分。按说我是班主任，应参与此事，但一则我是非党员，参与此事会碍人手脚，其实，这本是胡来，不应给学生再划什么阶级成分，更不应“领导”学生自己给自己来划；二来家中有八十岁老父，风烛残年，我在学期结束前半个月已请了假，学校放假前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等我过完暑假回来，毕业班的学生们离开了学校。我得知那位有“阶级立场问题”的学生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被戴上“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帽子被发配到学校农场管制劳动，与他一同被管制劳动的还有中文系、数学系的几个“反动学生”，政治历史系的一个“坏分子学生”等。“向党交心”惹出的祸夺去了他宝贵的青春年华，他在农场里被管制劳动长达4年。后来他有一份工作时，已是而立之年。他领略了社会上的冷眼，饱尝了“另类”的滋味，却不咎既往受到的政治迫害，辛勤忘我地工作，从县农业技术推广员干起，植根于老百姓之中，深得群众信任，逐步被推举为农技推广站站长，县农业局副局长、局长，自治区农业厅农业处处长和副厅长。
应该说，上述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还不是在阶级斗争风浪迭起的时候，但已是暗流潜动，害人不浅了。
“向党交心”的事也在教师身上上演。一次会议上，支部书记严肃地布置，向党交心不是像学生那样，会上谈谈就了事，而是要写出材料，刨根问底地向党交代。在党的号召下，我把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等刨呀，刨呀，生怕对党不够忠诚，可是刨来刨去，实在刨不出问题。
好事能变坏事，坏事能变好事，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向党交心的事对我来讲是件好事，因为从那以后我确信，我的家庭、我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个人，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并非“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却也干干净净，堂堂正正（至于我个人曾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我当时并不知道），而我们系的党员教职工们却多多少少有点社会或个人历史问题。于是我骄傲了起来。当然，这对我以后的路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那时我们确实是把“向党交心”作为对党忠诚的表示。从另一方面，谁都没有怀疑过党对自己的关怀，我们写任何文章或材料时，开头总要有一句“在党的关怀与教育下”……
可是，在196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惶惑不解，这件事不是我们当时就知道，是事后的1963年才知道的。在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市召开的一个中央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说，你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加冕礼”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这件事令所有的知识分子激动振奋：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已被“正了名”。我是十分单纯的人，这时才忽然想到，难道我们原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是全心全意、不辞辛苦、尤其是忍着饥饿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吗？我们谁是资产阶级？我引为自豪、一点问题没有的中农成分出身也是资产阶级？难道知识分子就属于资产阶级吗？
其实，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脱帽礼”和“加冕礼”并未真正奏效，只让知识分子们空高兴了短暂的一阵子。两位总理反而因此而获罪，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顶峰：知识分子被列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排行第九，取名“臭老九”。这时的我，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了刚当大学教师时的那份荣耀、那种自豪，戴在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变成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压在头上，沉甸甸的。
2.刻骨铭心的阶级斗争之害
阶级斗争的狂风巨浪，把很多人都卷了进去，我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卷了进去。因为这是大环境，被卷进去的人很多，个人往往感觉不到剧烈的切肤之痛。我对于阶级斗争之厉害，还是通过自身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才体味到的。
前面说过，因为我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而曾被留校当助教，只因找了个地主出身的对象又被一脚踢出门外。支援祖国边疆社会主义建设我没有意见，也是我的志愿，但被人踢出门再去边疆，就对我的志愿蒙上了阴影，像是本非自愿，很有点被“发配”的意思。这倒也罢，我们去！
我找对象时思想很单纯，未曾考虑过对方的家庭出身会对自己发生影响。这次因为女朋友的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分配，但我想，去边疆就去边疆，该结婚还是要结的。
我向女朋友提出结婚的要求。一则年龄不小，该结婚了；更因为父亲八十高龄，天天盼我早日成家；大哥膝下无子，也催我结婚生子好过继一个给他；三则，我们一个在内蒙，一个在宁夏，两地生活很不方便，如果结婚了，组织上会早日考虑把我们调到一起。为此，我曾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把女朋友从内蒙调到宁夏来。但她的事业心太强，说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能集中精力于教学了，一再表示要专心工作，努力钻研业务，教学上能拿得起来了再结婚。我尊重她的意见，一年一年地等她，等到1964年的夏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忽有一天，我同教研组的一位同事找我“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你把女朋友吹了吧”。这同事虽是我的朋友，但身份是党支部委员。他与我谈话后的一个多月，我反复揣摸，恐他不是以朋友的身份，而是携带着使命与我谈话的。我困惑不解，感到沉闷，渐渐如背负重压，终日闷闷不语。重压之下，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找支部书记谈话。我直接向支部书记说明了那天支部委员找我谈话的事。书记知道了我的来意，立即板起了脸，沉闷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看吧，看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党！”我像当头挨了闷棍，嗡的一声，说不出什么话，木讷地从书记办公室退出，觉得昏天黑地，竟一头撞在对面的墙上。
往事一件件地涌上心头。
那是1959年的秋天，就是母亲离我而去，国家又黑云压城的秋天，我身着孝志由老家回到学校，痛苦的心情使我想避开任何人而孤处一室。但我要上课，还要做实验。而实验课是与她一组，这已是几年了。做实验必须与她接触，与她说话，就在这过程中，她的细语，她的眼神，她的温存，她的体贴逐渐地沁入我的心间。我体会到这种友谊的温暖，这种温暖从内心流向全身。
我们之间从友谊发展到爱情，但这爱情却无浪漫色彩可言，而是在低沉、缄默中相会，在忧伤、苦楚中惜别；也曾有微笑，但这微笑总带几分苦涩；也有过兴奋，但这兴奋总是转瞬即逝。我的心情受到因母亲去世而悲伤的影响，埋在她内心里的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因此而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她的心情集中反映在她的一句话中：“你说我们将来能幸福吗？”
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并没有公开两人之间的关系，直到临毕业时我打算带她回家让父亲看看，才惹出前文中所说的麻烦来。
留在山东农学院进修期间，我们公开了恋爱关系。那时班里除我俩而外，还有两对，都是公开的，我们这三对进出食堂吃饭时，都是成双成对，两人把饭打在一起吃。使我至今仍感念不忘的是，在那“低标准”、粮菜贵如金、吃饭成为人们第一渴求的年代里，我俩在一起吃饭的一年中，我每顿总比她多吃几口，而我每多吃一口，总觉于心有愧，而又总是无法推托。这一口饭，一口菜，携带着无尽的情谊和爱心，不是进到我的胃里，而是进到我的心里。
在紧张的进修生活中，我们这个班集体似乎置身于世外桃源，我俩各自内心的压力减轻了很多。班集体和谐、快乐、紧张的气氛使我俩的心境变得平静而轻松，忘却了外面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无情。这是我们恋爱过程中最为甜蜜温馨的一段时光，我们相互鼓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课业的学习，只在晚饭后才在一起散步。在这散步中，送走了秋日红叶的飘逸，领略了严寒中冬青的坚贞；春天的鲜花为我们展开了笑脸，夏日的绿荫激发了我们青春的活力。
进修班毕业后，我们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并在工作中不懈进取，孜孜以求，期望能在教学业务上站立起来。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培育着之间的感情，经过了漫长的三个年头。她曾在暑假里来过宁夏大学两次，我系的许多老师都看到过她，我在向系里打的请调报告中说明了她的家庭出身。
那时的社会，用人已很讲个人出身和阶级成分。山东省把出身不好的“烂杏子”发配到边疆，宁夏也是好样的，你“烂杏子”发配到内蒙可以，我这里可不要！
在1964年夏天，阶级斗争的风浪终于无情地把我们卷了进去。支部书记等于是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他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从那支部委员与我谈话起，一个多月还不见我表态，所以我一去找他，他就拉长了脸，说的那一句话，活现出他那愤懑的心情。
我真实地看到，这时的党组织，已不是我童年时看到的党员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的样子了。那时候，群众是爹娘，党员是孩子；老百姓是水，党是鱼。现在不一样了，党组织要摆出架势，体现出尊严；人们得主动去靠拢，向组织汇报思想。支部书记代表党，甚至某个党员也代表党，要“听党的话”，包括听党组织的指示和某党员的话，不管这指示与话正确与否。显然，支部书记的那愤懑态度说明了他对我很失望：你不仅没有主动靠拢组织，向党汇报思想，竟对组织上的明确指示置之不理达一月之久。这表明你经不起组织上的考验，和党不是一条心，那句狠话，就是最后在我背上猛击一掌，看你是否能够惊醒。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小腿扭不过大腿。我怎么向她说明呢？怀着苦闷和压抑的心情又经历了数月，本来每周一信的事也显得怠慢和不正常了。当我把她所准备的结婚用的两块大红绸子被面寄给她并什么话也没说时，她却一下子全明白了。
在人的一生中，会犯有很多错误，这是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这虽然可以从时代背景找犯错的原因，但我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没有顶住压力，坚持自我。孟子曾经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我唯一得以慰藉的是，我不属于孟子所称颂的“大丈夫”，所以也不配做她的丈夫。
我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首先我需请求同学和家人的原谅。老同学们因此事对我不满和误解，我收到了他们书面和私下的指责。我父亲和哥嫂很看好我的女朋友，大哥以训责的口吻说：“看你三拖两拖，最后黄了，让父亲临终还惦记着，不能瞑目。”应该说，我对不起她，对不起我家，尤其对不起父亲。
其次，我要用时间去抚平我内心的创伤。因此事我苦闷几年，郁郁寡欢，无心再涉及谈朋友和婚事。得知她已结婚的消息后，内心才稍平静。到我1968年结婚时，年已三十有二，那时国家尚未提倡晚婚，这般年龄才结婚是社会上少有的了。
2002年春，好几位同学当面或写信向我表示老同学聚会的希望，他们可能认为我在大学本科班里任班干部，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里是班长，我是这两个班一起聚会最适当的发起人。我盛情难却，发起了两个班在山东济南市聚会的建议。这是我们毕业四十余年后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为了应付聚会中老同学可能对我的“审问”，我曾写信给一位同学，请她在聚会期间替我出面说句话，打个圆场。我信中有句深情也是内心的话：“我为此事检讨了几十年，检讨得头发早白了，该能取得同学的谅解了吧？”其实，虽然往事并不如烟，聚会时同学们并未“审问”此事，却在无间的笑谈中传达了诚恳的谅解。我曾两次打电话给她，请她参加同学聚会，她因身体不适未能出席，这使我又添了几分内疚。
3.我们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了农村干部
1965年的深秋，我带着刚刚失去父亲的痛苦，带着没能回家为父亲送葬的内疚，被宁夏大学派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这是宁夏的第二批社教，我去的是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离银川市只十几公里。我的职务是大队工作组的秘书。
我去当社教工作队队员，对于为什么要搞社教，怎样搞社教等，感到懵懵懂懂。工作队进了村，把社教运动发动起来了，我才逐渐意识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农村三级（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干部的。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是对农村三级干部们“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的。靠谁去对三级干部搞“四清”？靠的是社教工作队以及在工作队领导下的各级贫协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贫协组织是贫下中农代表选举产生的，有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贫协组织。为什么要对三级干部搞“四清”，我是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
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有这“三年自然灾害”？按照权威人士的说法，并不是中央的政策不好，是中央的政策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们把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归罪于农村三级干部。当然，三级干部多吃多占，鱼肉百姓，动辄打骂群众，欺压良民等等，这些把柄使三级干部成为“替罪羊”。
其实，“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但是，既然上面怪罪下面，找替身，则只能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此，社教队进驻过程的一开始，就要大造声势，以势压人。
我们工作队进驻的第一天，先是到了县城，在县城开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工作队队员，还有三级干部、三级贫协组织、贫下中农代表等，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大会上首先播放当时宁夏第一书记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再是社教工作团团长、县贫协主席、贫下中农代表等讲话。显然，三级干部参加大会是属于被声势“震慑”的对象。大会开罢，各工作队、工作组分乘大卡车，浩浩荡荡进驻各公社、各大队。这时各大队和生产队的喇叭里重复播放着第一书记的讲话录音。这浩大的声势确实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对三级干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然后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大会，总之，从县到队的四级大会一致的目标都是“大造声势”。
在此之后，工作队队员“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一步步地展开“四清”工作。我们的工作组长和两位副组长都曾参加过第一期社教，算是“社教老手”。我是他们的助手和参谋，组长对我的特别要求是掌握社教工作中的政策。
正当我熟悉了社教工作、感到轻松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上午，县社教工作团团长骑自行车直达大队部来检查我的工作，他让我展示工作组所积累的全部材料，并在看后大发雷霆，批评我积累的资料很粗糙，过于简单，更批评我们“清经济”阶段查出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多吃多占的数字太小。他咆哮如雷地说：“你们这些数字，小得令人不能相信，你们的工作成绩太差！”我低头不语，掩盖着内心的不服。只是当他训斥“你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时候，我怕他一气之下，当场把我这秘书职务撸掉。不当秘书不要紧，但传扬出去会让我抬不起头来。幸好他发完了火之后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各大队工作组秘书会议上虽点名批评了我，但没宣布撤我的职。
从工作组进村的大造声势，到社教团长对我的一通猛训，让我隐约意识到我们下乡搞社教是如临大敌，绝不是社教文件中所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后来，我更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社教工作队成员不是下来教育，而是“整”三级干部的。
从1958年“大跃进”以及大办食堂以来，致使我家破人亡。我对农村各级干部本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社教要按政策办事，要实事求是，何况我只是秘书，大队上清出多少经济问题，自有组长、副组长负责，我只不过是把下面报上来的数字整理汇总。而我们的几位组长不愧为“社教老手”，他们从第一期社教中总结出“实事求是”是法宝的经验，也深知搞“逼、供、信”那一套害人害己的教训，所以对于经济问题，特别讲求实事求是，不搞逼、供、信。我们在“清经济”阶段所清出的问题，到“落实阶段”三对面（干部本人、工作队员、证人或证据）一笔一笔落实时，还就是那么多，既没有漏掉，也没有挤出水分。而在相邻的许多大队，“落实阶段”几乎挤掉了一半的水分，剩下的还不知是否仍存在“逼、供、信”的成分。到这时，我更觉得挨社教团长那一顿猛训真冤枉。
实事求是乃是众多仁人志士总结出来的“法宝”之一，通过下面的两件事使我对这一法宝的威力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一件事是，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革命”也兴起来了，有部分曾挨整的农村干部带领一帮农民把以前曾在村里搞社教的工作组长和工作队员揪到农村进行批斗，原因是他们在四清时搞了“逼、供、信”。一时间，宁夏各地农村来银川市揪斗社教队员成了一股风。许多曾下乡搞过社教的干部们都提心吊胆。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来揪斗我们，我们也并没有担惊受怕。
再一件事是我参加社教的大队成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避难所。那是1967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参加了宁夏大学最出名的保守组织，住在银川市中心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有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特地从宁大赶来告诉我：“还不快走，躲起来，不要命了？！”他这一说，真的提醒了我。因为当时石嘴山市的煤矿工人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成立了以武斗出名的“红12兵团”，浩浩荡荡杀进银川来，包围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总部银川市承天寺，并闹出了人命。在朋友的催促下，我立即动身，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拿。往哪里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社教过的大队。有几位“战友”非要跟我走不可，我只好带着他们，一行六七人一起逃走。我们离开银川时，已是傍晚。一路看见“红12兵团”的队伍，人人头戴柳条帽，肩扛长长的铁锚子，雄赳赳气昂昂，步伐铿锵，不时喊出震天响的口号或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威武地行进在大街上。我们个个毛骨悚然，两腿打着哆嗦走出了银川市，向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走去。
我们首先到了我的房东家，房东大爷知道来意后说：“我家住在大路边上，你们人多，容易走漏风声，不如我送你们到大队会计家躲起来。”我们摸黑到了大队会计家，他见了我，如同见了亲人，亲切爽快地说：“好！躲在这里没问题，为了更安全起见，我把你们送到芦苇湖中心的一所空房子里，那里有炉灶可以做饭，我现在就给你们拿一袋米、一袋面，吃光了我再送去，你们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他又找人帮我们搬来几个行军床，几件老羊皮大衣。第二天晚上又送来了些蔬菜。
大队会计的一席话和精心安排，让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半月。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领着一帮人躲在芦苇湖的事大队里的人们很快就知道并传开了。事情过去以后，我曾问一位社员：“当时都兴揪斗工作队员，为什么大队的造反派没来揪斗我呢？”这位社员说：“工作队员有实事求是的，也有不按政策胡来的。你们实事求是搞四清，大队造反派头头都说：‘王秘书他们是好人，我们大队当时没错整一个干部，让他们在这里住着吧。’”是的，我们没有整错一个人，我们进村时的大队会计，他没有经济问题，现在还是大队会计。他安排我们在这里躲下，不是为了感谢我，是感谢我们工作组全体。因为我们不曾以居高临下整人的身份去整过他们，而是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帮助他们。
按理说，社教不属于我当老师的应做的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党叫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所幸我们保护了农村干部，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也深刻体会到实事求是乃无价法宝。有了这两项收获，这八九个月的时光也不算白白浪费。
4.黄金年龄，黄金时光，都被“文革”折腾完了
自1966年5月我从搞社教的农村回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我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被卷进了这“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整整浪费了六七年的时间，这正值我三十岁左右，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段年龄。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大好时光没有用在我所钟爱的教学工作上，也没有用在我做梦都想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上，而是令人无比心疼、又无可挽回地白白流淌过去了。
在1966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而我国却在大踏步地向后倒退。本属于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拉得越来越大了。在这一时期，祖国的山河被糟蹋得千疮百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曾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惨遭迫害，甚至含冤而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我作为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事业无成，还在心灵上留下了许多创伤。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这一天晚上在北京中国航天中心隆重宣布中国“嫦娥”探月工程获得成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呵！但我翻开剪报册，看到1999年12月31日登载的《美联社评出二十世纪二十大要闻》之一是“在1969年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这报道使我浮想联翩。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科技领域建功立业，并以科技拉动经济迅猛前进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国家瞎折腾、把历史的车轮迅猛拉向后退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旷日持久的瞎折腾，也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由此而引起的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也许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的愿望也不至于拖到今天才初见端倪。1958至1976年这将近20年（实际上到1976年时，“瞎折腾”并未结束）的时间，对于年轻的祖国、对于渴望过好日子的人民，对于像我这样的一心要在教育事业上献身立业的教师来讲，这黄金般的光阴是何等可贵呵，损失了它又是何等让人心痛啊！
想起被卷进“文革”旋涡中的我和我的“战友”被迫无奈所经历的事情，感到可笑，更感到痛心。我们像暴风雪中迷失方向的羊群，听天由命，任凭摆布；我们心痛地抛掉了黄金般珍贵的时间，所得到的只是迷茫、遗憾、创伤和悲凉。我们青春不再，早生华发。我们在科教事业上如饥似渴，却又不得不饿着肚子、拖着疲惫的身躯遭受心灵上的折磨，被“文革”的惊涛骇浪卷来卷去。
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极平凡，或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从未抛头露面，更未站到风口浪尖。我不想叙说那些经历，只说“文革”对于我心灵的冲击，以及由于这些冲击所唤起的觉醒。
“文革”一开始，我怎么也想不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因为他们的矛头直指北大校领导，说他们是“反党集团”“黑帮”等等，要与他们坚决斗争，把它“彻底摧毁”。之后，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北大成了全国文革中心，在北大带动下，北京的大中专学生到全国各地，也来到宁夏“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紧接着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起云涌的所谓革命运动。我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和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走过来的人，怎能接受这超乎常规的事实？在1957年，不用说对校党委书记，就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甚至一个党员，谁敢说一个“不”字？你说了，就是反党，就会被打成“右派”。这党，不就是以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为代表吗？现在他们都成了“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不是翻天了吗？
不用说，我属当时“保守派”思想类型，参加的是保守组织。所以我后来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并因此被造反派批斗过两次，造反派还勒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并在大会上作检查。受批斗也好，作检查也罢，我思想深处并没有服气，并没有认错。批斗我的时候，我并没有低头，还有些趾高气扬。我毕竟不同于那些本人、家庭或社会关系上有问题的人，我一身干净，并不害怕。
接下来令我想不通的是红卫兵组织的疯狂作为，像是从西伯利亚吹来的一股强劲的寒流，席卷全国，一片肃杀。他们打砸抢烧，无恶不作。怎么也难以接受的是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并在自己的臂上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他老人家从1966年8月18日至1967年11月26日共8次接见了红卫兵。有了毛主席的支持，红卫兵更肆无忌惮，作为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大显神通。在这种形势下，我这样的保守派不是被批斗一下就能轻易放过的，造反派的红卫兵们为了打击我不低头的“嚣张气焰”，决定将我和其他几人游街示众。我看过当时游斗的情况，被游斗者胸前挂着牌子，在敞篷卡车上由两人分别一手扭着被游斗者的胳膊，一手按着头呈“坐飞机”状。但我侥幸的免遭此难，因为恰在要游斗我们的那一天，造反派红卫兵忽然接到命令：“夺权！”——夺自治区党委的权！有如此重大的“革命行动”，哪还顾得上去游斗这几个小萝卜头呢？
说起夺权，是我更难理解的了。这是何等的大事呵！真的翻天了！宁夏造反派夺自治区党委的权是1967年1月27日，称“一·二七夺权”。从1967年1月3日开始的上海的“一月风暴”，中心目标是要夺权，夺舆论界的权，夺中共上海市委的权。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这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在1月8日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他还认为，“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正是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上海的“一月风暴”夺权成功。1967年2月根据他的指示，将造反派夺得的政权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窃据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从此，“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市党委相继大权旁落，省级以下单位都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夺权斗争。
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不只是两派的夺权斗争，还包括围绕“夺权”而展开的两派之间的武斗。1967年，是全国武斗最为惨烈的一年，实际上，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两派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持有枪械，叫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对自己的阶级兄弟荷枪实弹，疯狂杀戮。1967年8月28日，康生下令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致伤残133人。康生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宁夏虽属边远之地，也发生了震惊全国、惊天动地的流血事件。
除了枪战，还有械斗，这虽发生在武斗的初始阶段，但同样十分悲惨。前面说过，当石嘴山的煤矿工人组成的“红12兵团”扛着三四米长的铁锚子杀气腾腾地进驻银川时，我是到贺兰县习岗公社新渠稍大队避难去了。其实我们当时的避难是多余的，因为“红12兵团”所针对的不是我们这些已经“臭了”的、失去战斗力的保守派，而是能与他们相对抗的有生力量保守派的红卫兵。尽管这些保守派的红卫兵节节败退，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银川市承天寺院子里，“红12兵团”仍不放过他们。在一个下午，发生了最后一搏的惨案。“红12兵团”用汽车撞倒围墙，冲进院中，有的红卫兵被赶上了房顶，“红12兵团”的人上房赶打时，一名16岁的学生从房顶上摔下来，摔死了。最后，这些保守派红卫兵被驱散或是像俘虏一样被压送到当时的体育馆。
武斗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帮子鼓动起来并推波助澜遍及全国的。江青所鼓吹的“文攻武卫”为武斗提供了“理论依据”。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倡导“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致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解放军参与了派性斗争。康生直接指挥宁夏的部队向群众开枪，王洪文在上海组织“队伍”，大打出手……眼看全国武斗愈演愈烈，革命群众惨遭涂炭，还是毛老人家英明，他指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来收拾残局，从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首先进入清华大学，随后各学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进驻了工宣队。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的事尤其不堪回首。但我着意回首的是“文革”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步步从人间走向神坛，又从神坛上走下来返回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引起我思想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国解放以来，毛主席一直是我们心中无比崇敬的伟大领袖，而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是刘少奇，并在他的主持下，把这句话写入了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里。此后，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愈益巩固，并一步步地由人间走向了神坛。到“文革”期间，“造神运动”步步升级，毛主席完全被神化了，到他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壮举，使全国“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毛主席成了全国亿万人民无比景仰的活神仙。他的挥手，具有排山倒海之势；他说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每一号召，都以汹涌澎湃、气吞山河之势遍及天涯海角！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毛主席在登上神坛极顶之后，又一步步返回人间。为什么呢？这用得上陈毅说的一句话“天王老子也有犯错的时候”。“文革”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从1966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在自己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八次接见红卫兵，到支持上海的“一月风暴”，到派工宣队收拾全国武斗残局，都反映出他“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意义，那就是使人们在思想深处认识到（虽然开始还不敢说出来）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文革”之前，谁敢说毛主席有错呢？“三年自然灾害”致我家破人亡，所以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我内心就隐隐作痛。“大跃进”是错，可谁敢说出来呢？彭德怀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战功盖世，尤其在保卫延安战役中，宁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但就在1959年他说了些实事求是的话，就被打倒。“文革”，可以说是他老人家又一次惹了祸，这错为历史所肯定，是推卸不掉的。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圣贤也会有过，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不也犯了鄙视妇女为“小人”的错吗？圣贤是实有的，神则是虚构的。天上没有神，地上更没有，靠“造神运动”神化不了人，人都是有缺点、会犯错的。
写到这里，我要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红12兵团”说句话。他们本是纯洁、善良、耿直、仁爱之人，是强烈的舆论煽动使他们失去了理智，压抑住了善良、仁爱的本性。当时谁也想不通舆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煽动力，竟使善良人一时泯灭本性而变为疯狂。事后人们认识到，舆论是受权力所指使。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舆论工具甚至会令人疯狂到杀人的程度。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说：“权力使人杀戮，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杀戮。”
5.洪涛激荡中难有温馨港湾
1968年秋，“文革”的又一股风从北京吹来，宁夏也跟风成立了“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虽说指示面向军队，但涉及工、农、商、学各方面，其中关于“学”是这样指示的：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后，“文革”正如火如荼发展，造反、夺权、派性斗争等一浪高过一浪，让能左右历史潮流的人们把这一指示暂放一边，直到1968年10月初毛主席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开办“五·七”干校之风，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其实，大办“五·七”干校是林彪、江青一伙借用毛主席“五·七指示”迫害、束缚广大干部、群众、排斥他们的权力障碍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动机由王洪文一语道破：“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我们下放干校时，被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用心蒙在鼓里。宁夏大学在组织“五·七”干校时，造舆论说到干校劳动是光荣的事情，报名当“五·七”战士需写志愿书，去干校时要戴大红花，等等。我当时对于去当“五·七”战士特别踊跃。一是因为“文革”两年多了，在大风大浪中被冲击得晕头转向，身心疲惫，下放干校劳动将会得以解脱；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复课闹革命”的风浪中受到捉弄，想寻找避风港。
“文革”的风总是一股股地劲吹，“文革”的浪总是一浪高过一浪地漫卷。在大办“五·七”干校之前，不知从哪兴起的一股风浪：“复课闹革命。”
红卫兵大学生要“复课闹革命”，让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害怕，因为他们的真心不在于“复课”，而在于“闹革命”。
开始的几门课恰有我所教的“作物栽培学”，这门课一般由几位教师接连着讲，排在开头上课的是我同教研组的一位女老师。她很害怕，就赖着我，让我替她先上。我说，按顺序你应先上，你要讲的作物是你的专长。她说：“那也不行，我一想到要上讲台就浑身发抖，真的上了讲台，还不被吓得筛糠？你替我先上，说什么也得替！”她死缠活缠，我被赖得无法，只得替她先上。
为了讲好课，我对讲授内容认真准备，尽量把讲课内容“革命化”。首先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讲课内容，在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段落的内容中都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其次，尽量减少理论内容，增加实践内容，并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第三，在讲述技巧上尽量深入浅出，采用启发式教学。我还在讲课前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征求意见，把要讲的内容，讲课方法等向他们“汇报”，征求他们的“指导”。
我作了这样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心里仍在打鼓，所幸我的课是在第一周的星期三，于是我在星期一、二分别听了两位老师的课，以取得经验和教训。
星期一的课是“土壤学”，任课老师是一位年长的老讲师，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均清白，只属“反动学术权威”。他一上台，先引用了毛主席语录，讲课内容也深入浅出，只是讲得生硬呆板，不敢离开讲稿，怯生生的，不敢越雷池半步。讲了不到20分钟，一位同学站起来发问：“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这学生一带头，愤怒的发问接踵而至，课堂顿时沸腾起来，最后不是质问讲课内容，而是转为批判，批判他是“臭权威”“没改造好”“还在放毒”等。最后的下场是：“滚！还不滚下去！”
星期二上午的课是“肥料学”，讲课老师也属“反动学术权威”的老讲师，他的下场更糟糕，因为只一刻钟，他就被质问、被批判、被轰下了台。
我这时慌了神，手足无措。下一个被轰下台的将是我！心存一丝侥幸的我是青年助教，不是“臭权威”。我站上讲台，心里七上八下，首先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在讲课内容中自以为得当地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在20分钟之内，我站住了脚。接下去，我讲到农作物的抗旱特性，并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作物比喻为站在干旱条件前哨的不屈战士，正当我自以为成功站稳讲台时，一位同学坐在那里用较温和的口吻说：“老师，我们想听的不是作物如何抗旱，而是怎样才能高产，我们需要的是‘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在他的带动下，红卫兵们七嘴八舌，提出了一个个问题，课堂照样沸腾和激昂了起来。但我的下场比他俩好些，一是被批判的时间短些，再是最后没喊“滚！滚下去”，只是说“你下去吧，好好准备准备再讲！”我的下台比他俩稍微体面些。
这次登台上课的遭遇烙印在我心里。造反派红卫兵本无心复课，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人当猴耍了。他们挨着个耍腻了之后，抬起本不愿意粘板凳的屁股，又东冲西撞，闹别的革命去了。
上讲台的遭遇印证了毛主席的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大学的讲台将不再属于我。我虽不是“臭权威”，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诸方面也清白，但仍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去“统治”学校，而是被恣意捉弄，像旧社会的小媳妇被婆婆指来骂去。我何不去“五·七”干校劳动，那里或许是避风港，可以为我遮雨挡风。
那时，自治区直属单位，按不同的机关组成了干校的八个营，分别去不同的农场或农村劳动。宁大的干校属区直机关“五·七”干校第四营，劳动地点在宁大自己的罗家庄农场。我们营的编制是营部之下有两个连，每连有两个排，每排3-4个班。校革委会副主任来宣布编制时，我与医疗系的一位老师被任命为营部政工组的工作人员。这一任命使干校战友们对我刮目相看。我虽非“根红苗正”，但还是沾了一身清白的光。后来我才知道，正是那位宣布编制的副主任（曾是主管校组织部的革命老干部）选来选去，才确定我们二人是最适合人选。
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个个都心情舒畅，兴高采烈，像刚刚从笼子里放飞出来的小鸟。我当然比一般“五·七”战士还要高兴。我俩既是营部对内对外的工作机构成员，又是营长的参谋和顾问，这样高的政治待遇给予我极大的荣耀。我再也不用低声下气走到造反派跟前送检查作检讨，再也不会从讲台上被批判和轰下来了。干校里的战士有的原是造反派，有的原是保守派，现在都一样，他们都十分尊敬我。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笑口常开，走起路来咚咚作响，工作起来更是十分起劲了。
“五·七”战士的生活是紧张的，每日出早操，早操前列队肃立于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早操后有半小时读毛主席著作。早饭后以排为单位，整齐列队，扛着红旗，高喊口号，大步迈向田间参加劳动。下午也是这样。晚饭后稍作休息，集体跳一段“忠字舞”，便是晚间的座谈讨论或集体学习毛选，最后在排长的领颂下向毛主席作“晚汇报”，然后是晚点名。在干校时，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最为频繁的时期，最新指示多在下午7点钟新闻联播时间发布。最新指示一发布，我的政工组同事立即协助各连排集合队伍，我则立即伏案为营长写“欢呼词”。大约15-20分钟后当队伍集合好并点了名时，我的“欢呼词”也写好了。之所以写得这么快，是因为我在政工组主管宣传，有些套话，如“山在起舞，海在歌唱，欢呼毛主席又一最新指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又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等等早就积累在脑子里了。营长高昂地宣读完“欢呼词”之后，全营列队在夜幕的笼罩下，沿着马路游行，高喊口号，一直游到口干舌燥，腿也走乏了。
“五·七”战士的生活也是艰苦的。特别是刚下干校时，来自医疗系的战友们，大多既是老师，又是医生，那些比手术刀和听诊器笨重的锄头、铁锹、镐头等等怎么都不听使唤，更何况那些女战士，有的身材娇小，手臂纤细，粗重的铁锹、镐头等总与她们较劲，像要把她们扳倒似的。在初冬乍寒之时，我们赤着脚，踏着冰碴儿在挖排水沟。第一脚踩下去，冰冷刺进骨髓，传遍全身。打了几个寒战之后，我们拼了！抡起镐头或铁锹干了起来。其实只有这样，勇敢向前，毫不萎缩，才能战胜这股寒气，浑身热乎起来；相反，越怕冷，越哆嗦，也就越冷。这显然是男子汉的气概，但女战士则不一样，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经期踏着冰碴儿劳动，后来就患下了妇科病。难道她们不会申明不能下水踏冰的特殊情况吗？只能说，这是那时，不是现在，时代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政工组还是有所察觉，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能力，以办壁报、办广播组稿件宣传毛泽东思想等名义照顾了体弱的和怀孕的女战友。这当然是深得私下赞扬的善举。
我毕竟出身农村，自小参加过农事劳动，还有在山东念大学时下放劳动的经历，又有到宁夏后带学生下乡实习和社教期间参加劳动的锻炼，干这些农活儿虽是艰苦的，却比大多数战友适应得快。在他们中间，我体力虽非最强，技术上却是“把式”级别的，这样的综合能力造就了我的自豪，特别是在隆冬12月末割芦苇的战斗中，着实让我骄傲了一把。
罗家庄农场原是宁大农、牧两系的实验农场，有1200多亩农田，几十亩菜园，还有一大片芦苇湖。割芦苇一般在12月下旬进入隆冬季节的午夜至黎明之前，此时芦苇秆被冻得硬而脆，容易被折断。割芦苇在行的方法不是用镰刀，而是用推刀。这推刀前面横着约80厘米长、7-8厘米宽、半厘米厚的一具刀片，其刀口厚而钝，刀片两端各与木柄相连接，而木柄又与手推把手相连接。用这种推刀割芦苇实际上不是“割”，而是用力把它推倒，伴随着身体的起伏和有节奏的猛力前推，就“喳——喳——”的把冻得硬而脆的芦苇齐着冰面一片一片地推倒。这种活儿既靠身体和手臂有力，更靠巧劲。我开始不行，只推了几下子，就累得浑身冒汗。练了几天，逐渐摸到了窍门，得心应手了，内心高兴得像是掌握了一门艺术。能有这种艺术的，全营战士屈指可数，就是当时的农场工人，也不是个个都能。那割芦苇的战斗场面，虽是在漆黑和冰冻三尺的深夜，看不清人影，只听着此起彼伏的“喳——喳——”声和一片片芦苇倒下的“沙——沙——”声，你偶尔走近某个战士（他或许只能用镰刀），隐约可见他脸上、军用式棉帽顶上正冒着汗气，你就可以体味到这场面是何等热火朝天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劳动生活是很艰苦的。可在当时，却并没有感到苦。相反，却感到解脱、轻松、自在。因为似乎离开了“文革”浪潮，离开了武斗场面，没有了派性斗争。造反派与保守派混在了一起成为亲密战友，在共生活同呼吸的朝朝暮暮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当然，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作为避风港，因为阶级斗争的风浪可席卷每一角落。在我们劳动场所，还有另一支队伍，他们不属于我营编制，是全校“牛鬼蛇神”队伍，他们被监督劳动，“早请罪，晚谢罪”。还有我们营内新产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或因为写错了某个字组成了“反动标语”，或因为喊错了口号形成了“直接攻击”。例如，二连有个原是宁大管组织的处级干部，在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游行中，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的口号喊反了，成为“美帝必胜，越南必败”。这一“现行反革命”的出现，成为我营的爆炸性新闻。免不了的是天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我们两个政工人员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息事宁人。批判了几天，劲有些松了，我们通过布置新的学习任务转移了批判。
“文革”的风浪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当我们在干校度过1968年的严冬，期待1969年早春之时，新兴起的一股风浪把宁大全校教职工都卷到青铜峡县（今青铜峡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部队下放后不久，我们这些早先下放到农场的“五·七”战士，可能是因为不够“三同”的原因吧，也随之被下放到青铜峡，但保留了区干校第四营的编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
说起“三同”，我感到莫名自豪的是，我们干校四营的伙食一直是办得顶呱呱的。刚下干校时，营里配有一人专管生活和伙食，他与我们政工组二人是好友，什么事都商量着办。因为下干校时只提劳动，没提“三同”，我们就自己开灶，学校也配了一名炊事员。但近200人吃饭，一名炊事员不够用。我们商量了个办法，决定各班战士轮流下伙房，买菜、做饭和伙食账也轮流管起来，炊事员师傅只负责技术指导。这样无形之中产生了比赛的效果，各班都在暗暗表现自己饭菜做得又好吃又干净，花样翻新又节省了伙食费。各班改善伙食的主要方向是增加菜的数量和花样。每隔一二天可吃一次肉，虽然常常是最便宜的猪头肉；有时还能吃上鸭子，而且有些奢侈，每人都是半只，可以开怀美餐，大快朵颐。这样，有限的粮食定量加上花样翻新的足量蔬菜，使“五·七”战士在重体力劳动下保证了身体健康。入冬时节，个个在劳动、伙食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出落得黑黝黝、红扑扑的，健康有神。
下放到青铜峡县之后，我们仍然自己起灶。原因是下放晚了一步，全校下放的人多，没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可让我们去同吃，就带上了炊事员和灶具，垒灶做饭。这虽缺了“一同”，也不敢经常吃肉，只能在农村收些鸡蛋（此时城里仍是定量供应）。菜少了些，就在主食上改善花样，有时还炸油饼子。好的伙食继续保持了战士们在繁重体力劳动时足够的体力。因为下放到农村与在农场时不一样，早晨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肚子里没垫底怎抵得住寒冷与重体力劳动双重侵袭！我们“三同”得不彻底，好处是保住了身体。干校四营的战士们下乡后很少有人得病，也就没人追究“三同”是否彻底了。
我们在劳动中送走了冬季，迎来了春天，眼看着麦苗绿油油地长高。在春小麦刚刚秀穗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上级的命令：结束下放劳动，回校复课闹革命。
这一命令使当了八个多月“五·七”战士的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我内心的感情是复杂的。心存对回校“复课闹革命”的抵触，舍不得相处数月之久、建立了深厚感情的诚朴农民，忍不住弹抚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的硕大麦穗。但是，我将要离开、也愿意离开这里，因为即便抛开大学教师的职业操守不管，我更向往自己的家。
我妻子与我一同下放干校，他们是区直干校一营，那时她已怀孕。劳动了两个多月之后，受营部的照顾，被派到城里的机关上班。她不能骑自行车，每天挺着大肚子步行数里路两个来回。当她感到快要临盆的阵痛需赶紧去医院时，又怕家中不知，只好勉强支撑回家。走近家门口时，是邻居首先发现了她，并在板车上铺了床棉被把她送进了医院。我岳父好容易找了个电话告知我，待我立即赶往医院时，我的儿子已经出生了，这是在春节前三天农历腊月廿七日。我陪了他们一天，还得回干校去劳动，是岳父、岳母承担了一切。岳父此前连续动过两次胃切除手术，身体虚弱不堪。他们对我的恩德我永铭在心，永志不忘。
如果说在罗家庄农场劳动时，每周尚有一天可以回家，下放到青铜峡县之后，中间再没回过家。我只做了一件事：托朋友在供销社买了几斤鸡蛋，再托人带回了家。
我的妻子啊，你怀孕期间和生产后，我没能呵护你，没能替你分忧，没能为你分担繁杂的家务。
我的儿子啊，你来到这纷乱的世界，我没能多看你几眼，没能为你抹屎擦尿，更没有机会向你倾泻我的感情！
我满怀深沉的内疚，痛感未能尽丈夫的责任，未能尽为人之父的责任。唯可借以解脱的是，这些皆非我愿，是没法子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由于“文革”的派性斗争作祟，有许多家庭夫妻成仇，兄弟反目。我家则不。我时时刻刻心系着家，向往着家。现在，我拖着这历经沧桑的疲惫身躯，怀着对宁静和平凡生活的热烈向往，就要回家了。啊！家！家或许是能遮雨挡风的温馨港湾！
6.“文革”的折腾与生活的苦
下放干校劳动结束之后，1969年夏，“文革”已进入“革命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期。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不同派别之间结束了明的争斗，可以坐在一起商量问题了，也对工厂、农村的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学校里，师生们也能坐下来考虑教与学的事情了。
无论在大学或中学，教与学首先要考虑的是教材问题。那时的大学里，从解放后就没有固定教材，只有参考书。至于中学，“文革”前就有正规的课本，但那时认为这些课本需要砸烂，不能用了。于是，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直属教育厅领导的教材编写组，重新编写中学课本。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在1969年盛夏，我又受到了重用。
当时的宁夏教育厅（也经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跟着全国的形势走，也决定成立教材编写组。分别从宁大，有关县、市中学等单位抽调了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和技术人员成立教材编写组，我被抽调进来，还被任命为编写组负责人。与我共同负责的是一位造反派学生。恰巧，这是我所在系的学生，他待人平和，似乎也完全忘记了我曾是保守派，凡事总是先与我商量；我也十分尊重他，所以我俩配合得非常和谐。通过这段交往，我们成了朋友。后来他还帮我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他公社党委秘书的身份，把我外甥女从黑龙江北大荒农场调进他所在的公社落户做跳板，后来上了学。
教材编写组成立后，教育厅革委会的领导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指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大体的工作进程。这时，先行一步的兄弟省、市已编写出中学教材的初稿，可供我们借鉴。每种教材由3-4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头编写，小组讨论通过后，再交编写组集体讨论。
那时搞教材编写，似是从“文革”的动，走到“文革”的静，但这“动”与“静”都属于瞎折腾。“文革”原本就是瞎折腾、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
首先看编写组的成员。虽有一部分是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老师，但也有不少未从事过中学教学、甚至是对中学了解甚少的人员。以《农业基础》编写小组而论，除了我，还有一位是农科院专门研究水稻的以及那位与我一起负责全组工作的学生。我们三人谁也没有从事过中学教学，摸不着中学的特点，难以根据中学生的知识需求、中学的教学规律、中学的培养目标去编写出适合中学生的教材。当然，对于这门课是否应在中学开设，更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
其次看指导思想，那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是“大破大立”“破字当先，立也在其中了”。认为旧教材一无是处，需要砸烂。可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并不知道旧教材到底怎样的一无是处，怎样去批判它、砸烂它。我们所能遵循的只有一条：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教材内容，却又不知如何去统帅，就采取一段教材内容加一段毛主席语录的机械式的结合；有时还要加上几句批判刘少奇“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论”之类的语句。这有时会闹出笑话，参加编写数学教材的有位水利部门的技术员，在编写中引用了大量毛主席语录，还在一处批判了刘少奇的论点之后写了一句：“真他妈的放狗屁！”我们编写组集体审定时，听他念到这里，都笑了起来。试想，如果不加修改地采用这教材，老师又照本宣科地念了这句，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
编写的指导思想还包括“少理论，多实践”。本来，中学生要学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可为以后的学习或科学实践、生产实践奠定基础。就是我参加编写的《农业基础》，也不可能使学生学了这门课就会种田、就能从事农业科学研究。但在我们编写中不得不删去那些最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却“结合宁夏农业生产实际”写了水稻、小麦、玉米、糜子等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和栽培技术等，而且每种作物的编写都雷同地引用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等。在集体审定时，我觉得这教材很乏味，但形势所迫，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毛主席语录和数、理、化基本知识的结合就更让人感到机械无味了。我们虽然不得不遵循厅革委会的编写指导思想去编写，但私下却对自己编写的教材评头品足，自己否定自己。所幸我们编写组的人相处融洽，谁也没有把私下的话抬到桌面上或是打成“小报告”。
我们编的一整套中学课本又经教育厅革委会审定，交由当时的人民印刷厂（原新华印刷厂）印刷。其实这算不上是我们的编著，只算是违心的瞎凑合。至于使用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到教育厅编写组工作的这七八个月里，我有机会住在城里家中（在宁大上班时，我住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这似乎可以补偿我总是不得着家的遗憾，深感家庭的温馨，暂时实现了我所向往的宁静平凡生活的愿望，尤其每天可以见到儿子，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这时的家和这份暂时的工作，确实成了避开变幻莫测的“文革”风云、能遮雨挡风的港湾。
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让我感到幸福、快乐、温馨的时期，都不是物质生活可给我以满足、更不是可给我以享受的时候，恰恰相反，都是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时候。这七八个月的生活基本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人们不觉得生活苦，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平民百姓的生活差不多一样苦。大家都苦的时候谁都不觉得苦，正像现在大家谁都幸福却谁都习以为常，觉不着幸福一样。
“文革”是社会大动荡、大动乱的运动。全国城市工厂、广大农村的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干扰和破坏。虽然工人、农民对“文革”有抵制，但是工人、农民的小腿扭不过社会动乱的大腿，全国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使城市供应紧缺，人们不得不在什么都凭票定量供应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艰难生活。
那时，生活物资几乎全是凭票证供应，票证比钱更重要。票证之多是由“文革”逼出来的中国的一大创举。有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糖票、香烟票、酒票、豆腐票、粉条票、大白菜票……大约30余种。那时，一些紧俏物品，是需有关单位开证明才能得到的所谓特殊供应，例如牛奶。我岳父两次做胃切除手术，年老体衰，需由医院开证明才能每天供应半斤牛奶。我儿子生下来，妻子吃不上营养品，没有奶，但儿子沾了我在干校劳动的光。我那时劳动的罗家庄农场，畜牧系有实验用的几头奶牛，我托人买实验奶牛的牛奶，每周两次送回家中，下放到青铜峡后，则由我在农场的朋友把牛奶送到家里。我至今感激这些朋友的雪中送炭。
那时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仍是每月24斤。每月定量供应半斤猪肉（回民是羊肉）、3两油。半斤带皮、带骨的肉只供全家的凑在一起，每月漤一次菜时吃几块肉香香嘴，再等下个月了。3两油怎么炒菜？所以大多是开水煮菜。吃这样没油水的饭菜总肯饿。当时宁夏的第一书记是“全国学解放军”的产物，是从兰州部队下来的，姓康，市民们私下里“亲切的”称他“康半斤”或“康3两”。
这样的供应延续了十几年，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松动。买粮买肉还得凭票，但肉铺里的猪骨、猪皮不要票，早早排队可以买上。我家每周去买一次，炖一大铁锅，每天漤菜、做面条，能改善一周的生活。
当时的布票供应是每人每年7尺，只够中小身材的男子做一件上衣。年年7尺布，衣服怎能够穿？所以，大家都穿旧的、带补丁的衣服。真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学教师当时算是体面的人物，但谁都没因为穿带补丁的衣服感到不体面。在整个60和70年代里，我像样的制服常常只一件，星期天上午洗了，下午再穿上去学校，只把这制服穿得由蓝而浅蓝，而发白，领口和袖口以及双肘也打上补丁，至于裤子，则常是带补丁的。有的裤子在屁股、两膝上各有一个大补丁，补丁的面积占到裤子面积的三分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是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才华横溢，卓尔不群，课教得极好。在冬天天冷时，他为了防止腰间空荡荡的发冷，就在穿得发灰了的黑色棉制服外面拦腰扎了一道用稻草搓成的草绳子。他着这样的装束，常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编写中学课本期间（他与我一同下干校，一道被抽调进教材编写组），我妻子为他做媒找对象，在过春节前的冬天相亲，我悄悄向他开玩笑说：“相亲时可不要扎稻草绳子啊。”
大学教师是这般装束，在家玩耍的孩子的穿着就更难讲究了。我儿子渐渐长大，男孩子没有不贪玩的，衣服自然破得快，总是带补丁的。有一件夹克是我出差时给他买的，他很喜欢。到后来，这件夹克上有七个补丁。我岳母的针线活做得好，这七个补丁似乎天衣无缝，但布的颜色却是不相同的。我把儿子的包括这件夹克在内的几件衣服留存起来，以备将来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搬家时他们趁我不在家，把它们扔掉了，我感到很可惜。
在教育厅直属教材编写组工作期间，我享受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工作上也展现了我的组织和业务能力。全编写组的工作让当时的领导十分满意。在1970年的春天，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教育厅的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让我正式调到厅里工作，说马上要成立一个直属教育厅领导的教育研究室，专门研究全区中、小学包括教材在内的教学问题，并将任命我为负责人。这无疑是厅里对我的肯定和褒奖，我十分高兴。我本留恋大学的讲台，但因在“复课闹革命”中受到捉弄，所以当面应允了。可就在此时，宁大的一位领导出面了。他亲到教育厅数次，定要把我要回到学校去。那位校领导的胆子也真大，为了要我回学校，竟敢与教育厅的领导几次闹僵，最后竟大吵了起来。说来当时宁大归教育厅管，但教育厅对宁大并没有人事权，无奈只好把我放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