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由两个工整的对偶语句构成,其基本特征是字数相等、字调相对,词性相近、句法相似,语义相关、语势相当。即所谓“音、形、意”的说法,讲求上下联平仄、字形、语意均有连带关系。楹联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和文化现象,孕育在“骈语”和“律句”之中,形成于“骈文”和“律诗”之后,独立在“骈文”和“律诗”之外,又与书法艺术互为表里,多以其为载体,表现形式在骈、律之上。
楹联从上下对仗来讲,大致有五种。
一、工对
工对,也称严式对,就是上下联的文字、语句对仗工整、贴切,词性相当,节奏相同,结构相似。如郑板桥的一副题联相当工巧:“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春”对“夜”为天文名词相对,“风”对“雨”亦然,“放”对“瞒”为动词相对,“胆”对“人”为名词相对,这里的“放胆”对“瞒人”更显其工,“来”对“去”为动词相对,“梳”对“润”为动词相对,“柳”对“花”为花木类名词相对,初学作联,应多遵循这种对仗手法。又如,明代大学士解缙的名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意含双关,借物讽喻世上两种无德之人。
二、宽对
宽对是指相对工对而言,联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对仗工整。宽对与工对无明显界限,一般认为半对半不对就属宽对,就是说做到词性相同、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就可以了。如厦门太平岩联:“石为迎宾开口笑,山能作主乐天成。”联中“石”与“山”、“迎宾”与“作主”对仗工整,但“开口笑”对“乐天成”则不甚贴切,不仅句式结构不同,而且“笑”与“成”词性也不同,严格来说无法成对。还有北京梁家园春云楼联,也属宽对:“槛外远山排闼绕,楼前积水当湖看。”
楹联形式固然重要,但人们主要还是关注其内容,提倡只要表现手法好、含义深刻,可以破格,格律服从于内容,此即“宽律”“宽对”之谓。民国时袁世凯破坏共和称帝,时人曾以对联刺之,上联是“袁世凯千古”,下联为“中华民国万岁”。此联上下联字数不同,即为宽对。本来字数不同是不能对仗的,用于此处是暗含“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之意。《红楼梦》里林黛玉和香菱谈诗说“若有了奇句,平仄虚实不对也使得的”,提出了“不以辞害意”的宗旨。
三、单句对
有的对联在本句中自对,但上下句却不相对,则称之为单句对,如苏州月驾轩联:“在山泉清,出山泉浊;陆居非屋,水居非舟。”
四、当句对
当句对也称句中对、自对,对联不但要做到上下相对,有的多句联(或长联)本句之内前后也相对,如岳飞墓联:“将军报国,宰相和戎,义愤动千秋,臣节无惭追壮缪;庙拓明朔,陵依霞岭,馨香绵万载,孤忠共喻有蕲王。”
联中的“将军报国”不仅对下联的“庙拓明朔”,而且还与本句的“宰相和戎”相对仗,下联亦然。此种对句形式音乐感强,使人读之上口,铿锵有致。
五、借对
借对就是利用汉语的特殊特征,在同一词语具备两种意义时,作者在联中用的甲义,又借用它的乙义同另一词相对,如“人近百年犹赤子,天留二老看玄孙”。
联中在用“赤子”(初生婴儿)和“玄孙”(曾孙之子)的甲义相对的同时,又借“赤”(红色)和“玄”(黑色)的乙义相对。
有的这种对仗不借语义而借语音,如“尧天舜日舒清景,晋水泉山映紫云”,即在上联中借用与“青”同音的“清”与“紫”相对。
有的还可以借结构相似的词语来相对,如湖南桃花源联:“境辟太元年,看流水桃花,洞口不生寄奴草;地犹武陵郡,喜垂鬓黄发,村中时见避秦人。”
联中“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构词方式属动宾式,与下联动宾结构的词语“避秦”相对。
从上下联语义关系上来讲,楹联还可以分为正对、反对和串对。
一、正对
所谓正对,亦叫同类对、并列式,就是上下联的内容基本相同,它们互为关联,互为补充,说的是一个方面的意思。比如,北京颐和园谐趣园楹联:“西岭烟霞生袖底,东洲云海落樽前。”再如,福州乌山琵琶亭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
二、反对
反对即上下联的内容相反或相对称,互相映衬形成对照。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有“反对为优”的说法,就上述楹联以“反对”方式命意言事来看,确能引人注目,其艺术效果也不同一般。如长沙岳麓三闾大夫祠对联:“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还有福州洪塘金山寺楹联:“日夜长浮,不用千篙争上水;乾坤屹立,独能一柱砥中流。”
三、串对
所谓串对亦叫流水对、走马对,即上下联意思相承,把一个意思分成两句话来说,上下联紧相衔接、连贯而下的联语。如北京陶然亭有联:“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再有安庆徐锡麟烈士纪念楼楹联:“登百尺楼看大好江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楹联出于骈文、诗词,经过千年的累积发展,其中蕴涵丰富、流传下来的名联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些联句至今还没有人能对得上来,称为“绝对”。
话说解缙刚中了解元,一次行路口渴,便买了碗茶喝,忽然福至心灵,吟出一句:“一杯清茶,解解解元之渴。”这句上联最难之处是三个“解”字,这三个字字形相同,字音与字义却皆不同:第一个“解”读“jiě”,为“解渴”之意;第二个“解”读“xiè”,是姓;第三个“解”读“jiè”,是解元(古时科举乡试第一名)的首字。找到多音字不难,但若将之融合到一句话之内,并且还与上联有所关联,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因此至今还没有人能对出工整贴切的下联。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绝对为“烟锁池塘柳”,据说此联为乾隆某次临江南科考,两名举子不分上下,乾隆于是出此联复试,一名举子当场掉头就走,另一名想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只好悻悻而去,于是乾隆御点先走的为状元。众臣问其故,乾隆说:“我这联为绝对,能一见断定者必高才也。”此联确实可称绝对,上联五字,嵌“火、金、水、土、木”五行为偏旁,且词句意境高妙:一个幽静的池塘,周围绿柳环绕,又有一层烟岚笼罩其外,美景仿若就在眼前。后人有对下联“炮镇海城楼”,单从字形看也是以五行为偏旁,为正对,但意境却与上联相去略远。
楹联出于骈文、诗词,经过千年的发展蔚为大观,其中的妙对掌故不计其数,其相关介绍也多有著述,有心的读者不妨找来一看。
贴士: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三藏法师玄奘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
苏轼与高俅不得不说的故事
关键词:水浒传 小苏学士 六贼 挥麈后录 断袖之癖 一鸣惊人
东方朔 李天下 火烧兴教门 蹴鞠二十五篇 寒食白打 齐云社
苏轼是宋朝的大文豪、大学者,他诗书词乐、儒道释杂无所不通,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李白地位相当,均以才气纵横睥睨侪辈。高俅是小说《水浒传》中专门与梁山好汉作对的反角,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当时“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祸乱奸臣。他们二人在世人心中地位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那么真实历史中他们二人会存在怎样的交集呢?
谁是“小苏学士”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了太尉高俅的发迹史,说他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的破落户子弟。书中交代“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柳大郎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仕家,董将仕看他是个“没信的人”,于是转荐高俅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也觉得高俅“帮闲浮浪”,便只留他在府中住了一夜,又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机缘巧合中高俅结识了当时为太子的宋徽宗,由于他踢得一脚好蹴鞠,与徽宗趣味相投,因此日后徽宗荣登大宝,他也鸡犬升天,一直做官做到了太尉。
文中对“小苏学士”一笔带过,其后也只字未提,然而有心者定会猜度,这个“小苏学士”究竟何方神圣,怎能如此轻易地就能将一个地位卑微之人举荐到当朝驸马处。其实这个“小苏学士”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和父亲苏洵,再加上苏轼的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据说苏洵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闭门苦读而学有所成。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其文,苏洵因此声名大盛。古人向有“家学”之谓,一般为突出家世又称呼方便,即将“老、大、小”等置于姓氏之前加以区别。观其时苏洵已然成名,苏轼称“小苏学士”自然是相对其父而言。《水浒传》中还提到鲁智深曾跟随的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即是北宋名将种世衡、种师道祖孙。
苏轼与高俅
知道了“小苏学士”为苏轼,那么历史上高俅真的曾被他举荐过吗?《宋史》没为高俅立传,只在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高俅发迹史。其中说到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起草书写信件、公文之类很规范工整,由此看出这里“小史”相当于私人秘书。有宋一朝重视荐士的传统,苏轼本人也很喜欢推荐人才。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学士出任中山府(今河北定州)知府,便将高俅推荐给曾巩的弟弟曾布,曾布以“史令已多”推辞,苏轼才又将高俅举荐给他的朋友、当时的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驸马府一待就是七年,一次王晋卿在等候上朝时与还是端王的宋徽宗赵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晋卿借了一个修理鬓角,用后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晋卿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晋卿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站在一旁看时颇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当时出于年轻气盛还是老谋深算已无法得知,总之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后,便下场与赵佶一同蹴鞠。话说当日,高俅使尽浑身解数,将球踢得如鳔胶黏在身上一般,赵佶是此道中人,见猎心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晋卿:“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便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此时高俅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宋徽宗。高俅因此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便官至节度使,旋又升为枢密使。宋朝的枢密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与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凡军事之统筹管理,均由枢密使秉皇帝意旨决定执行,由此可见高俅此时已然平步青云,位高权重。
反观苏轼,虽满腹经纶却最不擅长官场种种,由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屡屡遭贬。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几遭不测之后,元祐八年(1093年)极力支持“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宣仁皇太后崩逝,亲近王安石“新法”的哲宗理政。早前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必为当时所不容,很识趣地主动请外,补为中山知府。虽已居江湖之远,奈何苏轼声名太盛,树大招风,仍被朝臣弹劾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词中有讥谤先朝皇帝之语,于是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还没到任,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受到监视的“嫌犯”了。没过多久,苏轼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不久即客死常州。可以说自从苏轼将高俅举荐给王晋卿之后,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霉运当头,后者则飞黄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