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斯诺为我们做出过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成功地多次对中国的报道，使他在新闻界声誉很高，为何不利用他这个快速的新闻媒介呢？
不能等到天明了，应该立即把斯诺找来，跟他谈谈，让他给尼克松捎个信。
已经是深夜了，斯诺已经入睡，有人传呼他。斯诺敏感地知道，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很快，他就被带到中南海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里。毛泽东在书房等候他。
斯诺对要毛泽东等候表示歉意，并迅速打量着毛泽东的书房。
书房的四边都摆满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少量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斯诺的印象是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和斯诺就在这里畅谈。毛泽东谈锋极盛。斯诺也问毛泽东一些问题。
斯诺对毛泽东说，他上次中国之行后，写了一篇报道，报道了毛泽东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为此，他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不能写呢？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其实，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再比如你吧，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情况不同了，没有这种必要了。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应当降温了。所谓“四个伟大”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斯诺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吃饭的时候，斯诺忽略了给在座的女工作人员祝酒。毛泽东笑笑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还不可能。在中国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需要时间。在美国的情况也许一样呢？
毛泽东的思维很活跃，他打量了斯诺一眼，接着说，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需要偏见，可以互相尊重和平等。
如果苏联不行，毛泽东用手指了一下，那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苏联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从。美国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
谈到美国，机敏的斯诺会意地把话题往中美关系上引。当然，毛泽东也在想着怎样把他的意思向斯诺表达。
“我记得1965年1月我曾问您有没有话带给约翰逊总统，您说‘无需’。现在情况变了，您有话要让我带给尼克松总统吗？”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吸了几口烟，打开了话匣：“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
“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说道：“我们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
“您愿意和尼克松晤谈吗？”斯诺高兴地问。
“我愿意跟他谈。比起社会民主党和修正主义者来，我更喜欢尼克松这样的人。当然，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常来硬的一手，但有时也来软的一手。”
“尼克松来是否目标太大呢？”斯诺问。
“他可以作为一个旅行者，当然，作为总统也行。只要他坐一架飞机就可以来了。”
“您对和尼克松的谈话很有把握。”斯诺说。
“谈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毛泽东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但也不要紧。”斯诺认真地说。
“我相信我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我要向尼克松提出批评。我们自己也将作自我批评。”
“如果尼克松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来，不要公开。”毛泽东做了一个表示神秘的手势。
身为外国人，也是中国人民和毛泽东的好朋友，斯诺大胆地问毛泽东对“文革”的感觉如何。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件事情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另一件事情是虐待“俘虏”——即被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干部。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这时，他的声音很微弱，完全不同于刚才谈中美关系那样大声说话。
斯诺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亲切地把他送到门口。
毛泽东和斯诺从凌晨一直谈到下午1点多钟。谈话结束后，斯诺迅速根据回忆，把对话“记录”下来，写成《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关系依然很微妙，斯诺出于谨慎，没有很快发表谈话内容。这样，毛泽东的“信”没有及时捎出去。
1971年4月30日，正当中美双方为缓解双边关系紧锣密鼓地工作的时候，斯诺适时地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谈话内容。
“信”总算捎了出去。美国的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这一新闻立即轰动了美国。尼克松政府迅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4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有一天能够”来华访问。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布雷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本政府若干时间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报纸、电台都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消息，罗电视台还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亚非国家的报纸，日本东京各大报纸，法国各报，德国报纸都相继发表了《毛泽东和尼克松希望会谈》的消息。
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的深远意义和它对历史转折的伟大影响。日本《朝日新闻》说：“毛主席的谈话，是中国周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态度的结果。”《读卖新闻》认为这是“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了一颗新‘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从极长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还说：“斯诺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所显示出的中国新外交信息的“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法国《战斗报》认为毛泽东的谈话是“一项最重要的声明”。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在较短时期内正常化。”与此同时，一些外国舆论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谈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日本《读卖新闻》评论说：毛泽东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在斯诺这条轰动国际的谈话报道公开发表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基辛格两次访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和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北京，同毛泽东举行历史性的会晤，最终导致了举世闻名的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友谊的桥梁架通了，但造桥者之一斯诺却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即1972年2月15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中国人民不堪悲痛。周恩来总理充满感情的谈话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斯诺先生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