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1936年8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积极帮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该归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因此，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贷款，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1938年7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15000万美元。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派来数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有米哈伊尔、切列潘夫、奇诺夫、伊里亚绍夫、特霍尔、石洛夫、卡里亚金、鲁斯基赫、康斯坦丁诺夫、别洛夫、布尔科夫等人。1940年12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带领15名军事顾问到达重庆。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将近300门火炮、500辆汽车的援助。1938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提出了援华抗日的六项措施，特别强调，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崔可夫承认，在国民党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顾问李德把苏联的这种援助说得更生动具体。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出发前，斯大林给他的叮咛。斯大林说，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斯大林强调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从这些言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主张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1940年底，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就中国共产党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毛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对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又过于信任，把他当成了自己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言听计从，使斯大林很快地陷入了偏听偏信、“偏听则暗”的境地。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康生、王稼祥、邓发、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在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O 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王明、康生回国前，还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稼祥谈到了这次会见情况。王稼祥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29日回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曾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然而，王明毫无自知之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结党的工作，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批评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认为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从而撇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许多人还在等着看。中国的抗战才开始，人们缺乏实践经验。王明又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迷惑了许多人，自己若出面反驳，岂不是自己孤立自己，自讨没趣吗？王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虽说“左”得出奇，败得很惨，使中国革命的势力几乎完蛋，可如今他在苏联镀了金，成了“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这次又使出右的花招，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自己怎么去劝阻呢？
想来想去，毛泽东走出杨家岭来到延河边。延河，此时的延河，早已冰封雪盖，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西北风，顺川刮来，如刀似剑，穿透了毛泽东那单薄的破棉衣，直刺肌肤。毛泽东并不觉得冷，他踏着冰雪，信步过河，在延河滩里转了转，又不知不觉地上了坡。街道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大喊大叫。毛泽东也凑过去看，只见人群中间，一位赤露着膀子的中年汉子，把胸部拍得叭叭响，叫卖自己的“大力丸”。他说他的“大力丸”能抵风，能防冻，健身强骨，包治百病。
好几个人掏出钱来，准备买药。忽然，一位老大娘哭叫着扑了过来，双手拉住卖药人，要他给她的儿子抵命，说她的儿子吃了他的大力丸，不仅病没好，昨天晚上却死了，人命关天。卖药人听说死了人，不再吹牛皮、卖假药，慌忙收拾摊子逃跑。
周围准备买药的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也恍然大悟，喃喃地说：“是啊！要治牛皮大王，只有拿出事实！”暗暗跟来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要拿什么东西，忙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说：“不，不，这种东西，现在还很少，只好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看吧！”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到斗争中去实践，让他带了些人去武汉。王明有点像红楼梦中描写的“中山狼，得势便猖狂”。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仅到处夸夸其谈，而且有意和毛泽东的主张、路线闹对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明到了武汉后，急欲求成，擅自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含有大量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抹杀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性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由于国共两党分裂，造成十年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把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主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一种恶劣的倾向；鼓吹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要求各方面的军队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作战；提出为了保卫武汉，应集中军队及一切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进行庞大的运动战等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妨害了长江局等地的工作。
毛泽东耐心地批评教育，王明不服气，并秘密地在党内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中央委员支持他的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凯丰等8人参加。会上，王明又跳了出来，借题发挥，继续鼓吹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认为在军事上，应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迅速增长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属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希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为了使蒋介石国民党指挥所有军队，王明还提出八路军及各种兵种力量应在“五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他们重申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要忘记，但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是采取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创造新的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晋察冀便是好的例子；要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争论多时，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会议决定，王明、凯丰去武汉，一个月后王明回中央，凯丰留在长江局工作。野心勃勃的王明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不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的活动，而且会议之后，便公开地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盗用中央名义，把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黑货，冒充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传，其错误严重影响到抗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