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一向处事谨慎，虽然得到秦昭王的特许，仍不愿轻易开口，于是开始试探口风。他说：“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昭王对此指责之语，并未一听即怒，立即领悟到这是范雎进言的前兆，应抓住时机，进一步争取，才能使范雎彻底打消顾虑。于是秦昭王第五次跪下，说：“寡人愿闻失计！”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恭敬。这一次范雎也认识到时机已成熟，再端架子实为不妥。因此答应辅佐秦昭王，帮他统一六国。
事实证明，秦昭王虚心纳贤的措施是对了，范雎的确为秦国的强大，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蔡泽所说：“要制诸侯，利施之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的矣，君之功数矣。”
秦昭王诚心求贤的这一招可真绝了。以帝王之尊，每日接受达官显贵朝拜的人，居然屈膝五跪，以求范雎的进言，常人可能办不到，但这正是秦昭王政治见识的明显体现。江山社稷与帝王颜面，孰重孰轻，稍微清醒一点的君王即会明断。
他有此举动，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他了解并理解人才的心思。范雎为天下奇才，自然恃才清高，鄙视尘世，那么何不让他清高一次，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走下圣坛，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这样，既满足了他本人建立功名的意愿，也为自己虚心纳贤树立了口碑，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安稳，宏图大业得以实现，到时青史留名自然不在话下。所以，秦昭王五次下跪，恳切求教，使范雎觉得他有诚意，且心有大志，可以辅佐，自是全心全力地为他出谋划策。
面对历史沉淀下来的中国人清高、好面子之心，要想让下属交心，尽心效力，领导就要放下官架子，亮出诚心；对下属待之以诚，示之以信，这样下属才会做出积极反响，对领导倾心相随。因为，中国人最讲究诚，讲究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领导者若能以真诚待我，那我又怎能对他耍手腕呢？孔子说：“以怨报怨，以德报德。”对方怎么待我，我就要如何待他。孟子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若是领导示我以信任，我又怎能辜负他的信任呢？中国人讲究“以怨报怨，以德报德”，“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领导只有待部下以诚，才能做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下属倾心以从！
对于现代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大批适用的人才对自己尽心效力，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自己的意图及决定。想求得得力贤才，可采用中国式管理中的以诚克刚的管理经验，表明自己的足够诚意，并以实际行动打动部下，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人才如鱼得水，尽情地发挥所长为企业所用。
择人任势，优势互补
中国历代管理者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中国式管理手段最终都体现在“控制”二字上。只有全面掌握全局，游刃有余地驾驭群雄，方能说得上是有效管理；若失去控制，就谈不上什么管理了。对于如何控制下属，中国式管理讲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择人任势，优势互补”的权变之术，综观古今，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现代企业的成功管理者，都深谙此理。
《孙子兵法·势篇》中讲道：“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该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造就一个把圆木从高山上滚下那样的不可抵挡的势来，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这是孙子兵法对领导艺术所作的一个高度精辟的概括和论述。深入体味孙子“择人任势”的思想，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劣，态势的发展趋势及自身优劣，权其利弊得失，确定最佳的用人方式，领略其中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道理，对于今天的领导者和企业家而言十分重要。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刘邦择将，三人而已，这就是领导的奥妙。
许多人都鄙视汉高祖刘邦，觉得他不过是个乡下无赖，趁乱世投机取巧才得到了天下。但无论如何，刘邦既然能在群雄并起之时，最终夺得天下，成为汉朝的开国之君，定然有他的过人之处的。刘邦善于把手下人才的各自优势加以互补，择人任势，深通权变之术，为他驾驭下属、成就帝王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2200多年前，秦末刘邦、项羽起伏的演义，可谓典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项羽将五诸侯灭秦，而封王侯，政由己出，号为“霸王”，最后却上演了千古绝唱“霸王别姬”。霸王至死不明：“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尚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因战起家，异常骁勇，却不善战。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天下，皆因其有独门法宝。个中原由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能用之，皆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项羽所能驾驭的，也就是一己的勇猛，不善于充分调动广泛的资源为我所用。刘邦清醒，知道自己之所短，他人之所长，故能善于充分调动所有资源为己所用，于是建立千秋帝业。此正是善战者“择人任势”之所为，也是刘邦高人一筹、老到之所在。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众多学科成就中，发展得最为丰富、最为成熟、最为灿烂的，择人任势之学是其中之一。而且，有关这些择人任势之学，在形成过程中，各种精辟见解、独特做法、典型例证之多都是同伐师、兴邦、治国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代王朝中兴史，一部正确人才运用史。国家兴与贤才举是结合发生的，战事胜负，朝代更迭，国家中兴，择人任势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如周文王渭水河畔用吕尚兴了周，汉刘邦脱衣以衣韩信兴了汉，唐太宗以魏征为明镜兴了唐，朱元璋建礼贤馆待刘基等人兴了明等。这里，丰富的择人任势的矿藏，是很值得我们做深层开发的。
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领导者用人来说，不光要考虑其才能，更要注意人员的编组和配合，形成优势互补。比如，一个部门有三个经理，他们平级而无主从，此时，最好的安排是：一个富有决断力，一个具有协调的本事，另一个擅长行政事务，在这种人力资源状况下可组成一个有头脑、善协调、有生气的领导集体。如果三个都擅长决断，意见相左时，势必各行其是，谁也不听谁的；如果三个都具有行政能力，遇事就难有人出来拍板，而陷于琐碎事物中；如果三个人都只有协调能力，既无人决策，也没人做实际工作，也干不成事情。
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讲了一段很有哲理色彩的话，他说：“倘若所用的人没有短处，其结果至多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组织。所谓‘样样都是’，必然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明显。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是十全十能。”杜拉克还如此断言：“一位经营者如何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人无完人，也无全能，关键在于怎样合理搭配，善加任用。善战者，择人任势，善治生者，择人任时。所以，在一个人才结构中，各人才因子之间最好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包括才能互补、知识互补、性格互补、年龄互补、综合互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研究、攻关项目是需要体现多边互补原则的，这里既有知识互补，又需要能力、年龄等方面的互补。这样的人才结构，在科学上常需“通才”领导，使各个人才因子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和谐地组织在一个“大型乐队”之中。
事实也反复证明了人才结构中的这种互补律，在管理实践中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互补效应。如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为形成盛唐贞观之治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后世传为美谈。后人因此以“房谋杜断”喻指同心协力，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
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一个“择人任势，优势互补”的控人高手。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统兵攻曹，曹操派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固守合肥抵抗。当时曹守军仅7000人，而吴军有10万之众，但张辽等依据曹操“若孙权至，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护城，勿得与战”的方略，取得了反围城的胜利，这其中的秘诀就是在于曹操善于用人。
张辽“武力过人”；李典“有雄气”，善于与人协同作战，“不与诸将争功”；而乐进虽然“容貌矮小”，但有胆略，他与张辽、李典“统御师旅，抚众则合，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火”。曹操根据他们各自的长处委以重任，对谁应战，谁应守城进行合理地安排，因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军守将不仅能够使合肥固若金汤，而且取得了反围城的重大胜利。
这一历史事例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择人任势，优势互补，知人善任，适时委任。一个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才干，最适合于某项特定的工作，扬其所长，用其所能，可成人才；抑其所长，用其所短，则成庸才。一个领导者倘若埋没了一个人最有价值的长处，反而使用其短处，就是对人才的摧残与毁灭，同时也是对企业的摧残和毁灭，是最大的不仁、不道。由此可见，善于识才用才者，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才大略者；反之，他就是一个无才无略者。
在领导者的实际用人中，不能量才使用、择人任势者除其品德素质因素之外，则常常因为在人才的效益思维上存在盲点。由于人的才能越大，特长越突出，其显露的缺点也往往越多、越明显，领导者常常对引人注目的缺点看得多、听得多，乃至将其缺点与优势的各数相加减，用他的缺点去相抵优点，结果得出人才价值的负值。殊不知，一个人的最大的长处正数量上可能只有一个，但其产生的价值效益却大得无可估量。
从自古至今的管理实践来看，正应了管理学家杜拉克的那句名言：“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择人任势，优势互补，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今天各个领域的领导者需要学习汲取的用人、管人之道。
研究古今中外管理大师卓越之所在，便于领会孙子“择人任势”的要义。每个人所受教育、经历、心路历程各不相同，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风格。择人任势，是一种独特的感觉，一种内在的评价，而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套体系。如果硬要建立体系，就本末倒置了。孙子智慧的力量正在凸显，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择人任势。择人任势，不靠思辨去阐释，而只能在实践中去体悟，只能够靠实践去丰富。
将能君不御
“将能君不御”是领导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牵涉到高层领导权力的使用，信任下属和充分授权的问题。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将能”是前提；第二，“君不御”是结果。领兵打仗，将领的能力生死攸关；将领有能力，统帅不放心，干涉具体指挥也是战斗失败的重要原因。
《孙子·谋攻》指出，有五种情况可以预见到胜利。“将能君不御”就是其中的一种。将帅若是有足够的能力，国君就不应该管得严严的。就是说，对有能力的将帅，不要管得过多，过死。这里就牵涉到领导体制中的权力和责任的关系问题。他还指出：“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就是说，作为最高领导的国君，在作战中，切不可对将帅随意干预，瞎指挥，否则必然会造成混乱而导致失败。早在二千多年前，孙子就意识到将帅指挥的自主权的重要性，这是极不简单的。
《孙子·九变》还说：“将受命于君”，但要精通“九变”，懂得灵活权变，因而，“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其意是说，大将既然受命于君，就必须对君主全面负责；但为了真正负责，他有灵活处置的权力。在局部问题上，不能完全以君主之命是从。这就是后来兵家所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将在外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必须授予将帅以相应的自主权。在这个问题上，孙子甚至主张：“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无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以上这些，都说明孙子很重视将帅应有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战争中，将帅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权力和责任必须对等。这是战争给予古人的教训，对于现代的企业管理者有着直接的借鉴价值。
历史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确实是非常中肯的。将能而君不御，意味着对下属的信任，是放权于他的一种表现，也是特别行之有效、收拢人心的一种控人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