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代对“四杰”的评价，也如同对其他著名诗人的评价一样，由于时代及其决定于特定时代的个体的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导致了历代对“四杰”的评价存在毁誉不一、褒贬各异的情况。笔者试以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为例，粗略勾勒出历代对“四杰”的评价情况，并简要分析其评价的依据以及得失。
第一节、唐、五代及宋、元时期，对“四杰”评价
诗文多所肯定但对其为人和政治才能则多所否定。
《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日“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崔融、李娇、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日：“王勃文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这一记载本身反映了“四杰”“文词”在唐代的影响及时人对“四杰”“文词”的肯定。名相张说以文著称，他评价杨炯文时说：
“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张说的评价大约是针对杨炯有所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杨炯传》）的话而提出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的两首，可谓唐代人对“四杰”文学成就的最高评价。
其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二：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口。
其三：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茗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用大诗人高瞻远瞩，指出了“四杰”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所起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及其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用“龙文虎脊”、“历块过都”比喻“四杰”文笔雄健、才力过人，用“掣鲸鱼”于“碧海中”，比喻“四杰”诗文“宏博”杜甫在其《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长史参三十韵》中有“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的诗句，同样表现了对诗文的爱重。
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唐音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杜甫）之诗可见矣。（《唐音》）
认为“四杰”对于扭转初唐绮靡文风，从而使文风走向“盛唐之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杜甫的诗中也反映了“四杰”的诗文即便在唐代，也并不是众口归一地赞誉，也有“轻薄为文晒未休”的无知者，连李商隐也发出“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漫成》之一）的不满。
总之，从唐代经过五代，直至宋、元时期，“四杰”的文学才能及其创作实绩，都是得到充分肯定的。两《唐书》、《大唐新语》、《唐樵言》、《唐才子传》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但是，这一时期对“四杰”为人及政治才能的评价，则是否定多于肯定。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1）“四杰”均恃才傲物，不合于时。
《新唐书·王勃传》说王勃“倚才陵籍，为僚吏共嫉。”《唐才子传·杨炯传》载“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植’。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
（2）多有劣迹行于世。
王勃先匿后杀官奴曹达一事两《唐书》均有载。官苛刻，见于《新唐书》本传：“（炯）迁盈川令，张说以篇赠诗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件意，榜杀之，不为人所多。”《旧唐书．骆宾王传》在肯定了骆宾王的文学才能后说：“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关于卢照邻，史书虽无其劣迹记载于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诗可见，照邻对郭氏的始乱终弃（姑且不论客观原因），至少说明其在两性关系上是不严肃的。
（3）政治上的不成熟。
正如不少论者所说，高宗朝一仍太宗之旧，对诸王身边官佐的选拔是很严格的，且任职时间不能太长，以免诸王藉以培植自己私人的力量，图谋不轨。所以，诸王的关系问题是很微妙、很敏感的，王勃的檄英王鸡文在高宗看来，是有意挑拔诸王的关系，挑起事端，自然不能究忍“怒斥出府”（《唐才子传》）这说明年轻诗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骆宾王在早年供职于道王李元裕府之时，元裕让其“自叙所能”会带来的消极后果：“上以紊国家之大猷，下以读捐介之高节”，“所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我们不能说骆宾王在《自叙状》中提出的观点不对，但这种情绪的流露，至少是不合时宜、弄巧反拙的。这反映了诗人十足的书生气和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上三方面足以成为当时人们对“四杰”为人和政治才能多所否定的依据。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李敬玄以“四杰”的才华引荐于裴行俭，裴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张说于《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对裴的话加以援引。表现了和裴同样的对“四杰”政治才能的否定。但是，这段记载未必信实，理由有以下三点：
（1）裴行俭于上元三年（676年）出任挑州道左二军总管时，曾辟聘骆宾王入幕担任记室职务。而据吴之器《骆垂列传》“记室”“时最称雄任，士人多以显”。可见裴行俭是看重骆宾王的政治才能的。这显然和“浮躁炫露”的评语抵悟。
（2）王勃、骆宾王均有写给裴行俭的书、启，其中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帝京篇启》中，都发表了和裴行俭“先器识，后文艺”一致的意见。当然，即此并不能证明“四杰”的“器识”不会受到裴行俭的否定，但在裴行俭收到王、骆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书启之后，再去指责“四杰”有其言而无其行，“浮躁炫露”不可“享爵禄”，这种情况是于情理不通的。
（3）裴行俭既“有知人之鉴”，就该对杨炯，“恃才凭傲”，呼朝士为“麒麟植”事以及为官“苛刻”之情均有了解，为何偏偏说杨炯“颇沉默”？正如刘开扬先生所说，杨炯也并“不见得会怎样沉默而不‘浮躁’啊”（《唐诗论文集·初唐四杰及其诗》），可见《新唐书》载裴行俭的话是可疑的。
不论记载信实与否，这一时期舆论界对“四杰”为人及政治才能否定多于肯定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节、明、清两代，对“四杰”的评价
多注重其诗文创作的成就，并使评价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明、清两代的评论家进一步明确了“四杰”在唐代文学史上“前导”、“开国风气”的地位。胡应麟说：
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先导也。（《少室山房类稿》卷八九）
清代李调元说：
唐王、杨、卢、骆四杰，浑厚朴茂，犹是开国风气。（《雨村诗话》卷下）
和前代相比，明、清两代对“四杰”诗文的研究和评价更为细致、具体，基本反映了“四杰”在初唐的文学革新实绩及其在中国古典文学（特点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明、清的研究者首先肯定了“四杰”在对五言律诗的巩固和对七文古诗的成熟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中说：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迹，翩翩意象，老境超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
辩证地指出了“四杰”在革新齐梁诗风中的成绩和局限。所谓“子安稍近乐府”，即指王勃的五言律诗是从乐府旧题中蜕化出来，表明了王勃在五言律的发展与定型方面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其实，以乐府为律，并非子安一人。清人王夫之就指出“杨炯《从军行》：裁乐府作律，以自意为止，泯合入化。”（《唐诗评选》一）明胡应麟就认为杨炯的近体诗，“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四）
可见，明、清评论家把五言律诗的定型之功多归于王身上，而让卢、骆在七言古诗的成熟贡献上与王、杨平分秋色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评价是辩证公允的。于是，王杨长于五言律诗，卢骆长于七言古诗的说法便因明、清诸家的评论而成为千古定评，影响至今。
其次，明、清的评论家己注意到了“四杰”诗歌在“兴寄”、“风骨”两方面对开启“盛唐之音”的重要意义。胡应麟说：
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阀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启盛、中唐妙境。五言绝亦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诗薮呐编》四）
同时，他还指出“盈川近体，虽神骏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同上）清代贺裳也说：“杨盈川诗不能高，气殊苍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愤语，激而成壮。”（《载酒园诗话·又编》）关于骆宾王，王世贞说他“缀锦贯珠，滔滔洪远”（艺苑危言》四）。所谓“整肃浑雄”、“气殊苍厚”、“激而成壮”、“滔滔洪远”云云，都不过是对“风骨”一词的具体阐释。
再次，明、清评论家还分别指出了“四杰”在诗歌创作中的艺术风格。最有代表性的评论，当是明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的一段话：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这段文字之所以具有代表性而常为人所征引，一方面由于它能够集众家评价于一体，准确地概括出“四杰”各自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四杰”诗歌创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特色。
相对而言，明、清关于“四杰”为人、政治才能的评价要少得多。这与人们对“四杰”诗文的充分肯定的感情因素有重要的关系。评价较多者集中于骆宾王，且其评价也以肯定占绝对优势。
骆宾王因随徐敬业扬州起事，在唐、五代、宋、元时期，被封建正统史家所否定。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开始对唐代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第一个站出来为骆宾王平反，并以大量文字为其歌功颂德的便是著名诗歌评论家胡应麟。他不仅对骆宾王的文才武略、忠孝义节给予充分肯定，更对其扬州起事所表现出的政治卓见给予热情颂扬。这些均从他的《补《唐书》骆侍御传二中得以反映。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写的《骆临海墓碑记》，明福王朱由裕写的《唐文忠公像赞》，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国维写的《唐文忠公碑文》，等等，都对骆宾王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到了清代，随着骆宾王遗墓的发现，评论界掀起了一股赞颂骆宾王的热潮，《骆宾王遗墓诗》及其唱和之作，把对骆宾王的崇拜和歌颂推向了高潮（参见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第十五章）。一生毕其心血于骆宾王及其诗文研究的著名学者陈熙晋的《临海集序》，可以说是明、清两代最富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评价。他于文章开头即写道：“临海志士也，非文士也。”认为骆宾王与“四杰”为列，是“以文章之末技，掩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唐史没有为他的忠孝节义树碑立传，而是把他与王、杨为伍，“违其志矣”。
第三节、现、当代对“四杰”的评价
集中于对其诗文创作实绩的研究总结，很少涉及其他。
闻一多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学者，他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和评价，在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敏锐地看到“四杰”诗中透露出的“节奏”和“情绪”，指出了“四杰”诗作为六朝宫体到盛唐之音的过渡特色。他认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有着“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所表现出的“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是宫体诗的“自赎”。特别是他还提到“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杰》），肯定了“四杰”在开拓诗歌创作题材领域的革新成就。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四杰”的诗歌新成就也给予了辩证公允的评价：
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扩大深沉，格调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启沈宋的。
陆侃如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不仅肯定了“四杰”对律绝体诗歌的定型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肯定了他们在题材开拓及其风格上突破齐梁的革新成就。
1960年，马茂元为重印清人陈熙晋笺注的《骆临海集笺注》一书所写《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一文，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初唐四杰”所处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指出唐诗的兴盛，是包括“四杰”在内的“许多杰出的诗人，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中，披荆斩棘，负起了革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历史任务，从各个方面替下一阶段诗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他还指出，文学变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需要“通过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分途努力才能逐渐完成。”他认为，“四杰”以及稍后的沈、宋的贡献，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六朝以来的诗歌创作技巧，奠定了唐诗的今体形式。同时，他们的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明显加强。他们吸收了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他们的乐府歌行有了很大的提高。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量创作而更加纯熟、更加趋于定型。马茂元先生的这篇文章，持论公允，颇有见地。
就整个唐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初唐诗坛研究不够，评价偏低。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在越过十年“文革”这段真空地带之后，开始有意识地扭转这一格局，对“四杰”的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和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在“四杰”诗文的整理爬梳方面，聂文郁的《王勃诗解》、何林天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是继清代蒋清栩所撰《王子安集注》之后，对王勃诗文进一步研究、整理的结果。聂文郁先生的《王勃诗解》以通俗浅易的语言，融注、解、议于一体，对于更为广泛的读者层次了解、研究王勃诗颇有裨益。其中所附《王勃年谱》及《王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证扎实，论证中肯，对于掌握王勃的生平行迹、文学活动及其对改革齐梁诗弊，从内容到形式为盛唐诗歌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杨炯合集，为卢照邻、杨炯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附录傅漩琼《卢照邻杨炯简谱》）。随后有祝尚书的《卢照邻集笺注》、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及李云逸的《卢照邻集校注》，对卢照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此外，杨柳、骆祥发撰著的《骆宾王评传》，在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之后，对骆宾王的生平行迹及文学活动作了生动的叙述和深入的研究，全面评价了骆宾王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诗、文、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充分肯定了他在初唐文学革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葛晓音的《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四杰”反对齐梁而又不脱齐梁的原因，在于“四杰”文学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前代诗歌题材和表现艺术的继承。同时，她还指出，“四杰”的社会地位、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对时、才、命的思考等等，为齐梁体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比兴寄托。
尚定的《走向盛唐》一书中的“四杰”与“当时体”一章，从三个方面对“初唐四杰”进行总体研究。一是“四杰”的文学品格与时代思潮。从佛道合流的时代思潮、人格理想的文化背景以及“四杰”之于文学特征的认识诸方面，剖析了“四杰”的文学品格。二是王勃五言诗主题及其艺术渊源。指出“宦游”为王勃五言诗的主题，这就必然使他自觉接受了萧统《文选》、刘潞《文心雕龙·物色》所表现的美学思想。所以说，王勃乃至“四杰”创作在艺术上《文选》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三是卢骆歌行体制的形成与演变。指出七言歌行体是通过“四杰”，特别是卢照邻、骆宾王几篇长篇歌行体力作的创作实践而得以完成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一书中的《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一章，分四节论述“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的关系，揭示形成“四杰”独特的文化心态、艺术精神的直接原因。一是“初唐四杰”与北方儒学之关系。指出“四杰”接受的是以经世致用、恢复王道为特征的北方儒学思想，这就使他们的人格与“龙朔初载”的诗人才优德薄、轻儒弃道、罕关世务、追名逐利的人格大异其趣。二是“初唐四杰”与阴阳象数易学、道家思想之关系。由于受北方阴阳象数易学及道家思想的影响，“四杰”保持了雄晒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以及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操守。这显然又迥异于与“龙朔文人”的人格操守。三是儒家诗教对“四杰”诗文创作之影响。指出“四杰”的文学贡献主要在于重新恢复了儒家“诗言志”的创作传统，在于他们用诗文表达了魏晋以来士大夫们普遍失却了的“以道自任”、“救世致用”的人生精神。四是“盛衰之变”主题与“天道盈虚消息”说。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临的《长安古意》、《行路难》、《五悲·悲穷通》、《五悲·悲才难》，王勃的《临高台》、《滕王阁》、《铜雀妓二首》、《春思赋》等作品有一个相近的主题，即在对都市生活盛衰变迁的描写中，表达了他们对盛极而衰、沧海桑田这一社会哲理的认识，流露出他们在“感大运之盈虚”后固守大道、静以待时的积极的人生观。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特点是，多能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较为准确客观地勾勒出“四杰”在文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所起的作用。他（她）们都把“四杰”作为具有共同创作倾向的诗人群来进行历史的、文化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一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四杰”生平、德才和创作的专著。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初唐四杰生平行迹》，对“四杰”生平中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第二编为《初唐四杰德才品评》，对“四杰”之排名、思想情趣之异同以及历代对“四杰”人品、为文有代表性的评论，都作了详尽的考辨。第三编为《初唐四杰作品剖析》，对“四杰”诗、文、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分类研究、评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附录《初唐四杰年谱》。
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是专门研究“四杰”年谱的专著，也是笔者在写这本小册子时参考、借鉴最多的研究成果。全书对“四杰”生卒年、举业、仕历、学行、交游以至灾厄、艳情、隐退、疾患等都作了详细的考述。其行踪仕履，基本上逐年落实。难以编年和前人未曾编年的诗文，大都考清其年代、地域和背景，颇多独创和填补空白之处。本书考述“四杰”行事，特别注重挖掘他们行为的客观原因和内在心理动机，显露出宏阔的文化视野。另外，本书在“考据”的同时，兼及“义理”、“辞章”的分析，既考察诗人的行事，又时或评论诗人作品的艺术成就、渊源影响，尤其注重心灵历程和创作心态的探析，使得该年谱兼具“评传”的性质，评解精当，时见精彩。
此外，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的《初唐诗》（贾晋华译）代表了国外研究包括“四杰”在内的初唐诗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高研究水平，在研究方法和材料运用等方面颇有借鉴意义。
总之，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基本突破了此前的研究在研究方向和力量投入方面造成的不合理格局。但就整体来看，对于初唐文学，特别是对于“四杰”的研究所投入的力量、研究的深度仍然不够，研究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