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乘风而上
在山东农学院进修结束之前，我不知道中国有个宁夏。在宣布分配方案之后，我才查看了新出版的《中国地图》。在祖国的大西北，有个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首府为银川市，这是我将去报到的城市。
我离家时，大哥让我带上大嫂二十几年前嫁到我家时的一件嫁妆——一个油漆剥落、旧得发黑、板子很薄的木箱。我有了这个木箱，感到莫大的满足。因为从出门念书以来，我的所有家当都是包裹在一个布包袱里，而这木箱可把衣物、零用品以至文具等都归整到里面了。尽管在那个年代里很少会看到提着皮箱上火车的人们，但我带着这又黑又旧的木箱，肩上还挂着一个布口袋式的包裹辗转济南、北京等大城市时，许多行人都对我投以不屑的目光，好像在说，这小伙子大概是去逃荒的吧。
我上了火车，一路孤寂，只能静静地品味离乡的愁思。渐行渐远，沿路的景物也常为这愁思增添一些凄凉。火车由济南向北经过德州一带时，连绵的秋雨竟使铁路两旁的积水如一片汪洋。在苍茫的暮色中，火车缓缓行驶在这“汪洋”里，令我提心吊胆，生怕有“翻船”的危险。德州地区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天不作美，这“汪洋”里的庄稼难道会有什么收成？经年饿肚子的农民恐怕连地里的野菜也找不到了。
火车离开北京向西，不久便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京张铁路是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主持勘测和设计的，火车为了爬一段最为险峻的山路，需有两个火车头同时拉动，在这山坡上的一个小站，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火车停在这里二十分钟，是让旅客们瞻仰这位誉满中外的科学家昂首向前、指点群山的雄姿。我凝视着詹天佑的铜像，浮想联翩，这位科学家年轻时留学海外，历尽艰辛，学成后毅然归来报效祖国，设计并修筑连外国铁路专家都曾望而却步的京张铁路。他历久弥坚，排除万难，才会有这样的科学成就。詹天佑的博大胸怀和巨大成就激励着我，向前吧，我还年轻，初出茅庐应如初生之犊！
火车再蜿蜒西行，步步踏入荒凉，尤其自呼和浩特市以西，铁路两旁几乎看不到绿色。偶然见到几棵树木，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尽。这里树木从主干到枝杈，一律倾斜向东南，像俯冲向前的战士。我纳闷不解，凝视窗外许久。呵，阵阵卷着黄土飞奔向前的西北风令我恍然大悟。这西北风！这西北风塑造了树木顽强不屈、勇敢向前的造型，也早早勾勒出黄土高原的秋色景观。时值八月上旬，刚刚立秋，山东老家正值“秋后一伏”时节，这里已是秋风萧瑟了。是啊，“春风不度玉门关”，秋风也显然是早起于塞外的。
再向西行，连这样的小树也见不到了。列车在平展的戈壁滩上行进着，两旁的荒野，连同视线尽头那依稀可见的山影，组成一幅迷茫、凄凉、悲哀的图画。凝视铁路近旁，不是铺展的沙砾，就是起伏的沙丘，沙砾上或沙丘之间可见一些稀稀落落的蓬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沙蓬。这沙蓬紧紧地贴在地面，高的不过半人高，带着沙砾的劲风把它们吹打成半球形。这一丛丛沙蓬犹如中流砥柱，顽强地与黄土高原上的劲风抗争着。
此时我的心境，随着黄土高原的景观由瞻仰詹天佑铜像时的兴奋荒凉了下来，我感到丝丝惆怅，些许哀伤，禁不住忆起王昭君出塞时的《怨诗》：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火车驶向西北，进入了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黄河后套地区，这里又是一种景观，平坦的地面上看不到沙砾和沙丘，而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像是均匀撒满了面粉的白洲。在“白洲”之中，可偶见耕耘过的农田，农田的边上，田埂上，也都是白白的“面粉”，还有稀稀落落的向日葵，有半人之高，面向东南弓背摇曳着。田地里的庄稼，低矮而萎黄，看不清是些什么。让人不解的是，两旁既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人影，这使得旷野更显荒凉；人们耕种过的田地也寂静地躺在那里，毫无生机。
火车离开这片白茫茫的土地，又进入了沙漠荒原，在这时，平坦的沙砾和起伏的沙丘，以及不屈的沙蓬已使我失去新鲜的感觉。火车继续前行，当我从昏昏欲睡中睁开眼睛，为之惊喜的是沙漠中出现了一条“小河”。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这浩瀚的沙漠里竟然有一条小河”！这轻语触动了邻座的旅客，他为我更正说：“这不是小河。是黄河，中国第二大河！”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乘坐的火车要两次跨过黄河，这是因为这段黄河是呈S形在荒原中流动的。当火车从桥上缓缓驶过时，我看到这黄河不具流经山东济南河段的广阔汹涌的雄姿，只不过是几十米宽的波澜不惊的平静水流；当我再睹她的姿容时，她仍然是那样静谧，无声无息地在沙漠中穿行。我这才意识到，这里属黄河中游干旱少雨地区，如果有点雨水，这沙漠还不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干干净净，哪还轮得上流到河里去扩充水面？就是上游流下来的河水，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浸润到沙漠之中了。
我带着对黄河的留恋和沉思，进入了可见村落和树木的平坦地区。车上不少旅客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准备下车。火车上的播音员广播道：火车即将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车站。我的目的地快要到了，不由得有些振奋，前面应是黄河平原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包括我前面经过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后套，和我将要经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的前套。前套的景观远胜于后套。她地势平坦，水渠交错，宛如蛛网；村舍星罗棋布，渠旁沟侧还有一排排茂盛的树木；更可喜的，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稻田，田里的稻穗已显黄绿，稻穗下的叶子仍然葱绿，展现着盎然生机。村落近处还有不少的菜地，地里挂着殷红的西红柿、紫圆的茄子和青绿的长豆角。与小块菜地相毗邻的，往往有大片的白菜地和甘蓝地，地里的蔬菜清新而茂密。村舍里的房子令我感到奇特，是一排排的平房，这平房是规整的长方体，只在面南的一面留有门窗，除门窗以外的四周墙壁以及它的平顶都是黄土实体。我乘风而上黄土高原二十几小时，这才真正看到了她的黄土──将是我赖以落地生根的黄土。
这在我第一印象中十分奇特的黄土垒成的平房，还真与我结下了缘分。我在宁夏落地的前五六年，因为下乡带学生实习，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下放劳动等等，都是住在这黄土平房里。这土房是寒冷、干旱、多风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它用不着高倾斜度的房顶以泻流雨水，脱粒之后的粮食如小麦、玉米、大豆等等都可以摊在房顶上晾晒至干。厚厚的土墙和房顶，使这房子冬暖夏凉，门窗虽仅仅开在南面，但西北黄土高原炽烈的阳光足以使房内十分明亮。
火车驶向银川途中的另一景观是大片的沼泽地以及与之相邻的茫茫白碱滩。这白碱滩的地貌与已看到的地处内蒙后套的景观是相似的。我问即将下车的乘客（我认为他们是宁夏人）：这“银川”名字是否与这银白色的碱滩有关？有一位看来有学问的长者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给我讲述了银川市名字的来历：
银川市位于银川平原中心。我们的先人远在秦朝已开凿渠道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现流经银川平原的一条大引水渠就叫秦渠，但那毕竟是银川平原开发利用的初始年代。当时银川市周边有大面积未被开垦的白碱滩和沼泽地，尤在春季，由于土壤水分的蒸发散失，把随水上升的盐碱残留在地表面，愈发显得白茫茫的无边无际，银川市只不过是这白茫茫中的一点绿迹。这就是人们把这座边陲小城叫做银川市的原因。
我听了这位长者的讲述，顿觉长了见识。这塞外都有这般悠久的历史，祖国文明史的久远和辉煌实在是令人骄傲的。
关于银川市名字来历的另一种说法，是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听说。这种说法披着神话的色彩，相当迷人：有一只银色的凤凰，由我国秦岭一带展翅北翔，飞到银川平原时，俯视这茫茫荒原中的一片绿洲，水渠纵横，阡陌交错，绿树成荫，瓜果飘香，好一派美丽无比的江南景象。她大为惊奇，无比欣喜，就停落在这平原中心的银川市，并定居了下来，所以这银川市又被叫做凤凰城。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地处边塞的银川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技不兴，经济落后，人们为了振兴宁夏，发展经济，想尽法子宣传宁夏、打造宁夏，借以扩大宁夏与内地的交流。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文人墨客们编撰了上述神话借以提升宁夏，还是我孤陋寡闻不知早有这般神话？反正神话都是由人们编撰的，不管早编迟撰，编撰得好就可以流传，甚至可以成为经典。
我是1961年8月12日到达银川市的。我按照带的介绍信到农业厅人事处报到，并被安排在农业厅招待所等待分配。我赶着报到时间提前报到，是这批人最早来报到的之一。我一等等了35天，由农业部分配来的各省的支边进修班的人们才算陆续到齐。我们这批包括了农学、遗传育种、林学、水利、畜牧等各专业的进修毕业生共45人。但当时的宁夏农学院规模小，用不了这么多人，又赶上了1961年的“调整”，将与宁夏医学院、宁夏师范学院合并成立宁夏唯一的高等学府——宁夏大学。农业厅宣布分配时，只25人留到了学校，其余20人则被分配到农业厅、农垦局、农科院等单位。我被分配到农学院，但这时的农学院已摘掉了牌子，在校的学生已搬到尚未正式成立的宁夏大学去上课了。
2.落地生根
我落地生根的地方是地处贺兰山东麓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荒漠沙滩。即将成立的宁夏大学选址在这里。一颗种子如果落在肥沃的土壤上，必将很快发芽并茁壮成长；而如果飘落在贫瘠的沙原上，则需经百般周折，千辛万难才可有幸得以发芽和生长。
宁夏大学由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所创建的三所学院（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合并而成。初建时，利用了原宁夏师范学院的校舍，宁夏农学院舍弃了位于银川市老城西门之内的校址，首先迁入师范学院。位于银川市南门外的宁夏医学院虽也并入宁大，但不搬迁，只在“调整”的要求下缩小规模，以“宁夏大学医学系”保留在原址。据说这是因为医学院的院长不仅是宁夏唯一的二级教授，还是老革命，有在延安的革命经历。他坚持并校不搬家的理由是，宁夏医学院的实习医院不能搬到当时人烟稀少、城里人去看病很不方便的荒漠边缘。这位院长的真知灼见和敢于抗争，为宁夏医学院的过去和现在（已升格为宁夏医科大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我到当时的宁夏农学院报到之后，被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整理实验室和搬家。那时的农学院是刚从银川农机学校分离出来而成立的，还占有农机学校的一座楼，家底很薄，没有几件贵重的仪器设备。我们把它们整理装箱之后，连同实验台、桌椅之类都搬走，没出半个月就把实验楼搬得空空如也。因为学生们正在上课，参加搬家的都是青年教师。那时仍属“三年自然灾害”的“低标准”时期，虽然肚子是空瘪的，但因为年龄的优势，以及刚落地、要生根的缘故，我们干起活来还是尽使力气的。
当时的银川市，人口不过10万，地盘却大而分散。她的三大部分自东向西一字儿排开。老城位于东，古老而繁华；中间是新城，只有新建的一条大街；新城之西是新市区，人烟稀少而荒凉。新建的宁夏大学位于新市区的西侧，距老城25华里，有一条公路经新城通向老城，这条公路是石子铺就的，路面像搓板，被称之为“搓板路”。这条路上的公共汽车每两小时一班，又很不准点，等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坐上了汽车，路面上扬起的尘土通过振得哗啦啦响的破门窗的大缝子进来，很呛人。下车后，得好好拍打落得满身的尘土。不过我们搬家时，没有福分能坐上这样的汽车。我们把物品装上敞篷卡车，还需站在车厢边内照顾车上的东西。一路上，那才是真正的“风尘仆仆”。特别是遇有急刹车的情况，车尾扬起的尘土猛扑上来，我们个个蓬头垢面，满身黄土，只有牙齿还是白的。可当时我们并没把这当一回事，还开玩笑说：“在人类的各种营养成分之中，我们最不缺乏的是矿物质。”是的，只要上下牙齿稍稍相对，就会发出咯噌咯噌的响声。搬完实验室的东西之后，洗去了浑身的尘土，我们在荒滩校园里住了下来，并有了闲空去欣赏我们即将在这里工作的新学校。
初建的宁夏大学，只有四座楼零散地坐落在沙滩上，较大的一座是办公兼教学楼，四层，中间的一小部分为五层；用红砖砌成的一座三层楼，叫大红楼，里面全是教室；与大红楼遥相对应的是三层的小红楼，作为男、女生的宿舍；还有一座青砖砌成的拐角楼，主体南北走向，楼的北端向东拐弯，单身的男女教师和部分刚结婚的小两口住在这里。（这拐角楼保留至今，已成为宁夏大学的“古建筑”，从宁夏大学调走的教师们作“怀旧之旅”时，必定瞻仰）。这四座楼房之间仍残留着起伏沙丘的踪影，学生们从大红楼去小红楼宿舍时，中间要翻过一道沙岗。除这四座楼，还有好几排用青砖砌的窑洞，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拖家带口的教师们住在这里。
我的宿舍兼办公室在拐角楼二楼，窗户面西。八九月份时，阳光如火，把房间烤得又干又热。到十月下旬，西北风疯狂地刮了起来，十一月份是一年中风沙最大的月份。我头一年来宁夏，还不知道有“沙尘暴”这个名词，只这一个月内，刮了三四次大风。大风起时，飞沙扑面，天昏地暗，如果在沙尘弥漫的室外逆风而行，你得弯腰弓背，使出浑身的力量往前顶着走，一不小心，狂风就会让你倒退几步。进得房间，你无须去拍打落在身上的尘土，因为那楼房的铁窗框子上有好宽的一道道的缝子，尘土可随风而入，还发出阵阵“嗖嗖”的哨声。在刮大风的时候，谁也懒得去擦拭桌子上的尘土，因为擦干净了，立刻又落下来了，不值得。等大风停了，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桌子上扫起一堆尘土。至于床上，我们都蒙有一层床单布，大风过后，到楼下把尘土顺风抖落就是。
1962年夏天我出差去西安几天，小旅馆的主人听说我是从宁夏来的，很惊奇地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风沙很大，听说刮起大风时，你在房子里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可以在被子上的一层黄土上写字。”我当时已是“宁夏人”了，本能地要维护宁夏人的荣誉，于是说：“哪有的事！西安不也属于大西北吗？咱们可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在宁夏生活久了，对沙尘暴也变得习以为常了。2006年的春天，来自祖国大西北的一次沙尘暴刮到了北京，电视上出现了一个镜头：有人在落满尘土的小汽车前盖上清楚地写了个字。媒体上借此大加渲染。面对这样的炒作，我甚觉可笑，在宁夏，不只是室外的汽车上可以写字，就是在室内的办公桌上，照样可以以尘土为背底写字，而且我已亲历几十年了。至于西安人说的在被子上写字，这与在桌子上写字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我到了宁夏，生活上的苦并未使我有深刻的感受，因为已经过长期困难生活的磨炼。宁夏的苦与山东的苦差不了多少，只是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在山东时少了三斤，变成每月24斤。还有一个时期，学校要求每人每月从自己的定量中再节省一斤，说是用以救济灾区。尽管当时我们觉得自己也像灾民，但这一斤还得省出来。至于定量为什么降成24斤，几年后才由同事们的传言中得到解释。当时宁夏的一把手为了向中央表现自己，做了两件最不得人心的事：一是把宁夏干部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为24斤；再是把每月工资中的边疆地区补贴取消掉，还曾振振有词地说“宁夏离北京不远么，不算边疆”。这位封疆大吏，一言九鼎，那时的中央，也巴不得有这样的“好干部”。可大吏们哪知老百姓的苦处，他们每月有这种补助、那种特殊照顾，照样吃得油光满面，躯体肥胖。我这一月24斤粮，得分成六份，五天一份，严加控制着吃，这五天吃超了，后五天就要再省出来，否则月底就要断粮挨饿。每天的定量，经食堂的“制作”之后，吃到嘴里的到不了七八两，而且食堂的菜也没有在山东时多。只是当时饥饿已经成为常态，还用上了“自我安慰”法：我不是还有每天七八两吗？总比那些连四五两也吃不上的农民强吧？当然，宁夏的干部当时大部分来自内地，比内地人多挨了饿，不免背地里说那位大吏真不怎么样。
我的同事们大多出身城市，家境都比我好，他们饿得天天叫苦，星期天就步行七八里到新城的自由市场去买吃的。我经不起他们常来“拉拢”，有一次也跟去转了转。他们有的花15元买一斤点心，有的花十几元买半斤水果糖，我怕一点不买在同事面前显得寒碜，就花5元钱买了一斤煮熟的胡萝卜。当我把这胡萝卜提回宿舍，吃了几块，却越吃越不忍下咽，这是5元钱啊！只解得一时的饥饿，却花掉了我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有这5元钱，我父亲每月可以多吃5个火烧，能解决5天的问题！我认为是犯了个大错误，觉得为了自己，对父亲不孝，应受良心上的责备。从那以后，我痛改前非，坚强了起来，任凭同事们怎么“拉拢”，再没去过自由市场。
到宁夏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拿了一年多实习工资，每月52元。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的一年就是实习期。学校不承认这一年，又要从头另算。而这新的实习期本应只一年，可我们这批人都延续达一年零九个月才被转了正，拿到每月63元。因为宁夏大学当时的人事处长竟然忘记了向自治区财政厅上报我们这批人应增工资的额度，结果是工作转正，工资没转正。这位人事处长是来自陕北的工农干部，因为我们这批人对工资转正的事提过意见，在一次青年教师会议上就对我们训话。他心血来潮，越训越有劲，脸绷得赤红，唾沫飞溅，我们在底下敢怒不敢言。
我到了宁夏，周围环境的一切都是新奇的、陌生的。既然我是飘落在黄土高原的一颗种子，就得适应这里的环境，扎根发芽。边疆也是祖国的天，祖国的地，在这里我同样可以报效祖国。我没有任何怨言，生活的苦我已习以为常。但有两点是我经历了痛苦的磨炼才逐渐适应的：一是水土不服。宁夏的自来水是硬水，喝起来有咸味，还有一股怪味。自我进了宁夏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拉肚子，拉了一个多月。起初我认为是肠道细菌作怪，吃了些药，不顶用，才想到是水土的关系。以后我每次探亲回来，总有半个月拉肚子，在宁夏年久了，才适应了。再是气候干燥，浑身皮肤发痒。宁夏风沙大，春天、秋天刮起风来昏天黑地，加之学校地处沙漠边缘，气候干燥是可想而知的。那时的人们，如果每天使用抹脸油会被认为是奢侈，我则买那种三五分钱一盒的蚌壳油（在一蚌壳里盛着抹脸的凡士林）天天抹脸以防皮肤干裂。可身上怎么办呢？如果再用蚌壳油去抹，浑身油乎乎的怎么进被窝睡觉呢？但是经过几年的磨炼，我也“适者生存”，顺其自然了。我每次回家探亲，家里人会说我皮肤变黑了，在家里哪怕只住一个月，回到宁夏同事们会说我皮肤变白了，变细了。在宁夏住的年代久了，到内地出差开个会，内地人一般会立即辨别出来：“你是从西北高原来的吧。”是呵，西北高原的风，西北高原的水，西北高原的土，西北高原太阳光的紫外线，它们融汇成一道浓墨重彩的痕迹，深沉地绘在了我的脸上。
我适应了宁夏的水土，宁夏的风沙，宁夏的阳光，也适应了管我们的干部，学校的高、中层干部大多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腔调，听久了也就顺耳了。
我刚到宁大的前几年，教师大多是内地支边来的，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全校本地教师只有4位，其中3位在农学系，一位在化学系；再一个特点是青年教师多，四十来岁就是老教师了；还有，老师们很团结，我与同系同教研室的青年老师们相处融洽，工作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照，不长时间就交了几位朋友。最亲密的是与我同宿舍的室友，他是当地人，是宁夏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中唯一留校任教的优秀学生。虽说与我算是师生关系，但我们之间亲如兄弟，不仅相互体贴，我还是他中宁县农村老家的常客，每逢假期或出差的机会，我总去他家看望。我第一次吃宁夏的蒿子面和油炸面筋，第一次看到誉满全国的宁夏枸杞园，第一次睡宁夏的土炕，都是在他的家里。他忠厚、朴实、善良、勤恳、好学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动着我。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这黄土高原上落地生根之人，幸运地早早得到了知己。
我在这里扎下了根，愉快地生活，朝气蓬勃地工作。
3.以苦为乐，事业至上
宁夏大学正式成立挂牌，是1963年秋天的事。当时自治区派了一位省级干部——时任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来兼任校长，以彰显对宁夏大学的重视。原任宁夏师范学院院长担任常务副校长。开成立大会那天，全校如同过节，热闹隆重。自治区一位党委书记亲临大会并作了长篇讲话。我生平第一次聆听省级官员讲话，自然是聚精会神。他不紧不慢，泰然自若，话题从国际到国内，又到学校，层层推进，在座师生们无不受益匪浅。但当大会宣布各部门各系的负责人，体现出学校的编制时，却让人明显体味到这毕竟是一所新成立的小大学。
新成立的宁夏大学行政机构简单，党委和行政机构各只设几个处室。全校只设有农学、畜牧、中文、政治历史、物理、数学、俄语、化学、医疗九个系，每系只一个专业，各系只任命一位临时负责人。原农学院的林学系撤销，人员并入农学系和畜牧系，也有的调离学校。当时全校只有三位教授：农学系、畜牧系和医疗系各一位，讲师只有5位，一位在中文系，其余集中在农学系。那时的讲师属于备受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特殊待遇，能享受到特殊供应的糖、香烟等等。每年春节期间，区党委宣传部都邀请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和宴会等。
各系招生的数目只农学系有时招双班共60人（其实这是合并前由农学院招收的），其余各系都是单班招生，每届30人，也有的年份个别系停招。所以早年的宁夏大学学生总数800-900人，每系的学生数为100人左右。学生少，又是小班上课，师生间交流密切。老师们熟悉班里的每位学生，掌握他们的学习和身体状况，甚至了解每位学生的爱好、脾性和外号。
那是人人都能吃苦耐劳、个个都有事业心的年代。特别是我们这些青年助教，初出茅庐，一下子登上大学讲堂，打心里感激国家的重托，也觉得自己幸运。那时一般的规矩是，大学新助教要跟着主讲教师（一般是教授、副教授）听课至少三个循环，为主讲教师带实验、批作业、辅导学生，然后试讲教材的部分章节，这样需经五六年，等当上了讲师才能上讲台主讲一门课程。可宁大是新学校，教授、讲师就那么几位，大多数系连个讲师也没有，上面的规矩并不适用。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助教，备课一学期或者一年，就得上讲台。逼到了这个份上，硬着头皮也得上，个个知难而进，使出浑身解数，忘记了水土不服，不管它风沙袭面，任它生活清苦，哪怕饥肠轱辘，统统不在话下。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是以苦为乐，工作至上。
我们没有星期天，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在工作十分疲惫时，才在校园里走走，晒晒太阳，换换空气。每当我不经意漫步于校园的时候，拐角楼西侧以及大红楼与小红楼之间的沙丘旁的几株沙枣树似乎在向我弯腰致意。我逐渐地亲近了它们。它们棵棵主杆低矮而弯曲，枝权散乱而茂密，整个树型好像是一个个坚强不屈的战士弯腰向前。沙枣树的叶子小而密，叶片上被有浓密的白色茸毛，用手触摸时，觉得毛茸茸的。她初夏盛开的小黄花，香气浓郁，老远就可以闻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沙枣树就是西北黄土高原上顶天立地的强者。它弯腰向前的雄姿与迎面扑来的风沙相抗争，它密布茸毛的细叶不仅能抵御风沙的击打，还能通过光合作用供给枝杆以营养和动力。她所植根的沙土中缺乏水分和营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敢于顶风沙冒严寒而生机盎然的存活着，成为与风沙相抗争的勇士。她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此后，每当我漫步于这荒漠般的校园时，我总走到沙枣树的跟前，触摸着她的枝叶，欣赏着她的雄姿，从中感悟到这荒漠的希望，增添了顶风冒雪、不畏艰苦的力量。
我到宁夏大学后，教研室分配给我的第一个教学任务是在1962年开春为畜牧系主讲“饲料生产学”课程，因为学校搬家和整理实验室占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剩下的备课时间不到一学期。这又是一门新开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只有几本参考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既要拟出全课程的教学大纲，又要写出一半课程的讲稿（剩下的部分只好边讲边写），任务十分繁重，不只是白天忙个不停，每晚也总在11点以后才能睡觉。有时晚上实在饥饿难忍，就在炉子底下烤一个小土豆，这土豆是学校从山区拉来分给每位职工的，是学校一年中给予职工的唯一福利，可惜只有几斤。那时宁大没有暖气，宿舍和实验室都用煤炉取暖。我写讲稿时，先打草稿，修改几遍后，在那又黑又粗糙的稿纸上，誊写得极其工整，一字一格，标点符号也占一格。其实不光是我这样做，与我一起来的同事们也都是这样。
1962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台。台下的学生大多比我小不了几岁。个别山区来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上讲台之前，我早就憋足了劲，一定要沉住气，不慌不忙，一炮打响。为了这“一炮打响”，我试讲了又试讲，先是自己在实验室里站在黑板前对着空房子试讲，再是请了同教研室与我一同来校的两位青年助教听我试讲，最后请了教研组长（讲师）和另一位讲师听我试讲。我接受了同事们提出的改进意见，登上讲台时不觉胆怯，胸有成竹。其实，这些学生是第一次进大学校门，还没有听过教授、讲师的课，我这么年轻轻的就能为他们授课，他们反觉得这老师真了不起呢！
手表似乎是上讲台的老师所必备的。那时我连手表也没有。第一次上讲台前，我向同事借了手表戴上。其实讲课期间我并没有看手表，因为我在试讲的时候已把讲课的进度掌握得较准确了，能把握住下课铃声一响，这一节课的内容刚好讲完。这样，我借同事的手表总共只有三次。我学生出身，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当学生是最不喜欢老师拖堂的，即使老师讲课效果甚好。按讲授内容的进程，掐准时间，是讲授的艺术。我教了两年书，没用过手表，到1964年春节回家之前，我才用积攒的62元钱（我当时一月的工资）买了一块俄罗斯手表。我戴着手表回家过年，家里人看了很新鲜，我三哥拿去戴了戴，说：“这东西真好，走起来挺响，还是大三针的。”其实，这种手表是最粗笨的，优点是便宜、抗摔打。
我给畜牧系两个年级的学生连续讲了两个循环的“饲料生产学”，算是在讲台上站住了脚，这为以后给本系学生上专业课打下了基础。但为本系学生上专业课从课堂讲授、实验实习、批改作业以及晚自习辅导等，每个环节都要求更高了些。我独自承担，尚能胜任。算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当时农学系的专业课，以“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为例，还没有统编教材，也没有固定的参考教材。教学大纲是由教研组讨论拟订，讲课内容则是由主讲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规定自己组织编写，这就需要查阅许多参考书，以及国内的各种专业杂志。所以，在完成正常教学环节的同时，还需经常查阅新书、新文献来充实教学内容。而从我当教师开始，认为大学教师要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学术上才能走在学科的前沿。所以，除了掌握国内资料，我十分重视外文的学习。在宁大当助教的前几年，是工作压力最大的几年，但我并没有放松外文的学习。我养成了每晚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背俄文单词的习惯，每周也总挤出几小时看俄文杂志。看到内容好、可用于教学的文章，也很想翻译出来，供自己和同事们参考。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忽然想到在农业部进修班时翻译并请老师审阅过的两篇文章，何不先发表出去供同行们参考？一念之下，我寄出了第一篇，寄到一个全国性刊物《农业译丛》，这是1963年秋的事，不料在几个月之后，译文就发表了。又不料这篇译文给我带来了麻烦，并使我惊觉到政治风向的转变。
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备课，系党支部书记敲门进来，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突然夜里造访，我感到十分突然。他一进门，板着铁青的脸，把一本杂志往我桌子上一甩，操着浓重的陕西腔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一看这杂志的封面，知道是发表我的译文的那一期杂志。我说：“没干什么呀。”“这上面登的什么？！”这下子我才明白，是不是因为登了我的译文？就说：“在这里面登了我的一篇译文。”他十分生气地说：“以后不准干这个！”说完转身，把房门甩了个响，扬长而去。他走后，我余惊未释，大惑不解，不就是发表一篇译文吗？难道也会惹出乱子？这本杂志登了几十篇译文啊，还有从英文或日文期刊上翻译过来的，难道每一篇译文的译者都要接受本单位领导的责问吗？这不是国家发行的杂志吗？国家也会认为在自己办的杂志上登文章是错误的吗？如果是这样，这些杂志不都该停刊了吗？
“文革”中“四人帮”说学外文是“崇洋媚外”，不想在“文革”之前就有人这样认为了。
4.让我植根生长的黄土地
宁夏银川平原黄土深厚肥沃，是亿万年来由黄河积淀而成的。这里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均为高产；桃、杏、苹果、梨等水果无不香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蔬菜样样俱全。1964年春天，我带着下乡生产实习的一班学生来到这个广阔、平坦、肥美的土地上，领略它的丰饶富庶，感受它的滋润养育。
2月下旬的天气，寒风料峭，农田的土壤仍冻得硬邦邦的。我带着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的学生，到距银川市80公里的吴忠县（现吴忠市）古城公社古城大队进行毕业生产实习。这里地处银川平原的中央地带，农民们说，这里的土地是宁夏河套平原的“刮金板”。
那时，全国高等教育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于这一方针，“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仅是大学教师应坚守的方向，大学生们也应循此方向前进。所以，学校规定在师生实习期间需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因为那时认为参加生产劳动是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重要途径。我们刚下到农村的第一阶段，为了获得农民的信任和好评，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尚未过去，农民没有足够的粮食，我们下乡正值早春青黄不接之时，不少农民家中缺粮断炊。学校起初规定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据实反映情况，请示学校，学校对此事的决定十分豁达：可以自己起灶，并决定派出一名炊事员下到实习点。
我们自己起灶只两个月，学校又命我们彻底坚持“三同”，师生分散到各自所在队的贫下中农家里吃住。把每人的粮食定量和15元伙食费带到贫下中农家中，与他们一同经历了繁重体力劳动与饥饿的考验。
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模范单位，副大队长丁学礼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周总理得知古城大队的水稻平均亩产达八百多斤时，惊奇地大为赞扬。我们师生能到这样一个先进单位生产实习，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对于这个模范单位，县、地两级政府大力支持和扶助。这一年，县长就在古城大队驻点，有时还在房东家吃饭。他也会到县上处理政务，来回都骑自行车。有一天，地区专员骑自行车来到古城大队，他查看了一至三队，临走时交代县里的驻点干部说：请转达宁大在古城大队实习的全体师生，到地区招待所休整三天。我们初接到专员的指示，摸不着头脑，后经县驻点同志的说明才知道了原委。
原来专员骑车到二队视察时，看到为麦田淌水的一位小伙子。这小伙子挖水口、填豁口时铁锹翻转如飞，轻松麻利。他看得出奇，问跟随的队干这社员叫什么名字，队干说：“这不是俺们的社员，是宁夏大学下来实习的学生。”专员听了更为惊奇，他深知当时农村的生活情况。在当时人们饿着肚子干活的情况下，宁夏大学的学生坚持与贫下中农“三同”，干起活来不亚于农村小伙子。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师生从小麦播种之前就下到农村，现在小麦拔节，快要抽穗了，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受苦了。他当即决定：全体师生到地区招待所休整三天，改善伙食，恢复体力。
吴忠地区行署在吴忠县城内，地区招待所在大街的另一头。我们师生全部都住进了招待所，开始享受舒适的房间，干净的被褥和可口的饭菜。我们到招待所第一天的上午，专员专程来看望全体师生，说“你们辛苦了”，让我们吃好，休息好。虽然见面时间短暂，却使得全体师生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是个别家庭才有的，所以农民们养成入夜早睡，天不亮早起的习惯。我们师生每晚要整理田间观测数据，积累总结资料，常常忙到深夜，不能与农民一道早睡，但却养成了与农民一道早起的习惯。住进招待所后，睡到天蒙蒙亮就早早起了床，离食堂开饭时间还有两个钟头。我们闲得浑身发痒，勉强住了两天，到第三天早饭之后，大多数同学都悄悄回队上去了，我问他们怎么提前走了呢？他们说，这不是第三天了吗，队里还有好多事，田间的观测项目也不能中断，专员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也享受了，我们不能辜负这份关怀和期望，该回去更好地劳动和学习了。
我为有这样的好学生感到骄傲，也为能与这样的好学生共同生活和学习而自豪。我们师生共同眷恋着这片黄土地，与这片黄土地所养育的农民和干部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地区招待所回到古城大队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就该结束生产实习了。这将是师生们十分忙碌的时段，同学们要撰写实习总结，老师们要及时给予指导。这又是新粮食下来之前农村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经我们几位老师研究，决定不让学生再参加生产劳动，集中精力撰写总结报告。
学生们为了撰写报告，需整理实习期间的全部记录和阶段总结以及所有田间观测数据。青年人的精力是充沛无比的，他们一日两餐都吃不饱，又夜以继日地撰写实习报告，还抽出时间排练文艺节目。在离开古城大队的前一天晚上，为全大队举行了下乡以来第二次文艺演出，有舞蹈、眉户戏、小话剧、歌曲等等，学生们的多才多艺让台下的农民连连鼓掌，喝彩不断。在那清苦和封闭的年代里，农民们很少能享受到这么丰富多彩的文艺大餐！
全大队农民和干部感到遗憾的是，同学们从春天小麦播种之前下来，到麦浪翻卷，果实即将成熟时离开，和他们一起受了苦，作了奉献，却不能一起享受丰收的喜悦，一起品尝劳动的果实。师生们则是十分满足，带着古城大队农民们的深情厚谊，带着四个多月来的巨大收获，满载而归了。
1965年的春天，我以实习队副队长的身份，又带领下一个年级的一班学生来到古城大队生产实习。刚下来不久，与古城公社相邻的红旗公社的社长向吴忠县提出要求，希望能派一部分师生到他们公社生产实习。前面提到，古城大队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单位，农业生产样样走在前头，来大队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而与之相邻的红旗公社黎明大队，田园状况和农作物生长面貌与古城大队反差极大。于是我们根据县上的意见决定从实习队划出一个组，由我带领，驻点黎明大队进行生产实习。
这一年在古城大队和黎明大队的生产实习，沿用了上一年在古城大队的经验和做法。这次下来带实习的老师比去年多了，却只我一人有过带实习的经验，所以不得不兼顾这两个大队的工作，十分忙碌。
这年的实习，最有意义，至今仍在脑海里留有深刻印象的是我们师生与黎明大队农民共同实施“大地园田化”的壮举。
在我们1964年下乡到古城大队时，大队所有的土地都实现了“园田化”，灌水渠与排水沟相间配置，田埂与渠、沟相垂直，田块大小符合要求，田面平整。而黎明大队则是沟、渠横竖无章，田块大小不一，高低不平。所以，我们在小麦播种之后，在即将插种水稻的田地上展开了大地园田化。
搞大地园田化，要根据地形、地势确定灌水渠、排水沟的方向，条田的宽度等。一般需借助测量仪器，至少需有一台经纬仪，但那时自己没有也借不到，手头只有下乡时我带来的一具皮尺。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田间规划，靠的是头脑。没有经纬仪在大地上作直线，我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先选定一个基准线，在基准线两端垒好两个土堆，我站在一个土堆的后面，用手势指挥一两个人在这两个土堆之间再堆上一个个的土堆，并使所有的土堆尖都在我所瞄的直线上，这样做的直线与用经纬仪作的几乎一样直。而判断地势的走向，则全凭眼力和感觉，然后以老农经验作对证。当我把第一条灌水渠和第一条排水沟的方向和位置确定下来，从而显示出这条田的方向和宽度之后，再去请教老农和队干，他们点了头，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就确定了第一个条田。照此便有第二、三、四条田。在水稻插秧之前，我们把全大队的水稻田全都规划好了。当我看到全大队的社员热火朝天地按最后确定的实施方案修渠、挖沟、推土垫方、取高补低和修筑田埂的时候，这热闹的场面激起我内心的成就感。这一条条一方方平整有序的“田”字是我们师生与社员们用手中如椽的大笔，饱蘸着智慧的墨汁写出来的，我们“写”得和古城大队的园田化一样好。我们都为成功地在肥沃的黄土地上做出了这样的大文章而骄傲、自豪！
刚刚在黎明大队做完了园田化的文章，就接到学校命我立即回校的通知。我回到学校，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1965年春天，宁夏南部山区冬小麦发生大面积严重小麦锈病。自治区农业厅厅长亲赴宁夏大学，要求学校派遣技术力量紧急赴山区防病抗灾。其实那时农学院教作物病害的老师不过数人，技术力量单薄，但防治小麦锈病，抗灾保丰收是重大政治任务，学校岂能坐视？于是学校领导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在古城大队和黎明大队实习的师生拉到山区，只在古城大队留一个实习小组（多为体弱多病的师生）。
我和另一位老师带领二十几名学生离开实习基地，直接奔赴山区。我们把学生分配到严重发生小麦锈病的五个县，两位老师巡回指导。其实我们两人都不算防治小麦锈病的行家，但让学生掌握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到哪里，都要依靠当地，向当地技术人员和贫下中农学习。有了这一法宝，同学们就从固原县城（地区行署所在地）高高兴兴分头出发了。
与我一同上山的那位老师是学作物虫害的，但对作物病害也不隔行，所以他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由他驻点固原县进行试验，观察不同的药剂和施药方法对于防治小麦锈病的效果，兼指导固原县的防治小麦锈病工作，我则巡回另外四县。其实我那时属于“万金油”式的干部，说不懂，也懂点；说懂，又不完全懂。那时用的防治方法虽有“洋”办法，如熬制石灰硫磺合剂，但多是土办法，有撒石灰面的，有洒盐水和石灰水的，有撒草木灰的，还有撒草木灰水的，五花八门。这是上级主使下的一场群众运动，谁也不敢指手画脚，更不敢说这不行，那不行。我们师生没有发明和倡导出新方法，只对群众采取的方法和防治效果进行调查。我们得以慰藉的是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获得了县领导和农民的好评，农业厅厅长下来视察时也表扬和鼓励了我们，所以学生们干得越来越起劲。
两个月的防锈抗灾，“小麦锈病”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我查阅参考书，请教专业人员，得知防治小麦锈病最根本的方法是培育和运用抗病品种，如果品种本身不抗病，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防治它。至于石灰面，草木灰水等等，根本不顶用。但是，这场规模宏大、带有一定政治性的防锈抗灾运动我们亲身参加了，也尽力了。到7月初离开山区时，麦子绿油油地秀出了穗，这一年小麦非但没有减产，还算丰收年成。谁也说不清这丰收年景是大面积防治小麦锈病的结果，还是老天被我们虔诚努力所感动发善心相助的结果。
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倒不是为山区冬小麦防治锈病做了工作，而是通过两个多月四五个县的巡回辗转，对宁南山区有了初步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使我意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
宁夏南部山区（简称“宁南山区”）占宁夏版图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又分干旱、半干旱和阴湿三大类型地区，它的特点之一是地域广袤，人烟稀少。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起伏的黄土高原，黄土层很深，但植被稀疏，坐在汽车上，极目远眺，看不到树木，走很久才看到一个村庄。农民大多住的是窑洞，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窑洞。窑洞一般是在黄土高原的断崖之侧或是沟壑的两侧挖土掏出的，纵深约6米。窑洞门的上面仍有丈许深的黄土，有的人家窑洞的顶上还长着庄稼和蔬菜。在窑洞里，有粮食囤子、锅灶等，外面最靠门窗的是一铺大土炕，这是住人的窑洞。在旁边还常有养牲畜或放农具的小窑洞。
这里山大沟深，坡陡路窄，村里很少有外人来，你要到村里去，得小心狗咬，因为这里的狗很少见到生人，见到一个则死死缠住不放。有一次，我独自到一个小村庄，不料在离村庄不远的半山坡上，一只狗猛扑上来，我以棒相挡，它的狂吠又招来三条大狗，它们围着我狂吠。我手持长棒，站在原地转着圈的注视着它们。它们不敢进攻，吠久了，也丢力了，这时村里才出来一位男社员把狗辇走领我进了村。
人们总爱说“穷山村”。是的，山村大多是穷的，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宁南山区的山村，穷得令人难以想象。一天只有两餐，我吃的是村干部的派饭，一般受到照顾，每餐能吃两碗酸汤面（农民称“浆水面”），其实碗里汤多面少，只几筷子，面就全下肚了。吃完了两碗，还在瘾上，但不好意思要第三碗了。不到两小时，两碗面全消化掉了，只好饿着肚子工作，忍五六个小时才能盼来下一餐，如狼似虎地又把两碗酸汤面吃下。晚上的饥饿因睡眠还容易忍受，次日清晨下地工作到早饭前的饿是最难熬的，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其实我是受招待的客人，农民吃的大多是煮土豆，或是糜子面饼，或是黑麦面饼。这种饼是把籽粒磨碎（不能磨得太细，太细吃了不经饿），发酵，烙成的饼又粗又硬，有位学生带着黑麦饼上路，让我尝了尝，又酸又霉，下咽时拉嗓子。
到山区下乡，即便是夏天，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打狗棒，这棒除了打狗，也用来打狼。一位学生就遇到过狼，他持棒站在那里不动，相持半小时有余，狼才离去。可见，对付狼也好，对付狗也好，要气壮、冷静，不能跑。二是老棉袄。这老棉袄的用处有二：一是山区昼夜温差大，早晚冷时用得着，更重要的是晚上当被子用。山区农民的家中，窑洞的土炕上只“富人家”才有炕席，一般是直接睡在土炕上，大都是全家只有一条被子，客人盖自己的老棉袄是最明智的了。我的老棉袄堪称历史悠久，还是大学一年级时国家补助的那件，只是拆洗翻新过。谁也不必担心这没有炕席的土炕会让黄土沾满全身。因为这土炕上抹了一层黏黄土，又用一种叫蒿子的草叶榨出的汁液反复擦拭过，睡久了油光铮亮，可以用抹布擦，一点土都沾不到身上。
宁南山区穷就穷在缺水上，“十年九旱”，“两年一小旱，三年一大旱”。因为降水量的限制而实行休闲耕作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什么也不种，只是多次耕翻以接纳积蓄雨水，备来年播种庄稼，这叫“两年的雨水长一季庄稼”。即便是这样，田里的庄稼仍然稀稀拉拉，好年成每亩收三升两斗，旱年时则“种一葫芦打一瓢”，甚至颗粒无收。人们常说“春雨贵如油”，而这里什么时候的雨都贵如油。农民吃的是窖水，把窑洞前院子的一部分做成周围高中间低的浅盆形，下雨时雨水向中央集中汇入水窖。当然，鸡粪、畜粪等都会随水流入窖中，但这是山区最好的水，比从远处山沟里拉来的咸水好多了。我也见过山区的井，挽水的辘轳的绳子有几十圈，黄土高原的地下水太深太少了，有时打不上来。城里人有洗澡的习惯，宁南山区的人天天洗脸都难，往往是脸盆底上的一点儿水男人洗了孩子洗，最后是女人洗。我的一位学生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固原县头营公社头营大队驻点，说连续有38天没洗过脸。回民洗脸很讲究，用的是“汤瓶”，一手掌瓶，从尖细的瓶嘴里流出的一点儿水到另一手的手心上，用这点水在脸上抹几下，这样最多两三次，就算洗脸了。
并非整个宁南山区都穷在缺水上，最南面的六盘山地区年降雨量在600-700毫米。这里山清水秀，我曾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徒步从隆德县城翻越毛主席曾率工农红军路过并写下气壮山河诗篇的六盘山，傍晚到达泾源县城，沿途景色优美。但这是宁南山区最穷的地方，一则因为居住人口相对较多，再是自然灾害接连不断。
两个月的山区巡回，“小麦锈病”虽经常萦绕于脑海，但感受更深的是山区的广袤，山区的干旱，山区的贫穷。我有不少学生就来自这贫瘠的山区，我来到这片土地上，作为大学教师，教给我的学生用什么本领来改变这山区的面貌呢？
我从茫然而清醒，感到一副沉重的担子已落在我们的双肩。呵，宁夏，你有被誉为“塞上江南”的银川平原，也有在中国最为落后、荒凉的宁南山区。我们应该用辛勤的耕耘改变她的贫瘠，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变她的荒凉，用科学的方法拉近她与银川平原的距离。这需要有多代人的相继努力，但必须从现在开始！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