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类已经摆脱野蛮步入了文明，我们不难从中感知到文化力量的促动。在这个进程中，胎孕于人类野蛮时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体育无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文化是在逐渐超越生物性吸取社会性并将两者熔铸起来的过程中积累和提升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植根于最纯粹的肉体力量和追求灵魂自由的体育就是最直观的标志。
体育，一种人类传统却现代、直观却深刻、细腻却博大的文化，始终以自己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惊天动地的力量在见证和推动着人类的演进历程。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奔跑、攀爬、投掷、跳跃的身影里孕育着她的基因，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祭祀、民俗、庆典、宴乐的历代传承中不时涌动着她的血液，产业革命、殖民扩张和资产阶级新人的成长历程中时时有她活跃的身影，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文明病”召唤她，社会安全阀需要她，甚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也离不开她。
体育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文化，一种实实在在地存在并对人类产生了并且将产生更大影响的文化。
人类认识体育文化的历史几乎与体育文化本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一样悠久。在早期的娱乐、艺术、军事、教育、医疗、宗教等有关文献中，在岩石、壁画、画像砖、浮雕、丝绢上镌刻、书写的图像里，甚至在各类谱牒、族志和县志、乡志、村志中，体育文化的遗存也依稀显现。文艺复兴以后，人类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启蒙运动的时代，体育文化的幻影逐步清晰，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宗教、教育等领域都开始感受到了她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体育文化更是以她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入人类社会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时至今日，一个没有体育文化的现代社会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追求“sport”文化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其它前苏联和日本等国体育文化概念的提出也早于中国。不过，他们对于体育文化的理解与中国都存在着差异。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往往将体育、娱乐、康复等等概念并列，日本则有时将“sport”提到高于“physical education”的地位，正是这些对体育的不同理解使得中外体育文化的概念及理论体系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体育”一词是从欧化以后的日本引入的，大约在20世纪初（另一说为19世纪60年代）。近代中国虽然有不少留学生到日本、美国、德国等学习体育，但由于当时整个世界尚没有普遍地产生以文化观体育的观念，因此当时中国的体育概念往往是大肌肉运动的生理和生物力学观，还没有引申到社会、文化和哲学的角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体育发展迅速，冷战和工业化推动了体育研究的兴盛，在这个过程中，体育文化被提上研究日程。出现了大量的以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角度研究体育文化的新成果，将体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空前的社会文化研究阶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使得体育研究真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中国体育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组织全国优秀体育科研人员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活动掀起了一个体育研究的热潮。80年代中后期，由于全国兴起“文化热”，体育文化也紧接着引起了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体育界一批从事体育史学、体育概论、学校体育、体育美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有识之士的注意，体育文化研究应运而生。
体育文化研究的重任落在社会科学工作者和体育界一批从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有识之士肩上，这既是中国体育界整体上缺乏文化研究风气和环境的结果，也是“文化热”中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延伸和渗透的产物。西方近代体育的诸多重要先驱人物往往拥有神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专业背景，正反映了在18、19世纪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体育研究对学者的巨大吸引力，这种大学者介入体育研究的传统在今天依然令中国人汗颜。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等人对体育学术的关注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如今，在西方的许多著名大学里依然有一批有着良好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在倾心于体育学术研究，而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在经历“文化热”后却只剩下体育界少数学者在苦苦支撑着。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体育热潮的逐步升温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一批经历过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正规训练的青年人进入了体育界并逐步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主力，他们和体育界中有体育专业背景及经过体育学术训练的众多有志之士一起，努力进取，勇于开拓，正在体现出巨大的潜力。
但是，当前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嫁接普通文化学和其它文化学的痕迹较重，尚未形成体育文化本身的研究特色；简单地借鉴国外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的倾向明显，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方法体系；宏观研究成果多，具体地运用文化学观点分析体育文化现象的成果少；研究者大多分散和随意，缺乏专门的体育文化研究人员和机构。
这一切都在呼唤一门新兴学科——体育文化学的诞生。
其实早在1986年前后，我国就有学者提出过创建体育文化学的设想，但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更不具备付诸实施的条件。
樊星在其《九十年代的思想裂变——“当代思想史”片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9年4期，第39页）一文中说：“1993年秋天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00年奥运会主办国的最后结果，等于给‘申办奥运热’兜头浇了一桶冷水。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事的刺激而反弹起来。思想界对“文明冲突论”的敏感与民间因“申办奥运热”受挫而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汇成了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而从1993年开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还兴起了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今天，如果说民族主义思潮因为政治和外交事件的激荡而呈现出起伏状态的话，那么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则一直持续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中国境内兴起的“文化热”波及到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体育界也最迟在1986年做出了回应（以1986年6月程志理在一次比较体育学术座谈会上提出《中西方体育文化观念比较研究》的论题和卢元镇发表于《体育与科学》1986年第5期的《体育运动的文化学断想》为标志）。而对于1993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持续至今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尤其是后者，体育界的反应似乎有些迟缓和麻木，参与力度、涉猎广度、探讨深度大不如1984年“文化热”之时，对更为实用和时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理论倒是热情不减。
颇有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发了国内学者编译的塞缪尔·亨廷顿的《再论文明的冲突》一文。时隔10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再次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
身为体育界中人，笔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动向一直高度关注，深感体育界在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有些落伍了，更认为对体育文化问题进行一番重新检视大有必要。
本书就是在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动因下完成的，全书意在参照一般文化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依据一般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挖掘体育的文化意义，探索体育文化产生、发展和兴盛的原因、机制和意义，对体育文化结构与功能、类型与模式、比较与交流、冲突与变迁等进行阐释，并结合当前实际对体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体育文化整合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世界体育文化作一番文化学的审视。
体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许多国际知名人士都以自己的观点表明了这一点，对南非解除种族歧视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一句“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令体育界中人沉思良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在世界的五种通用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爱和体育中，体育尤其引人入胜”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体育人。的确，体育文化因其操作性和通用性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辐射力强等特点而格外迷人，广大体育界的人士对于掌握和弘扬体育文化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愿体育界不再对涌动的文化热潮无动于衷，但愿体育文化学不再是体育学术界和文化研究领域一门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