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时代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把原本要高级人才才能操作的复杂的事情转化为一般人员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完成的动作，从而像巫师呼唤魔鬼一样把财富从地下呼唤出来。工业时代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通过制度的完善提高领导效能。工业时代的到来，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用法制代替人治，所谓法制就是树立制度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已经学会通过制度把过去失败的做法排除出去，通过制度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能，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失败的浪费。
进入网络时代，制度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原来我们以为制度越完善越好，越细致越好，追求从决策中心的议事规则，一直到单位底层清洁工的扫地标准，都用制度固定下来。今天我们意识到，过分完善的制度往往会成为我们面向未来创新的桎梏，在规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的同时，我们往往窒息了面向未来的创新生命。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制度的高度完善和细致对于简单劳动来说是有效的，今后在一些确定性的流程和工作方面我们依然要继承这个财富。但对于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合作方面，制度机械地细化有时候不但没有价值，反而制约了工作的配合。所以，制度不是越完善越好，而是要适度。
进入网络时代，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使制度鼓励创新，我们要突破过去那种制定制度就是要强化控制的旧思维定势，更加注重制度的引导作用。制度不是越强越好，反之也不意味着没有制度就不行，关键还在于通过制度或思想的引导有效达成人们行为的主动改变。
从制度控制为主到制度引导为主，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领导要改变过去用制度捆绑人的手脚，强行改变人们行事方向的做法，因为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只有让人自觉自愿地追随拥护才是“领”和“导”的真谛。制度引导的关键在于领导要学会把硬制度通过软的方式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借助现代管理与“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使得下属从被动地灌输变为主动地学习。
过去我们往往是根据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梳理，然后制定制度。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制定制度不仅要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梳理，更重要的是要对未来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愿景以及预测未来的变化事先制定引导的制度。我们要善于创造“鲤鱼跳龙门”的那个“龙门”，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把一些面向未来不适应的制度及时地进行调整，通过制度的方式去打破制约我们面向未来的旧的“鱼缸”。
5.1挖掘制度引导的价值
人才强国需要好制度
党的十八大对于今后的人才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这是一个新提法，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新任务。人才制度，则指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之下的与人才发生、发展相关的那部分规则。具体说，包括人才育成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选拔制度、人才使用制度、人才流动制度、人才评价制度、人才激励制度等等。这是一个以人才为中心的可以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是面向现实中国发展需要的，因而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国崛起的秘密所在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强国，也是世界人才强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从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不够强大，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见解的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由蠢材们运作的体系。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的东西，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这段话发人深省。美国今天的强大，固然靠的是人才大量涌现及其才能的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建国后长期探索、积累起来的一套实用有效的人才制度。这是研究后发赶超决不可忽视的因素。概而言之，人才强国的建成，一靠人才，二靠制度。“人才”加“制度”是历史上一切大国崛起的真正秘密。
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不仅是人才总体素质之间的竞争，更是国家制度层面之间的竞争。因此，寻找“人才好制度”，是我们国家人才工作发展到今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在实践中探索总结
一般地讲，好的人才政策和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差的人才政策和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凡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区域，都有其人才制度方面的先进性，都值得总结、学习。以创办一个企业为例，在美国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在香港大约两三天，在深圳大约两三周，在北京大约两三个月，在印度大约需要一年。
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特别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颁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在人才工作方面实际上已经展开了竞争，出台了不少人才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激励等方面赢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各地新成立的人才试验区，更是在人才政策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创新。
根据制度学者们的研究，制度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博弈产生，一种是靠社会精英精心设计产生，二者各有利弊。如若将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寻找“人才好制度”，不仅需要领导部门予以重视，还需要弄清“人才好制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制度研究专家阿兰·斯密德指出，凡是好的制度一般都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效率，二是自由，三是民主与全体一致性，四是交易成本最小化。
有了以上总的指导原则，加上各地人才工作的广泛实践和深入探索，一定能够找到各种人才好制度，进而推动中国尽快从人才大国走向人才强国。
1.龚自珍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网络时代怎样通过人才的引导制度，使不拘一格的人才走上创造价值的平台？
2.阿兰·斯密德“好制度”的观点对人才引导制度的制定有何启示？
“舌尖腐败”暗度陈仓亟须用制度约束权力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相继“亮剑”，全社会掀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之风，“豪华剩宴”明显减少，铺张浪费有所收敛。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舌尖腐败”依然存在，甚至在中央明令禁止之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央厉行节俭之风的号召下，为了更有效地狠刹公款吃喝歪风，下一步亟须“变招”，用制度建设铲除“舌尖腐败”生长的土壤。
“舌尖腐败”暗度陈仓
在高档饭店、酒楼遭遇“退订潮”的同时，一些单位却暗地将公款吃喝的“阵地”转移到装修考究的内部餐厅、干部疗养院等处。目前，全国未纳入商业酒店序列的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的培训中心超过1万家，一些培训机构事实上成为集住宿、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星级豪华宾馆。服务项目除住宿和饮食外，甚至包括洗浴、按摩、美容、保龄球等，一些安排在这里的会议，在小半天的议程后，安排大量时间“放松”。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大量商业酒店序列之外的办事处、会所、内部餐厅、干部疗养院若不加以规范，极容易成为腐败的藏身之地。
“舌尖腐败”背后是“笔尖腐败”
“吃的是鱼翅、燕窝，喝的是茅台、五粮液，要不是公款吃喝，谁能舍得；要不是领导签字能报销，谁敢这么胡整？”某县委办公室主任说，由于该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招商引资难度较大。所以一旦有上面的领导或是大企业老总来到县里，县里总是本着“再穷也要招待”的原则，尽可能提高招待标准。“所谓的‘接待标准’，过去就只是个参考，现在连参考都不参考了。我当办公室主任5年了，记忆中凡是接待，没有一次不是找‘一把手’签字，然后财务‘特事特办’的。再说有了‘招商引资’这个幌子，领导通常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国内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简化礼仪、务实节俭、杜绝浪费”，此后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公务接待工作的地方性规定。然而据了解，由于这些规定相对都比较宏观，缺乏具体、硬性的内容，因此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有的甚至沦为一纸空文。庄德水认为，制定详细、具体、可操作的接待标准势在必行，但这只能算是走完了第一步，也就是管住了“吃饭的嘴”，更重要的是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而管住背后一只只“签字的手”。“‘舌尖腐败’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笔尖腐败’。”
用制度管住“舌尖”背后的权力
狠刹公款吃喝歪风，关键在于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限定其活动边界，让其没机会搞变通。当前，公款吃喝的种种“变形”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相关监督制度的完善正在酝酿之中，各地也开始积极探索。
据了解，浙江省温州市早在2012年就出台了《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和《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严格规范公务接待，其中包括“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不得签单、赊账”等，被网友称作“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标准”。一旦“超标”则“自掏腰包没商量”。“这样一下子就把公款吃喝给刹住了，接待客人，让客人自掏腰包肯定不行，因此只能降低接待标准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上述制度实施半年多来，温州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的接待支出下降了34%。当地一位长期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过去，如果这样接待客人，我们觉得难为情。但这样的标准现在一点都不足为奇，对方大多也很满意。”
1.引导一种好的简朴的风气，怎样通过制度的控制守住底线？
2.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怎样通过制度的细化去实现？
3.如何正确运用制度管住不当行为背后的权力？
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开始出现。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1959-1974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表明，克格勃主要对以下几类人采取“预防警告”措施：“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政治有害行为者”；“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被正式宣布警告者”。
1967年7月克格勃专门成立了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第五局。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事先预警性”。第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威胁性、强制性和压迫性。通常会对受警告公民施加倘若不接受警告将会招致怎样的严酷惩处的威胁，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和强制。事实上，倘若受警告者仍旧一意孤行、不听警告的话，确实会遭受比较严厉的惩处。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必须在笔录上签字，这些文字材料留档，会在心理和精神上对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一定的威慑和恐惧。第三，是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虽然相对于斯大林时期高度极权主义政体而言，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其措施在保障人权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确实是一个改变，但是“预防警告”工作机制仍然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事先预警性”特点势必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隔膜、互不信任、彼此戒备，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
第二，“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实施和运用，给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实际上，绝大多数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并非是真的秉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更鲜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际活动，往往是因为对物价上涨、物质短缺、工资下降等社会现实不满发了牢骚而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
第三，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通过“杀鸡儆猴”效应使整个苏联社会处于高度的精神压抑状态之中。长期处于这种精神压抑状态之下，人们的身心健康自然会受到摧残，不少人出现了心理障碍和精神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