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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教授的声望,在外国比在我们中国还要高,因为在外国,人家能够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同时尊重一个有才能的人。
张奚若教授虽很少写文章,但知道他的人却还是很多。总理领导革命时,他便在长江下游奔走呼号,鼓吹革命。当时他讲话很激烈,所以长江下游的几个大城市的人都叫他“张大炮”。有位他的好友说他:“只要张先生认为是对的,张先生就敢说出来,即使说出来马上杀头,他也在所不惜!”
抗战胜利的前两年,不知谁给他加了一个国民参政员的职衔,他自己很觉莫名其妙,过了一个时期,国民参政会要开会,于是给他汇了一笔款,叫他买飞机票到重庆开会,他接到这款后,照他们的吩咐就如期到渝了,而且“如期报到,按时开会”据他说开幕的前一二天尽是“受训”,他心里就有些不耐烦,同时呢,他肚子里还有许多话要说——关于政治、军事、人民的贫困,乃至士兵待遇的低落等等——这些事有在他脑子里盘旋几年的,有刚刚投进他脑子里的,总之,他是感到“非吐出来不可”,而且他认为参政会,顾名思义,乃是将广泛的人民的意见提供政府,作为政府施政时的参考,“但事实上”,他说:“跟我想的完全不同!”
后来,所谓“训”受完后,他就起来讲了许多话,讲的尽是些事实,所以参政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不恨他的,并且嘘他,而且骂他,他非常气愤,他当时说:“这是参政会呀!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既然不让我说话,那我……”当时他就离开会场。第三天他就乘中航机去了昆明。
第二年国民参政会又给他汇来了一笔钱,并通知他来开会。他根本没有理会那件事,后来银行就把那笔款原封退回了。
张奚若教授真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敢笑,敢怒,敢打,敢骂”的精神,联大的教授、同学没有一个不尊敬他、不佩服他的,而且他也对同学非常爱护,甚至像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在学问方面,在作人方面,他都是那么诚恳的指导你。他讲话既幽默,又沉痛,像果戈里的作品一样,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他是陕西人,但他却没有那些封建的乡土观念,现已六十多岁了,个子很小戴一付化学花边的近视镜,留一撮日本胡须。他在世界上的声望,跟拉斯基教授一样。现在北平清华大学,任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载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194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