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传奇
倘若要用两个字形容民国文坛奇女子张爱玲的一生，那最好不过的便是她一本著名文集的题名《传奇》。正所谓人如其书、书如其人，《传奇》在现代中国文坛轰动一时，张爱玲也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个生命的传奇。
张爱玲的一生充满了各种传奇：身世的坎坷、成就的斐然、爱情的痴狂……甚至，就连她的名字“爱玲”，其来历都是一个传奇。
张爱玲原本名叫张瑛。她十岁的时候，受过现代教育、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母亲就主张把她送进学校，不再遵守女孩子不能离家求学的传统观念。可是，守古的父亲却一再不同意，而且几次在家大闹，跟母亲吵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这位倔强的母亲最后还是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是把张爱玲送到了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那时的张爱玲，由于在家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学业基础，因此一到学校就被直接安排到黄氏小学的四年级插班。就在母亲为她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却非常不满意自己女儿“张瑛”这个名字，觉得根本不能表达自己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她认为，年少的张爱玲，或许这时已经继承了自己身上那种叛逆的精神气质。她踌躇了一会，忽然眼睛一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对，就用‘ailing’，意思就是烦恼。”于是，一个后来响彻20世纪中国文坛的名字“张爱玲”，就这样诞生了。虽然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随意表达了母亲当时烦恼的心情，可是一经文坛才女张爱玲的日后造化，却响彻云霄、声名日盛。在那之后，张爱玲就不愿意改，也认为没必要改名字了。这个名字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仍然魅力不减。这个姓名，伴随着张爱玲那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孕育出一个个瑰丽的传奇。
张爱玲名字的来历，已经让她显得那么的传奇。然而，这个事情的背后，却隐伏着她许多痛苦的生活记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张爱玲传奇般的家世。
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出生于上海。她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清流派”大臣代表张佩纶的孙女，而清末重臣李鸿章，则是她的曾外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之女）。从这个角度讲，张爱玲也算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然而，如此显赫的家世，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可以想象，张爱玲的父亲由于出身显贵，绝对是个典型的“遗少型”少爷，作风专断而又保守。可是，这位遗少却偏偏取了个时髦的新女性。这就为以后张爱玲家庭生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不过，童年时代的张爱玲，还是感受到了家庭温暖的。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一起生活在天津，那是一段短暂却幸福的时光。“遗少”父亲虽然性格专断，却还是受过古典教育，因此风雅能文。在他的影响下，年幼的张爱玲背了很多唐诗，有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也培养了她的文学爱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母亲，则在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上十分西洋化，因而张爱玲的精神上，从小就有着现代的精神气质。尽管平时生活有些小磕碰，但总体上，张爱玲的家庭是温馨幸福的。
然而，好景不长，深信“男人应该三妻四妾”的父亲娶了一位姨太太回来。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拥有现代爱情观的母亲。这位母亲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在爱情上，只能是两个人的世界，不允许第三者插足。于是，倔强而独立的母亲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与同样西化的姑姑一起出洋留学。
从那之后，年幼的张爱玲失去了母爱。更不幸的是，她还要承受来自父亲和后妈的冷眼、歧视。有一次，父亲甚至扬言要杀死她。这些惨痛的生活经历，在日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也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的深层心理原因。
就在这段时间里，张爱玲的文学天才开始闪现。遵照父亲的意愿，她6岁入私塾读诗背经。而在这同时，她已经开始了小说创作。她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庭悲剧，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而第二篇小说，则是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的文学创造力。试想，那时的张爱玲才几岁啊，就能对成人世界里的生活现象进行文学表达。真可谓是天才纵横。
此外，年幼的张爱玲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乐园。很明显，这是在寄托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追求。
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搬回上海居住。不久，母亲留学归来，张爱玲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有着良好西洋艺术修养的母亲，带着张爱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这些，都为张爱玲以后文学创作中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深切体悟，打下了基础。张爱玲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部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可见，张爱玲的艺术爱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彰显无遗。
在良好艺术和文学的训练之后，张爱玲从4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43年，年仅23岁的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并且一鸣惊人。这个成绩，只有戏剧大家曹禺1933年发表《雷雨》时才取得过。在那之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源源不断，佳作频频出版。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其中包括《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有女同车》、《私语》、《谈画》、《谈音乐》等。而《倾城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等几部作品，成为最能代表张爱玲创作风格的著作。其创作数量之大，流传之广，可谓一个传奇！
1961年，夏志清教授出版《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的文学，将她与鲁迅及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实际上，张爱玲的这些作品，即便在当时，也被评论家赞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的传奇，不仅体现在她的文学成就上，还体现在她的为人处世风格中。这些风格，也成为了一篇篇“传奇”，让人们至今感念。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张爱玲那充满了矛盾的性格：她既悲天悯人，常常在作品中展现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然而她在实际生活中却又非常冷漠寡情、自私自利；她知晓人情世故，但却总是我行我素、独立高标。这些矛盾的性格，使得外人很难与她相处，因为她始终与外界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很少有外人能窥测她的内心世界。难怪有人这样评论她：“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然而，这表面看似矛盾的性格和处世方式，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有人说，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也有人说，张爱玲实际是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其实，无论是享乐主义者，还是充满悲剧感，都是张爱玲性格中的要素，都是了解她充满传奇的生命不可或缺的。试想，作为大家族的后代，从小耳濡目染那些奢华的生活方式，怎能不有些享乐主义？
可是，张爱玲的童年毕竟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妈的冷眼下成长，又怎能不生出自私自利和冷漠无情？
事实上，这些性格缺陷，几乎都是自我保护的结果。张爱玲曾回忆说，自己后来不堪忍受，从父亲家逃到母亲那里后，母亲只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虽然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但是，这又是多么现实和无奈的对话啊！后来，母亲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母女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于是，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后来的作品中，同时充满了悲观和势利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张爱玲：爱恨交加，忧愁与冷漠并存。
很自然的，如此性格的张爱玲，写出来的女性绝对是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飘渺：她们自私、有心计，但也脆弱，偶尔也能为爱痴狂。这些女人都是怕穷的，她们斤斤计较，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为了不过穷日子，她们都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可是，婚姻却因为人性的残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幸和灾劫。然而，就是这样真实的描写人性，却反倒映衬出世事的苍凉和人间的苦恼与无奈。或许，正是这样的真实，才成就了张爱玲的独特个人魅力和文学成就，也铸造了她的生命传奇。
三十年前的月亮
在张爱玲的名著《金锁记》开篇，这位文坛才女写道：“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部张爱玲最著名小说，其主题也是谈论爱情与婚姻的，文中的月亮就是它们的象征。人们或许会问，在张爱玲的爱情里面，那轮“三十年前的月亮”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真的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虽然欢愉，却由于一路辛苦行来，因此带上了凄凉吗？
众所周知，张爱玲自身“三十年前的月亮”是和胡兰成的一段痴狂的爱情。为了这段恋情，张爱玲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是个有妇之夫，也视他的汉奸身份于无形，只是一心一意地爱着他。然而，这个“文化汉奸”潜逃温州之后，却再结新欢。痴情的张爱玲辗转找到胡兰成，却痛苦地发现，他对她的爱早已熄灭。悲伤的张爱玲，只能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到1947年分手只有短短三年时间，却是张爱玲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她结识胡兰成之前，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相识、相恋，一直到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一切都得从张爱玲发表《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著名小说谈起。中学毕业后的张爱玲本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香港大学。可是，在毕业前夕，香港又沦陷了。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为了维持生计，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
就在这段时间，她相继发表了《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两部成名作。《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才华横溢的作品，更是让她大红大紫，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
就在张爱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恋爱了，而恋人就是在汪伪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他从小家里很穷，靠着勤学肯干、头脑精明，在上海闯出了一番名堂。在跟张爱玲结识之前，胡兰成已经有过一个妻子叫玉凤，而且胡兰成对妻子的感情还很深。他后来曾回忆起玉风过世之时的情景：“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
这位感情丰富、气质敏感的文人，后来进了汪伪政府中任职。一天，当他阅读“海派”女作家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时，立即就被《封锁》吸引住了。看完，他充满喜悦，又对作者张爱玲十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赞赏有加，并表示了想结识张的念头。
不久，胡兰成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附上了照片。看完这些，胡兰成简直想立即与张爱玲见面。可是，苏青的回答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在胡兰成的一再请求下，苏青告诉了他张爱玲的地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热情如火的胡兰成，第二天就直接找上了门。可是，他却吃了闭门羹，因为张爱玲确实不见生客。胡兰成抱着一丝希望，从张家门口递进去一张纸条，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希望能与张爱玲见上一面。
让人意外的是，就在胡兰成去张家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张爱玲打来的电话，说是马上就到胡家去看他。接完电话，胡兰成兴奋莫名，为突如其来的幸运狂喜。于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就这样见面了。
或许是缘分，这次见面，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鉴赏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到两人的日常生活状况，甚至是张爱玲的稿费收入，两人都谈到了。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临别，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他忽然问道：“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胡兰成的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和个高的张爱玲身高相差这么多，怎么配得上男女朋友呢。这表面看似唐突的一句问话，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张爱玲觉得心中一阵诧异，但更多还是一股暖意。
两人很快就恋爱了。在赠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张爱玲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或许，这就是《金锁记》里面所说的，老年人回忆起三十年前的月亮时，感觉到的那份愉悦吧。
尽管两人你侬我侬，甜蜜异常，但是这段爱情，在外人眼中，却是不可思议的。那时，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而且老家还有妻室，在年纪上又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然而，在爱情上很有主见，看重自己感受的张爱玲，却不以为然，她仍然痴狂地爱着胡兰成。而胡兰成，作为一个多情、敏感的文人，同样深爱着张爱玲。他十分懂得欣赏张爱玲由于出身贵族家庭而天生的那份高贵和优雅，也非常理解她因为童年不幸而养成的自私冷漠性格。正是这样的知心之爱，使得张爱玲更加眷念胡兰成。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意思是说，即便胡兰成不离婚，自己也愿意不要名分，一直与他做情人。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可以说是超越了世俗。这种情感，在一向现实的张爱玲身上出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从小缺少父爱的张爱玲，没有顾忌外人的眼光，而是把胡兰成当做真正懂得爱自己、疼自己的知心爱人，也许这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
尽管张爱玲不要名分，1944年8月，胡兰成还是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了。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升华的机会，于是两人走进了结婚礼堂。他们的婚礼办得极其简单，只找了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份证词的前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则由胡兰成写成。
婚后的日子，正如证词所说，“现世安稳”。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黄金时间。可以想象，在丈夫的疼爱下，张爱玲一定是温暖幸福异常。那时，她的文字是现实的，但也是饱含温情的。在写作的间歇，胡兰成和张爱玲会一起品评文学、指点人物，那是一段“红袖青衣共读书”的幸福时光。
然而，这幸福毕竟过于短暂了。1944年11月，胡兰成被派到湖北接编《大楚报》，两人只得长期分离。胡兰成虽然心中挂念张爱玲，但这时他骨子里的风流和不负责任性情，彰显无遗。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而且很快还结了婚。而张爱玲，却一直蒙在鼓里，她仍旧一如既往地爱着胡兰成。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心里默默地流泪，她知道自己是怎么都不会恨眼前的爱人的，即便心已被深深地刺伤了。最终，她选择了默默承受。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投降了，作为汉奸，胡兰成的末日降临，他只好逃到浙江，化名张嘉仪住进了诸暨的斯家。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学，两家交情颇深，因此才在危难时刻施以援手。可是，多情的胡兰成再次出轨，与斯家守寡的庶母范秀美成了一对夫妻。他己然忘却了武汉的小周，就更别提深爱着她的张爱玲了。
痴情的张爱玲，半年未见到胡兰成，心急如焚，竟然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胡兰成、张爱玲、范秀美，在一家旅馆相遇了。敏感的张爱玲，很快就明白，自己已经出局。张爱玲十分委屈，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离开温州时，张爱玲叹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只是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信往来。张爱玲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永远的失去了心爱的胡兰成。1947年6月，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上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这场“倾城之恋”，就这样落幕了。张爱玲知道，她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如同“三十年前的月亮”一样，最终，张爱玲尝到的，更多是无奈和苦痛——“我将只是萎谢了。”
如此精致的世俗
许多人这样评价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这话可谓是一言中的。在张爱玲的生命中，无论是爱情、文学创作、为人处世，随处可见她世俗小女人的一面：她寻求两人世界的缠绵，为人自私冷漠，笔下的女人现实是故、斤斤计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同时却又有着很多精致的面相：她艺术修养极高、家居服饰等格调高雅脱俗，浑身充满了现代西方文明气质，甚至还被称为是中国20世纪的“小资鼻祖”。
可是，最难得的，却是这两种表面上看似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能在一个人生命中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张爱玲就做到了这一点，她是世俗的，可是如此精致的世俗，简直是世所罕见、绝无仅有！
张爱玲精致的世俗，首先就体现在她与众不同的着装上。亲眼见过张爱玲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旧上海，即便西方文化已经很流行，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张爱玲的衣着，仍可以说是奇装异服，无论是款式的新颖，还是色彩的艳丽，的确与众不同。据说，张爱玲的衣着，最令人觉得新奇的便是颜色选配上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作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浓色调的布料，再加上张爱玲出格的款式设计，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效果。然而，这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可以说是相当俗气的：用色大红大绿，确实会显得少了几分清新脱俗。即便如此，如此着装，到了张爱玲身上，仍能够焕发出一种精致、高傲的独特精神魅力。或许，只有这位传奇女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吧。
在爱情上，张爱玲同样是既世俗又精致的。像上文说到的那样，张爱玲对胡兰成倾注了一片痴情，爱胡兰成之深，哪怕跟这世上任何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相比，也不逊色。只是，如此的爱，却仍然无法脱出世俗。在面对胡兰成的“出轨”时，张爱玲仍会急得南下北上、四处寻觅爱人踪迹。她依然忘记了早年那“我不要什么名分”的承诺。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哪个女人又能做到呢？说这是张爱玲的世俗，还不如说这样一个热情如火的女人，对爱人的深深眷顾。更多的，在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婚姻中，是那一份让人感染的精致。他们会一起品评时下流行的文学、细咂当时的风尚、欣赏各种艺术风格……在张爱玲的心目中，这段爱情，是一轮美轮美奂的“月亮”，即便多年以后看来充满了感伤，却仍是欢愉的。除此之外，在爱情出现危机时，虽然张爱玲也有过慌乱和迷失，但很快地，她似乎又恢复了自己那种幽游的生命态度。在她最后写给胡兰成的信中，这种态度彰显无遗：受了委屈，她心中毕竟是幽怨的；但她同时也是悠游的，因为她已决定放弃这段让她曾经痴狂的情感。这时，张爱玲的态度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乱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跟那些面对分手闹得你死我活、抢天呼地的人们来说，怎么不能说是精致的呢？细细地、柔柔地，就这样割舍掉一段本心不愿割舍的感情，而且一步三回头，这不是精致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张爱玲在着装和爱情上的表现，只是她精致世俗的冰山一角，那么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自然就要数她的文学作品了。张爱玲特别敏感于现代大都市生活中的大雅大俗，在细腻的描写中，往往能得出一份独特的见解，十分耐人玩味。在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里面，张爱玲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女性形象，她们无一不具有典型的既俗不可耐又精巧雅致的双重性格，就正如张爱玲自己一样。
让我们把记忆往回延伸，回到1984年的香港。那一年，由张爱玲的作品集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侬本多情》在全港热播，一时间好评如潮。通过这部连续剧，人们不仅记住了张国荣的精彩演出，还记住了由商天娥所扮演的女主人公莫笑侬。更重要的是，张爱玲这个似乎早己被人们淡忘的女作家，再次成为文艺界的焦点，就如同当年这个名字响彻上海滩一样。从那之后，《侬本多情》多次翻拍，成为电视剧的经典剧目。其成功原因，自然离不开张爱玲透过她细腻的文字，所彰显出的人性中精致的世俗。
《侬本多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香港留学的女主人公莫笑侬，因父母亲双双死在战火频仍的国内，而断了经济来源，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投靠在香港的姑姐唐瑛。唐瑛虽然收留了莫笑侬，却并非出于亲情，而只是为了能利用她来勾搭男人。聪明的莫笑侬即便知道实情，却由于眼前窘况，而无法脱身。也就在此时，她结识了由唐瑛介绍的风流公子詹时雨（张国荣扮演）。然而，当莫笑侬与詹时雨结婚后，得知自己的婚事都是由唐瑛幕后操控的，便决心报复。此时的莫笑侬，已经不再是初来港时的单纯女孩子，她早已学会了世故和狡猾。为了报仇，她不惜利用同学素卿，去勾引唐瑛的男朋友简。一直深爱着莫笑侬的詹时雨，在知道妻子的所作所为后，大为反感，情感也出现很大的裂痕。就这样，一段看似美好的爱情，最终烟消云散。
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极为成功，充分展现了张爱玲文字的魅力，并且深得其髓。很显然，女主人公莫笑侬的名字，本身就具有非常雅致的意蕴一一这样一个具有隐喻风格的名字显然借鉴了《红楼梦》的取名手法。加上女主人公未曾身世剧变前的清纯，更让这个人物形象充满了精致的感觉。然而，一旦世事变幻、苦难来临，即便是如此精致的一个女人，仍然会立刻变得相当市俗，甚至世俗得令人窒息。这个女人把自己的爱情当成了人生的全部，为了爱情，她可以机关算尽、荤的素的全都上齐。到最后，观众甚至觉得，莫笑侬的俗气，比之她那个品性不端的姑姐来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让人厌恶。也因此，在故事的结局，莫笑侬注定失去所有，因为她那颗世俗的嫉妒之心，将会无法遏止造成对他人与自己的伤害。通过张爱玲的文字，一个小女人的内心世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如此既世俗又精致的双重性格女性，也成为了张爱玲文学中的“特型演员”。
在张爱玲的文字里，世俗的东西，就像是家常一样，永远是没完没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其中全是算不完的账本和耍不完的心思。可是，读张爱玲的文字，你却又觉得她永远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用睿智洞彻一切，与你保持着一个精致的距离，有着你似乎无法学得的机智、聪慧。这样的才情，使得她的作品，在描写人性时，既能现实深入，又能保持超脱。还是让我们去赏读一些她的经典语录吧，或许这才是品味张爱玲的最佳途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轻撕碎，扔到海中，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都是严格的考验。
只待成追忆
众所周知，在张爱玲的爱情故事里，曾经有过两个男人，他们就是胡兰成和二任丈夫赖雅。如果说胡兰成与张爱玲共谱了一段如火一般的痴狂爱情，那么赖雅则带给了晚年张爱玲一个温暖、宁静的情感港湾。
可是，中间这段时间呢？在与胡兰成分手后，却又还未曾结识赖雅之前的张爱玲，其情感状况如何呢？这就得谈到她与著名导演桑弧那段只可追忆的交情了。实际上，这段交往是无疾而终的。然而，用晚年桑弧的话说，他一点没有遗憾。或许，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同样是充满了愉快和美好的记忆吧！
桑弧原名李培林，祖籍浙江宁波，1916年出生于上海，1933年毕业于渡江大学新闻系。桑弧早年生活阅历丰富，曾经在证券交易所当过学徒，后来还担任过银行职员。这些生活经验，为本来富有艺术天赋的桑弧打下了良好的创作实践基础。
1935年，桑弧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和电影导演朱石麟，并在他们的提携下开始尝试进行文艺写作。经过五六年的艰辛努力，1941年他成功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灵与肉》。从那之后，李培林正式启用后来名噪大江南北的艺名桑弧。
成名之后的桑弧，1946年8月进入文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导。要想在电影公司取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桑弧就需要得到更加优秀的电影剧本。就这样，在这年七月，求才心切的桑弧经过著名剧作家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
当时的张爱玲，正在经受着第一次婚姻和爱情的危机。正如上文所说，全国抗战胜利后，作为汪伪政府文化要员的胡兰成只得南逃至温州藏身。这个“多情种子”忘却了张爱玲的一片痴情，很快就与年纪比他大的一个贵妇私通，过着长期寄居的生活。尽管如此，深爱胡兰成的张爱玲，仍然记挂着丈夫，一直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支持着他。
可是，这样的生活状况毕竟不是让人愉悦和轻松的。可以想象，这段时间张爱玲几乎少有笑容，更多的时候，她都保持着一种低调的形象，默默承受着感情与事业上的打击。至于在创作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将只是萎谢了”，哪还有什么写作的动力可言呢？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桑弧闯入了张爱玲的世界。
桑弧见到张爱玲，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想邀请她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起先，张爱玲面露犹豫之色，说她从没写过剧本，感觉很陌生。后来，在桑弧和文华公司宣传主任龚之方的力劝下，张爱玲终于应承了下来。
虽然张爱玲对于写作电影剧本没有把握，并且以前也确实没有这方面经验，但正如桑弧慧眼识人所见到的那样，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实际上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借鉴一些电影语言的技巧和表达方式。在桑弧看来，张爱玲的文字，根本上就是最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剧本。于是，在桑弧的鼓励下，张爱玲开始了创作。没有辜负桑弧的期望，她很快就写出了著名电影剧本《不了情》。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张式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企业家和他的家庭女教师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其结局更是充满了张爱玲文字中一贯的凄美和感伤：最后，家庭教师因不忍破坏爱人的家庭幸福，选择了悄然离去，以结束这段仿佛注定是伤感而无结果的爱情。有慧心的读者一定已经看出，这个故事就是张爱玲当时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
1947年2月，《不了情》在桑弧的执导下，正式开拍。作为文华公司的开山之作，公司选择了著名演员舒适和陈燕燕主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至于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电影制作。很快，《不了情》上映，并且一炮打响，卖座极佳。从此之后，《不了情》同《侬本多情》一样，也成为了经典剧目。
有人曾说，张爱玲和桑弧之间的情谊，完全是由工作产生和促进的，此话确实不假。就在《不了情》的上映取得了轰动效应之时，桑弧再次找到了张爱玲，想让她接着写一个喜剧剧本。这次，桑弧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已经构思好一个提纲。而张爱玲，由于有了《不了情》的成功，也对自己创作电影剧本增加了信心。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张爱玲—气呵成，很快又写出了著名剧本《太太万岁》。
作为文华公司的第二部影片，为了延续《不了情》的成功，公司为《太太万岁》配备了阵容强大的明星演员队伍，张伐、蒋天流、上官云珠和石挥等，都应约参演。或许是由于桑弧原本就构思的是一个喜剧，也或许是张爱玲在《不了情》成功之后心境比较畅快，这部影片实际上充满了喜剧的幽默效果，反倒没有了张爱玲以往缠绵、伤怀的文学美感。唯一一如既往的，只有张爱玲惯常表达的世俗。
《太太万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俗气满天的城市里，女主角陈思珍嫁给了一个没出息的丈夫。陈思珍又是一个痴情女子，为了丈夫能开办公司，她骗来了父亲的资助。然而，丈夫得到钱后，却没有用到正途上去，而是整天花天酒地，在外面胡搞交际花，最后弄得几乎破产。无奈，伤心之余的陈思珍只好提出与丈夫离婚。可是，她却在此时发现丈夫对自己并非绝情，相反却充满深爱。于是，俩人又重归于好，共同面对惨淡的局面。该片哀而不伤、悲喜交集，开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喜剧新风气。
张爱玲的文字，似乎有意无意间总在将自身的生活经历投影其上。陈思珍和她丈夫的情感生活，几乎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生活的缩影。或许，此时的张爱玲，还在寄希望于胡兰成吧，希望他即便事业遭逢厄运之时，仍对自己一往情深。
张爱玲虽然善于运用喜剧幽默，把自己独有的文学情味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情感悲剧。1947年6月，就在张爱玲与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万岁》之后，她给胡兰成写去了那封著名的“离婚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张爱玲毕竟是眷念胡兰成的，她虽写下了绝情信，但却随信寄给胡兰成30万元钱，这是她创作《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酬。张爱玲用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自身情感上的不顺，使得《太太万岁》的成功也没给张爱玲带来精神上的多大愉快。而真正让她心情畅快起来的，便是与桑弧的交往。
在有了初期的这些合作之后，桑弧经常和龚之方等人去张爱玲家聊天、聚会。每到这个时候，张爱玲就会从与胡兰成离婚的低落心境中走出来，显得较为开朗，对朋友也很热情。有些时候，桑弧的到来，甚至还会让这位一向孤僻的女作家畅谈抒怀。张爱玲也特别爱听人家高谈阔论，听到好听的故事还会哈哈大笑。有一次，为了庆祝《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拍摄成功，文华公司的老板吴性栽邀了桑弧、张爱玲等人到无锡太湖游玩。后来，张爱玲提起那次游湖，便会愉快地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就这样，桑弧跟张爱玲之间的交往便逐渐增多起来。他们一个是知名作家，一个是著名导演，彼此都十分欣赏。加上合作的成功，更加使得两人关系亲密无比。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十分看好桑弧和张爱玲的情感发展。然而，这真的又是张爱玲的另一段“美好”爱情吗？
据桑弧的朋友和同事龚之方回忆，有一次他去看张爱玲，在一番闲谈之后，他就十分婉转地向张爱玲说明了来意：原来，他是来替桑弧“提亲”的。作为朋友，龚之方的“提亲”显得十分自然。
他把朋友之间认为张爱玲和桑弧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话，作了一番生动的转述，意思就是想请张爱玲考虑一下，是否能接受这件婚事。
然而，好心的龚之方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婚约。所以，这次“提亲”最终失败了。后来，龚之方曾回忆说：“张爱玲对我这个提议的回答不是语言，而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不可能，叫我不要再说了。”碰了这个软钉子，龚之方只好无趣地告辞了，此后他再也不敢向人说起这件尴尬的“提亲”之事。
关于这件事情，同样作为桑弧朋友的现代文学专家魏绍昌，他的回忆与龚之方稍微有些差异。在一篇记述文章中，魏绍昌这样写道：“张爱玲在离沪之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今改长江公寓），夏衍曾委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龚去劝说她时，经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等人的嘱托，还想为她与桑弧撮合亲事……一次桑弧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张爱玲也来了，两人关系是很好的，张如能不走，又有归宿，岂非两全的美事，可是她听劝之说，面对龚之方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
无论当时确切的情形如何，张爱玲最终没有选择跟桑弧共度一生。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或许最重要的，便是张爱玲当时的心境：刚刚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婚姻与爱情，张爱玲有些累了，她无力再接受那么火热的爱情。此时的她需要的是，更多的温暖和安宁！
1952年7月，张爱玲由上海重返香港，为“桑张对”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从此，她与桑弧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多年以后，一代传奇女子张爱玲，终于在美国找到了人生的最终归宿——她爱上了赖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