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影后桂冠
民国时期的奇女子中，除了有林徽因这样才华卓绝的诗人，还有堪称传奇的女作家张爱玲，更有光华四射的耀眼影后，她就是民国时期的“电影皇后”、大美女胡蝶。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无论在文学界、艺术界，还是在演艺界，都涌现出了很多女明星。在借助现代科技而日渐发达的电影圈子里，胡蝶无疑是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影星。就像她的艺名一样，一只翩翩起舞、美艳无比的蝴蝶，轻盈地飞舞在上海滩，带给了人们欢乐和享受。
然而，任何璀璨华彩的背后，都有着暗淡的阴影。这一点，胡蝶也不能例外。在胡蝶的生命历程中，同样充满了数不清的悲苦和幽怨。它们跟胡蝶光芒万丈的声名一样，跟随着她，终生不去。因而，胡蝶的生命是美丽的，但同时也是哀愁的。
尽管如此，在中国电影史，甚至在世界电影史上，胡蝶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胡蝶生命的辉煌，似乎已经掩盖住了那些难堪和屈辱。她在并不长久的从影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当时的女星还是后来者，几乎都难以企及。或许，这就是胡蝶成为当之无愧“民国影后”真实的原因。
那么，这位“民国影后”的从影道路究竟如何，她又是怎样戴上那耀眼的影后桂冠的呢？还是让我们从胡蝶的生平说起吧。
胡蝶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1907年出生于上海。胡蝶的父亲是京奉铁路的总稽查，因此，幼年的胡蝶总是要跟随父亲来回在天津、营口和北京等地居住。可谓是从小就经历了奔波的风雨。
1924年初，胡蝶16岁，那一年她回到了上海，并进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学习表演艺术，曾受教于洪深、郑正秋等前辈名师。当时的演员训练班，就是在为已经有所规模的上海电影业培养后继人才。因此，胡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走电影人的路子。1925年，胡蝶结业后，进入了“大中华影片公司”。在那里，她参加了无声片《战功》的拍摄、还曾主演过《夫妻的秘密》、《白蛇传》等古装片，但不知是由于演技不够精纯，还是由于电影主题没有切合时代，这几部电影都未能引起观众的多少注意。
胡蝶真正在电影圈里红火起来，是在1928年。这一年，著名导演张石川邀请胡蝶加入了上海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明星影片公司。一来到新公司，胡蝶便与阮玲玉合作演出了《白云塔》。有着这样两位影星的参演，《白云塔》拍摄得十分成功，票房成绩极佳，胡蝶也因此开始走红。
走红之后的胡蝶，在后面的五年时间里，又相继拍摄了《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空谷兰》等知名影片。在电影表演上逐渐炉火纯青的胡蝶，在这期间还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好评如潮。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疯狂地侵略和蚕食着中国。一轮又一轮的左翼思潮，在上海这个最能感受时代新气息的地方来回激荡。这些思潮，同样影响到了电影圈。为了宣扬抗日，也为了迎合时代潮流，从1933年起，明星公司开始大量吸收新文艺作家，拍摄了许多抗日进步影片。从那年开始，胡蝶转变了演出风格，主演了《狂流》、《脂粉市场》和《盐潮》等优秀的左翼影片，强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精神。
在这段时间，最值得一提的，自然要数她在有声片《姐妹花》的出色演出。在这部影片中，胡蝶一人分饰两角：两个有着不同生活道路的双胞胎姐妹大宝和二宝，她把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刻画得非常成功。
《姐妹花》上映之后，在国内打破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为止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后来，这部电影还到东南亚、日本和西欧诸国放映，也都大获好评，《姐妹花》因此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胡蝶表演艺术的高峰之作。
1935年春，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影星的胡蝶，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她携带着《姊妹花》和《渔光曲》两部经典名片，到伦敦、巴黎、罗马等地交流，深受各国电影爱好者的喜爱。
1960年，胡蝶以影片《后门》，一举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乐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又获得了日本文部大臣特别最佳影片奖。后来，胡蝶还多次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
在从影的日子里，胡蝶横跨了“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气质富丽华贵、雅致脱俗的她，表演上更是温良敦厚和娇美风雅并存，一度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胡蝶这位“民国影后”，实际上也是由“海选”产生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元旦，上海的一份报纸《明星日报》创刊，其创刊人就是著名的歌词作家陈蝶衣。陈蝶衣原本供职于《新闻报》，作为知名词曲作家，其创作的歌曲，比如《四季歌》、《天涯歌女》、《凤凰于飞》等都脍炙人口。但是，要创办报刊，就不能只靠写歌词，而要具有新闻性的眼光，要懂得抓住舆论卖点。
在创刊《明星日报》之前，陈蝶衣办的是一些“海派”的娱乐小报。这些小报尽管读者众多，但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力。为了扩大影响力，也为了能抓住舆论卖点，陈蝶衣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起了一个“电影皇后选举大会”活动，活动的宗旨是：“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陈蝶衣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呢？原来，在他看来，当时的上海已然成为中国电影业的摇篮。这个圈子虽然当时并不大，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云集了很多制片公司，电影院更是星罗棋布。
在这些的背后，则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各种训练班，以及众多的明星荟萃。尤其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才艺超群的女明星，她们的风采令影迷倾倒、让世界都为之瞩目。假如能举办一个活动，让读者们来评判这些女明星，究竟谁才是当之无愧的“电影皇后”，那绝对是具有轰动性新闻效果的。
主意一定，陈蝶衣便约同《大晶报》的冯梦云以及《铁报》的毛子佩，三个人一起商定仿效欧美报刊选举“电影皇后”的先例，在中国首创“电影皇后选举大会”。很快，由陈蝶衣、冯梦云、毛子佩组成的“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筹备委员会”，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运作了。
陈蝶衣的安排是：让读者从1933年1月1日起开始选举，期限初步定为一个月。后来，由于天气实在太冷，因此选举期限延长到了2月28日截止，共历时59天。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在中国毫无先例可循的活动，其举办最初，是难以得到多少支持和认同的。然而，陈蝶衣等人并不灰心。他们在选举的日子里，不惜牺牲报刊篇幅，几乎每日都将选举的最新情况、票数统计以及投票人姓名等公之于上。这样一来，随着报纸的发行，这场“电影皇后选举大会”知名度越来越高，投票数也与日俱增。据说，当时的投票者，绝不限于上海，全国各地除了沦陷的东北三省以外，每天都有读者投票。就连日本神户，也有喜爱这些中国女明星的电影爱好者投票。而且，除了个人外，一些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踊跃参与投票。
就这样，“电影皇后选举大会”顺利进行下去。半个月后，竟然出现了竞争激烈的局面。当时，上海电影业有三大巨头公司，它们分别是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和天一公司。为了捧红自己公司的女明星，三大公司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争。一直到选举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8日，三家公司还在为争取更多的票数而努力。
在选举过程中，来自明星公司的胡蝶逐渐胜出，在票数上慢慢胜过了来自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和来自天一公司的陈玉梅，以21334票领先，当选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一届电影皇后”。第二、三名为陈玉梅、阮玲玉，分别得10028票、7290票。
当天晚上，明星日报社原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其目的一是为了庆祝选举成功，二是也可以借此扩大报社的影响。然而，得知消息后的胡蝶，却婉言谢绝了这份殊荣。在回信中，胡蝶写道：“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务请取消加冕典礼，诸承厚爱，实不敢当。”
这是一个言语多么得体而又切合实际的理由！在如此国难当头的日子，哪还有什么心思去领取“影后”桂冠呢？可是，如果胡蝶不参加这个加冕典礼，这次影后选举大赛，就未免结束得过于不完美了。百般思索下，陈蝶衣决定取消所谓的“加冕典礼”，而改成“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准备与庆祝选举成功一起举行。
这一次，胡蝶没有再推辞。在她看来，举办这个大会，其门票收入完全可以用来给中国空军购置飞机，支援抗日战争。3月28日下午，上海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门外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人们都纷纷前来，想一睹中国第一位影后的风采。而那天，由于患上了眼疾，胡蝶5点才来到会场。当新诞生的“电影皇后”身着旗袍翩然出现时，会场气氛立即达到了高潮。
从主办方那里，胡蝶接受了“电影皇后”的证书。接着，她动情地演唱了一首《最后一声》，飘渺的歌声响彻全场，鼓舞了在场所有人的抗战信心：“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情，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也想到东北的怨鬼悲鸣？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先生，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阵。我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莫须有的“九·一八之夜”
中国人常说，人怕出名。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名声过大，就难免卷入到各种是是非非之中，纠缠难清，苦恼异常。这一点，对于声名日盛的“民国影后”胡蝶来说，是深有体会的。在胡蝶的生命中，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灾劫，而其中最令她难以忘怀的，自然就是那莫须有的“九·一八之夜”。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军炮轰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噩报传来，举国震惊，全民悲愤！而与此同时，一则关于东北军将领、少帅张学良的不利消息也不胫而走。刹那间，谣言飞得满天都是，令卷入其中的张学良将军和同样无辜的胡蝶深受其辱。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社”著名诗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诗的立意很明显，剑锋直指张学良，认为他作为东北军统帅，不但不组织抵抗，却在酒店和红粉知己载歌载舞！在这首诗里，一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位是赵四即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后来与张学良结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第三位便是影后胡蝶。在马君武看来，“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是在跟这几位逍遥快活。
可以想象，在国难当头的时机，这首诗一经发表，立即就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各种新闻报纸纷纷转载马君武的诗。当时的《庸报》上还出现了一篇《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有些小报更是添油加醋，把事情说得越来越玄乎。它们“披露”说，胡蝶与张学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识，进而“过从甚密”，“张赠胡以十万巨款”。一时间，“花边新闻”到处都是。
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学良将军那里，他大呼冤枉，并立刻派人予以澄清。据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副官何世礼和代表胡若愚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就是说，马君武是由于听信了谣传，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才写出了这首诗的。
那么，在事变当夜，张学良到底在干什么呢？马君武又听信了什么谣言呢？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由于得了感冒，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当夜，为了招待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也就在看戏的中途，侍卫副官谭海报告张学良“沈阳发生事变”。张学良闻讯，立即接通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详加了解。接着，他一面向南京方面请示如何应变，另一面则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连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按照汤纪涛《张学良二三事》里面的说法：“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
本来，按照张学良将军的一贯立场，他是坚决主张进行军事反击的。事变当晚，他曾致电蒋介石：“为国为家，愿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然而，南京军事委员会却复电说：“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也电告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
无可奈何之下，在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只好对《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为此，张学良一直深为悔恨。他迫于军令，不得不采取不抵抗政策，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曾说：“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但是，也就在此时，却传来了张学良不爱抗日爱跳舞的谣言。张学良将军此刻的无奈和恼火，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马君武是从哪里得知的谣言？谣言又从何而起的呢？其实，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干出来的丑事。
在“九一八事变”前，为了能不战而下东北，日本最开始对张学良采取了绥靖政策，极力拉拢，结果遭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于是决定搞臭他的名声。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特务知道，要使一个中国人名誉扫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其私生活上制造绯闻。事也凑巧，影后胡蝶此时也正好去北京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由于这部片子涉及到了袁世凯与日本无耻勾结的情节，日本人深为忌恨。于是，既为了打击张学良，也为了报复胡蝶，日本人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讯社散布了“九·一八之夜”的谣言。
很快，谣言就传到了马君武那里。当时，马君武正在上海办事，他闻讯义愤填膺，于是挥笔写下了《哀沈阳》诗。作为一位爱国学者，马君武（1881一1940，原名道凝，号君武，广西桂林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我国第一个工科博士，“南社”著名诗人）一直从事着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马君武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历任总统秘书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并在梧州创建了广西大学。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马君武，自然是无法忍受这些“绯闻”的。
当然，也有人说，马君武发表此诗，跟他与张学良之间的“不快之事”有关。据说，马君武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时，曾请张学良给予经费支持。可是，张学良由于军费已穷于筹措，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因此对民国大学爱莫能助。于是，两人生出了不愉快。而这次谣言一出，马君武便大肆宣扬，以此报复。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试问，上面那些日本人的幕后消息，当时的马君武又怎能知晓？平心而论，马君武之所以写这首诗，主要还是由于不了解内情，而一时激愤所致。这一点，从诗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对日本人强占东北的切齿之痛，便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此，当马君武知晓“不抵抗”的真相后，就立即发表了《致蒋介石、汪精卫电》：“日本已占据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狰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自己冤枉了张学良和胡蝶。
而“九·一八之夜”中的另外一个“主角”胡蝶，更是冤枉透顶。她根本就没见过张学良，哪里谈得上一起参加舞会？
很多年之后，《胡蝶回忆录》追忆此事，胡蝶这样写道：“世间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
原来，1931年9月的下旬，胡蝶随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等人，来到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三部影片的外景。这次拍摄任务非常繁重，需要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和颐和园等多处拍摄外景。
一个多月后，拍摄任务完成了。在胡蝶等人离京前，梅兰芳在家中宴请了胡蝶一行人。席间，梅兰芳暗示说：“‘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看我的演出。”意思是说，他是知道实情的，“九一八”那晚，胡蝶根本没和张学良跳舞。
然而，蒙在鼓里的胡蝶哪里知道梅兰芳此言何意？等到胡蝶回到上海，已是11月下旬了。她刚一到家，就发现气氛不对：母亲似乎刚哭过，而父亲也在生气。她正在疑虑出什么事了，父亲却把一摞报纸摔过来：“你在北平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
胡蝶拿过报纸，赫然几个大字标题映入眼帘：《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等到看完内容，胡蝶又惊又怒，她厉声斥责：“这根本不是事实，全是造谣！”闻讯赶来的张石川、洪深等看到了这些文章也很气愤。起初，他们想登报澄清，又担心会被人认为是欲盖弥彰。谁知，事态却越闹越大。很快，《时事新报》上就出现了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并登有胡蝶的照片。一时间，舆论对胡蝶非常不利，到处都是指指点点。
此时，明星公司认为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无论对胡蝶本人还是对公司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就在马君武诗发表的第二天，《申报》连续在11月21日、22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
尽管发表了辟谣启事，胡蝶对于马君武还是采取了理解的态度：“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在她看来，“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讨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这就是胡蝶，一个大义凛然和胸襟宽阔的女人。
香港脱险记
胡蝶的一生，是充满了荣誉与鲜花的一生，也是饱尝了苦难和艰辛的一生。人们往往记住了她的风华绝代、光彩照人，却忘记了她屡次遭遇的劫难。这些劫难，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须臾未离开胡蝶。1986年，20余万字的《胡蝶回忆录》终于完成，胡蝶如此追忆自己的一生：“翻开褪了色的相册，思潮如涌。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欢乐，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这句话里面所说，在香港留下的辛酸和感受的生死离别，就是指胡蝶那段惊心动魄的香港脱险经历。
1937年，已经是家喻户晓影后的胡蝶，准备暂时息影，好过一段平静的日子。那时，她已经和潘友声结婚，拥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可是，安宁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本人的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淞沪会战开始后，身居上海的胡蝶己无法寻觅宁静。无奈，她只好与丈夫一起避居到了香港。
来港之初，由于这里还未被日本占领，战争的威胁还比较远，因此胡蝶一家的生活还是十分惬意的。那时，潘友声在洋行工作，收入颇丰。而胡蝶则操持家务，偶尔参加一些电影拍摄和社交应酬。总体上，生活相当平静和舒适。
尽管如此，见识过内地战乱的胡蝶仍在隐隐地担心，她时刻关心着战事发展。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虽然苟安于此，却一直心悬着内地的抗战，而且依战事的发展，我们也曾预料，不可能在此长久住下去。”正是在这种预感下，胡蝶的心情也一天天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十分不幸的是，胡蝶的预感应验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了对香港的侵略。敌机没曰没夜地轰炸，香港已危在旦夕。
当时，很多在港的著名演艺界人士已经想办法离去，而胡蝶却因为家小的拖累，而一时无法成行。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胡蝶只得天天躲避空袭，全家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离开香港，回到内陆，成为了当时胡蝶一家的唯一出路。然而，这又谈何容易？香港沦陷后，日本侵略军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极力拉拢香港文化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在香港，具体执行这项政策的，就是时任侵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的和久田幸助。
和久田幸助就任后，得知梅兰芳、胡蝶等中国艺术界名流都在香港，便决定先把他们拉下水。在他看来，只要先成功拉拢这两人，日本实行怀柔政策便会十分顺利。因此，梅兰芳、胡蝶就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和久田幸助“糖衣炮弹”的攻击目标。
然而，和久田幸助如意算盘打早了一点：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不肯跟日本人合作。恼羞成怒的和久田幸助见奈何不了梅兰芳，便开始对胡蝶软硬兼施。
在胡蝶那里，和久田幸助同样碰了钉子。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准备“拜访”胡蝶、晓以利害之前，胡蝶已经前去看望了自己的老师梅兰芳，并且更加坚定了不跟日本人合作的决心。
胡蝶看望梅兰芳，恰好就在和久田幸助离开梅府的第二天。实际上，胡蝶早就得知梅兰芳住在香港，只是一直没机会前去拜见而已。在胡蝶眼中，梅兰芳就是自己的老师，因为她确曾在1935年赴苏联参加国际电影展会的途中，向梅兰芳学习京剧。梅兰芳的德艺双馨，一直以来，都让胡蝶相当敬佩。胡蝶常骄傲地对别人说：“我还是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呢！”
在梅府见到恩师，胡蝶激动万分。然而，此时的梅兰芳，因为精神焦虑，显得十分清瘦，没有了以前那潇洒俊秀的气质。加上蓄须明志，更让梅兰芳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寒暄之后，胡蝶直接问道：“梅先生，听说日本人这几天正逼您到日本东京去唱《天女散花》？”
梅兰芳神情严峻地答道：“是啊。如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岂能到东京为虎作伥。那个叫和久田的已来过几次，都被我严辞拒绝。”
胡蝶敬佩地点着头：“那么，梅先生是否有意去重庆？”
梅兰芳答道：“我不会去重庆，我暂时哪儿也不去。我想，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谅他们日本人也奈何不得。”
接着，梅兰芳担忧地说：“胡小姐，我现在倒很担心你，听说日本人也要找你。而你一个弱女子，能抵挡住他们的威胁利诱吗？不过请你千万记住，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保持民族气节！”
梅兰芳这番话，给了胡蝶很大的精神动力。她严肃地答道：“请梅先生放心，我胡蝶决不当‘汉奸明星’！”
此刻的胡蝶，内心肯定已经做好了跟日本人周旋到底的准备。就像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谅他们日本人也奈何不得。”
然而，敌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胡蝶的。刚从梅府回到家，胡蝶就发现和久田幸助早已来了。
和久田幸助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开门见山地说：“胡女士能在战时留在香港，我们非常高兴。现在已有一批文化名人逃离香港返回内地，我们希望胡女士不要这样做。只要在你肯支持我们‘大东亚圣战’，并参加‘共荣圈’，我们决不伤害你，特别是像胡女士这样中外皆知的大明星。”
胡蝶对他的用意心知肚明，因而不置一词。
和久田幸助接着说：“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这些有名望的人，拟定了三条政策，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宽容。第一，如果你们愿意留在香港，我们妥切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第二，尊重你们名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入；第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上互相合作。不知胡蝶女士对上述条件是否满意？”
其实，这个政策哪里是什么无条件的？胡蝶心里很清楚，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所谓的无条件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哪有什么平等可言。至于保护生命、财产，尊重个人自由，也不过是一个交换条件而已。我和友声从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
日本人的这次突然造访，使得胡蝶下决心尽快离开香港。
但是，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又怎能轻易脱逃呢？更何况还要拖家带口。胡蝶在香港简直是度日如年。
就在这段时间，和久田幸助频频来访，目的都是能说服胡蝶，跟日本人合作，为他们演出。有一次，他甚至还邀请胡蝶前往东京，表面上是去拍摄一个《胡蝶游东京》的风光片，但实际上就是要胡蝶为日本进行宣传，以鼓舞日军作战士气。
面对日本人的利诱，胡蝶随机应变：“只可惜我自来香港后，就已发誓息影了，又怎好一改初衷，再上银幕呢？”
对于胡蝶的推托，和久田幸助早有心理准备：“胡女士不必多虑。《胡蝶游东京》完全是一部风光片，一点都不涉及政治。这种纯风光片，不会影响你的声誉。”
在一旁的潘友声见胡蝶蹙眉苦思，急忙劝阻说：“和久田君，不是胡蝶不拍，她确实已发誓退出影坛，怎能出尔反尔？”
听完回答，和久田幸助立刻拉下了脸：“胡女士、潘先生，我可是郑重地奉告，这次是日本陆军总部最高司令官下达的命令，胡女士最好是答应，否则我们也有办法。请别忘记你们目前是在香港，而香港又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
情况显得很紧急，要是不见机行事，估计马上就要出现危险。
胡蝶灵机一动道：“我去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其实这个条件也很简单，我已有孕在身，不便拍片，等分娩以后即可成行，再去东京拍片。”
和久田幸助将信将疑，但既然胡蝶已经答应，也只好作罢。一场危机被暂时化解了。
胡蝶的回答，显然是权宜之计，她是决计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的。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的逃离香港呢？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吧，正当胡蝶为怎样逃离香港快要束手无策之时，有一位少女突然来访。她自报家门道：“胡女士，我是杨惠敏。当年我在上海童子军时，就看过您的许多影片。”
原来，这位少女就是上海童子军里大名鼎鼎的“献旗英雄”杨惠敏。别看她小小年纪，却曾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为了帮助88师撤退，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慰问品，并把一面旗子亲手交给了88师52团副团长谢晋元，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战热情和勇气。
见到这位女英雄，胡蝶一时不知所措。她赶紧将杨惠敏迎进室内，询问来意。
原来，杨惠敏是专门来接胡蝶回内地的。此时的杨惠敏已经在广东许世英领导的赈济委员会里面工作。香港失陷后，她负责营救一些滞留香港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眷属，帮助他们逃出虎口。在前来营救胡蝶之前，她已经成功地救出了三批文化界人士，而最后一批要营救的就是梅兰芳和胡蝶。
杨惠敏的来访，驱散了一直笼罩在胡蝶及其家人心头的阴霾。他们做好准备，只待杨惠敏前来接洽，就立刻逃离香港。
难熬的几天过去了。终于，杨惠敏再次叩开了胡蝶的家门。这次她带来了香港游击队的王大哥。杨惠敏说：“你们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随王大哥走。明日兵分两路，以后在广东的惠阳会合，然后同赴曲江。”
第二天清晨，香港大雾弥漫。趁着雾色，胡蝶一家人逃离了香港。
在回忆录中，胡蝶这样记述了这次出逃：“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由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中途曾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餐饭，盘碗都很粗糙，饭菜看来也不怎么样，但我们吃来似觉非常可口，可见人的味觉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换的。”
那崎岖的山路，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深重，也见证了一代影后艰辛的逃难之行！
红颜深锁
胡蝶逃离了香港。然而，回到内陆的她，并没能自由地飞舞多久。很快，她面临了生命中的更大一次灾劫：被迫成为戴笠的情妇，饱尝红颜深锁之苦。
在谈到胡蝶这次灾劫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戴笠。在中国近代史上，戴笠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身前是重庆渣滓洞、白宫馆的头号特务头子，担任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在蒋介石心中，戴笠是个特工奇才。他长期担任蒋介石最重要的特务情报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局长，由于善于揣摩和执行蒋介石的心思意图，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和“铁心豆瓣”。戴笠性格十分残酷无情。在他当特务头子的期间，曾密令逮捕或处死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新闻界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混世魔王”般的特务，同样也对胡蝶痴心一片。据说，戴笠刚到上海滩发展的时候，尽管有时吃饭都成问题，但只要有胡蝶参演的电影，他就是每场必看。在他当了复兴社的特务处长后，仍旧对胡蝶演的电影十分亲睐。他曾多次对人说，胡蝶的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仅如此，在他心目中，胡蝶演技极佳，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可谓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戴笠这位超级“蝶迷”对胡蝶的喜爱，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地位的悬殊和机缘不够，戴笠始终没有机会接近胡蝶。
正如上文所说，胡蝶在成为戴笠情妇前，已经嫁给了潘友声。他们俩的结合是幸福而完美的。胡蝶也正是为了营救自己深爱的丈夫，才落入了戴笠的魔爪，饱受骨肉分离之苦。
潘友声原籍福建莆田，抗日战争前曾担任上海德兴洋行的总经理。他与胡蝶相识于1931年12月，那是在胡蝶堂妹胡珊家的一个舞会上。当时的潘友声，还只是洋行茶叶部的职员。在一次茶叶交易中，潘友声认识了胡珊。通过胡珊，胡蝶第一次见到了潘友声。
初次见面，两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高贵大方的胡蝶，自然让潘友声为之着迷。而刚刚从“雪蝶解约案”（上世纪30年代初，胡蝶与初恋情人林雪怀解除婚约）阴影中走出来的胡蝶，则被潘友声身上那股清新的读书人气质所感染。这种气质，与胡蝶平常见惯的热闹喧嚣截然相反，她情不自禁地喜欢上这个文雅的男人。
那次见面，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彼此都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终生的眷属。于是，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友声在位于上海九江路和江西路口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结婚典礼，从此走上了一段既充满幸福、又崎岖坎坷的婚姻之路。而戴笠的横刀夺爱，或许就是胡蝶和潘友声婚姻里面最大的噩梦。
一切都源于那次危机四伏的香港逃离。
在逃离香港前，为了尽快脱身，减少旅途危险，胡蝶一家人遵照杨惠敏的嘱咐，只随身携带了一些日用品和细软首饰。至于家里的其他贵重财物，潘友声将它们收拢归入30只箱子里，全部交与杨惠敏进行托运。这30只箱子里面有胡蝶的大量的演出服，还有包括她几年积攒下来的一些金银首饰。可以说，胡蝶十多年来置下的家当尽在其中了。
谁知，就在胡蝶一家人安全到达广东的时候，却传来了箱子在广东水面被打劫的坏消息。胡蝶闻讯，犹如晴天霹雳！焦急万分的她，找到了当年在上海认识的杜月笙。杜月笙便把此事转告给了当时已是军统局局长并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处长的戴笠。
见胡蝶来找自己帮忙，戴笠自然乐开了花。他让胡蝶把失窃的金银珠宝首饰包括她的戏服，开一个清单。拿了这个清单以后，戴笠马上派人到上海采购这些戏服，并重新买了一些金银首饰送到胡蝶面前。不仅如此，戴笠还发函邀请胡蝶夫妇来重庆，并腾出自己在中四路的公馆让他们居住。
戴笠的用心是明显的。对于这一点，胡蝶也不是没有察觉。只是，她当时确实需要帮助，而戴笠也的确是在热心地施以援手。就这样，戴笠终于有了接近自己心中“女神”的机会。
时间很快到了1942年。那一年，胡蝶一家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重庆。在山城，为了生计，胡蝶又开始接拍电影，而潘友声则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在夫妻二人的努力下，小日子也算是过得有滋有味。
可是，1944年春季的一天，当胡蝶完成拍摄任务，满身疲倦地回到家中时，却从朋友林芷茗和母亲的口中得知丈夫早在几天前便被警察抓走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消息。至于丈夫被抓的原因，家人更是弄不明白。
失去了丈夫的踪迹，胡蝶忧心如焚。她只好找到林芷茗帮忙，而林芷茗已经察觉到，潘友声的被捕，跟戴笠有直接关系。
林芷茗的直觉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戴笠为了能得到胡蝶，经常以各种理由表示亲近。然而，由于有潘友声的关系，他总是难以得逞。这一次，潘友声被逮捕，肯定跟戴笠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林芷茗的建议下，胡蝶前去请求戴笠帮助。戴笠自然是求之不得，答应立即命人调查，查到之后便会马上放人。
果然，胡蝶离开戴笠家回来后不久，潘友声便被军统局用车送了回来。
见到丈夫平安归来，神经高度紧张的胡蝶再也支持不住了，一病不起。在胡蝶养病期间，戴笠就经常来看望她。每次来，戴笠都会责怪居住环境的不好，说这么个电影大明星怎么能住在这样差的环境里。接着，他便邀请胡蝶搬到曾家岩他自己的别墅里去住。为了掩人耳目，他让潘友声和胡蝶的一双儿女也一同前往。
虽然此时的潘友声已经感觉到了戴笠的别有用意，为了不辜负戴笠的“好意”，也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胡蝶，潘友声跟胡蝶搬到了曾家岩别墅。在那里，戴笠对胡蝶更是礼遇有加，照顾得十分贴心。
可是，即便如此，戴笠仍没有得到满足。他总觉得潘友声碍事，于是就给了潘友声一个专员的头衔，将他支到云南去做生意。
丈夫走后，胡蝶感受到了度日如年的孤独和寂寞。而戴笠则趁机对她发动了猛烈的爱情攻势。平心而论，为了讨胡蝶欢心，戴笠可谓是花尽了心思。据说，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知道后马上派人在公馆前重建别墅。戴笠还从印度空运来胡蝶喜欢吃的水果，买来一大堆鞋子让胡蝶选。他甚至花费上万的银元弄了个大花园，每天陪胡蝶在花园里散步。
面对戴笠强大的势力和猛烈的爱情攻势，胡蝶无以反抗，只好违心顺从。从此，胡蝶开始了在重庆被幽禁三年的日子。被幽禁的日子看起来很富贵和奢华，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治疗胡蝶不能与丈夫相见的痛楚。
潘友声做生意回来，眼前的局面似乎已经被他料到。在与戴笠的秘书单独见面后，潘友声无奈地离开了重庆，来到曾经和胡蝶共同居住的上海，过起了内心并不宁静的隐居生活。两个有情人，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
1946年，正当戴笠准备要在上海跟胡蝶结婚，而胡蝶与潘友声几乎绝望地悲叹两人缘分已尽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混世魔王”乘座的专机在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途中失事，戴笠坠机身亡。
戴笠的死，彻底解脱了胡蝶一生的灾难。胡蝶终于结束了幽禁生活，回到了丈夫的身边。那之后，两人离开了曾给胡蝶带来无数耀眼光环，也带来了无尽忧愁的上海，双宿双飞，直到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