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初来乍到便带兵攻打项羽，不料大败而回。照现在的规则，试用不合格，应马上解聘为是。谁知刘邦不仅不怪罪，反晋升他为“亚将”。一帮和刘邦出生入死的铁哥们如周勃、灌婴等出于责任感、事业心，一齐向刘邦打小报告。这个小报告打得可真是功夫到家。先针对陈平个头高、人漂亮，说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接着又搬出更厉害的三条：盗嫂——作风有问题；屡次易主——品节不忠，立场有问题；受金（接受贿赂）——经济有问题。这三件事可是件件都上纲上线。那么，刘邦是怎么处理的呢？
《史记》里记载刘邦并没有因此而把陈平冷落于一旁，而是与陈平当面交换意见，给陈平以解释的机会。最后，这场风波以“汉王乃谢（道歉）厚赐，拜（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监督）诸将，诸将乃不敢言”而告终。
正是由于刘邦待陈平以诚，陈平得以日后屡建奇功，为开创和稳固汉王朝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刘邦与陈平这段“著诚去伪，无欺无隐”的佳话则流芳史册，足为后人师。
现代企业中，对下属以诚相待也是企业发展壮大、加强内部控制的基石。
一般地说来，用人者与被用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对弈关系，疑与不疑其实就是对弈的内容之一。用人者在揣摩着被用者是可疑或不必疑，被用者也在观察着用人者是否多疑，对自己是否放心，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思虑着是勇往直前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或者干脆就表现出一种自知之明，自觉告退。作为领导者，如果想让自己的权力得以有效行使，必然需要下属的不欺不瞒，坦诚相待，那么你就应该对下属报以十二分的信任，真诚地对待下属，使他感觉到你的真实无伪。
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在《领导力》一书中这样写道：“合作的核心是信任。信任是组织内部和内外人际关系的中心课题，失去信任你不可能当好领导，失去信任你不可能取得非凡的事业成就。作为个人而言，难以信任他人就不可能成为领导者，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要依赖别人的话语和工作，所以他们不是亲自动手做完全部工作，就是严密督促别人工作而变得控制过头。他们明显缺乏对别人的信任，结果将导致别人也不信任他们。”
可见，“诚”是古今中外所有领导者管人的有效方法。
张弛相宜，审时度势的中式控制力招数
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定法，审时度势，一切因时而移，因事而异，在变中图存，在变中求进，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赋予的中国式管理独特的控制力招数。
打一棒揉三揉，恩与威兼而用之
在企业管理中，人这种“资源”——特别称为与物的资源有别的“人力资源”，它不仅仅具有一般“物”、“有理性的动物”所具有的规律性，更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性——人性。因此，要想使得企业可持续发展，最关紧要的就是依照人性来管理，发挥人力的关键性作用。管理哲学观念的变化，正在还“人”本来的价值和尊严，不再本末倒置，仅仅把人当成“物”或者“动物”来加以管理，而是还其本来面目，首先把人当成人，依照人性来管理。一味的以权压人，让人惟命是从的管理方法已被时代淘汰。
因此，从传统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军队式的单向指挥过程，到现代管理的有序化、目的化、自动化、合理化、人文化的双向交互过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大转变。企业管理者要明白，自己“在企业中的最大作用是带动一种风气”，而不是操纵一部机器。传统的管理过程就像是在操纵一部机器：计划，给机器制定一个程序；组织，把每个人像螺丝钉一样安置在机器上；指挥，拉动操纵杆，使机器运作起来；控制，纠正每一个偏差，确保机器运作正常。这种管理，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计划，使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平衡；组织，使职、权平衡；指挥，使作业过程协调平衡；控制，使全面的平衡得以维持。因为企业这一部机器一旦失衡，就要出事故。
然而，人毕竟不是“螺丝钉”，企业也不是赚钱的“机器”。人就是人，由人组合起来的企业是一个市场环境中的生态系统，活的有序的系统。领导者对它的所谓管理，无非是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促使企业组织有序化、协同化，成为有目的、能适应环境的自组织。因而，管理者的管理作用就是带好这个队伍，而不是操纵它。他带动的首先是一种“向上的风气”。他通过有序化、目的化、自动化、合理化、人文化的双向交互过程来引导这种风气，促进协同化过程，营造一个具有目的性的自组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呢？
中国式管理主张，一个真正具有威信的领导必须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让员工对你如避瘟神，也不能让员工在你面前举止轻浮，没大没小。身为领导者在注重感情投资的同时，也要该唱黑脸就唱黑脸，不可心慈手软。在管理过程中讲究软硬兼施，恩威并济，双管齐下，对员工打一棒揉三揉才是管理员工、进行有效控制的无上妙诀。
我们说管理的艺术往往可以粗略地分为“打”的艺术和“揉”的艺术，前者是一种强迫措施，被管理者的行为必须遵照公司的制度规范来执行，是“硬”的管理措施；而所谓“揉”的艺术，则是通过有效的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引导、激励机制的驱动，使员工自动自发地按照管理者所期望的行为方式和目标开展工作，这种管理艺术是一种“软”的管理措施，施于无形而成效不可忽视，在企业管理中，实际效果却并不比硬管理差。而且，软管理通过员工的内化作用所驱动的行动，常常比被动服从的硬管理更具有持续性。
这可从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帝折服姚启圣之心的事例上，看出“打一棒揉三揉，恩与威兼而用之”的管理控人手段的高明之处。
早在顺治2年，姚启圣即官至福建巡抚，然此人自恃才高，能言善辩，屡屡与上司争吵，被一再降职，康熙5年又遭裁撤，被贬至盛京（现沈阳）郊区一马场任九品“司厩”。不过，康熙帝重用的盛京提督周培公对姚很赏识，他临终前向康熙帝力荐姚启圣。
康熙帝找人打听姚启圣详情，待查明底细后，他下令关姚入牢：“好吃好喝供着，3个月任何人不得同他说一句话，朕要把这只能言鸟憋个半死。”由沈阳回京途中，康熙帝让姚在冰天雪地里坐在四处漏风的囚车上，待其吃尽苦头，才让其进入龙辇，赏点心吃，又让其读御书。在行营一侧的简易牢房中，黎明时分，姚仍在读书，忽听一声咬牙切齿地诅咒道：“朕真想杀了你！”姚抬头一看，康熙帝正隔栏站着，姚慌忙叩首，康熙帝接着说：“你心中仇满，因而几十年来，故作愤世嫉俗之状，嘲骂达官贵人，讥讽皇亲国戚，以大清之矛，击大清之盾，却又屡屡游离法网之外。你并非不能做官，而是蔑视满清官员，故意不守常道，情愿在荒原饲马，不愿入朝为官……朕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心里已把你杀一千次了。”
长达3个月的幽禁，回京途中的一冷一暖，特别是这番“黎明谈话”，让姚启圣着实领教了康熙帝的驭臣之术，也体会了康熙帝的“知人之深”。康熙帝一行进京时，姚启圣已学会了奉承：“皇驾进京，好比雷霆万钧，却又寂静无声，难得啊！”康熙帝笑了：“这马屁嘛，拍得朕很舒服。”第二天，养心殿“经筵日讲”上，姚侃侃而谈，纵论宋明理学和安邦治国之道，而后献上收复台湾的“三必剿与三必抚”之策。虽然大臣们不满姚之“轻狂”，康熙帝却十分赞赏姚“见解深远”，“封姚为福建总督，专务平台政略与战略”，执行“迁界禁海”之大政方针。姚连连叩首，自此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命，后来果然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康熙帝对姚启圣简直痛恨到了极点，在心里居然将姚“已杀了一千次”，即使对郑经和噶尔丹，康熙帝也没有如此深仇大恨。为什么呢？因为未从内心归顺朝廷的姚启圣，代表的是一种知识者的清醒，是一种对满族皇权的轻蔑和对官场陋习的厌恶。这种“明道救世”、“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很不舒服的，而如姚启圣之巧舌如簧，冷嘲热讽，擅议朝政，在康熙帝看来便是妖言惑众，扰乱臣子之心，有动摇朝纲之害，他怎能不觉着如芒在背？康熙帝的内心想法是，天下士子应尽归朕用，不归朕用之士子，不如没有，或者干脆除之。可偏偏姚启圣的确才华超人，又熟悉福建情况，康熙帝正在筹措平台大计，此姚又非用不可，真让康熙帝烦恼不已。为了能让自姚身心俱归朝廷，康熙帝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软硬兼施，冷暖交加，恩威并用，多管齐下，最终将姚启圣整治得服服帖帖，甘愿效犬马之劳。
因此，在管理员工的过程中，光有恩或威似乎都不妥，最高明的则是软中有硬，打一棒揉三揉。中国式管理就十分注重在管理过程中采取“恩威兼施，双管齐下”，因人因事而采取相应措施的管理手段。领导者用“硬话”发威后，给员工一段时间检讨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过失，然后领导者就可以有计划地逐步做收服人心的工作。
领导者可以从为员工考虑的角度出发，“恩威兼施，打一棒揉三揉，”进行深入地长谈，用词也不妨恳切些，态度要真诚自然，让他感觉到你确实是为他们着想，这就可以在一种“软”性气氛中真正感动员工。可见，领导者的“硬话”发威是强硬的一手，镇住了局面，再通过“软话”把意图缓缓地传递下来，浸润到各个员工的心中。
从康熙帝收服姚启圣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成功的领导者通常决断力比较强，办事爽快果断，常常是“恩威兼而用之”，对下属“又打又揉”，因此常可以使员工折服，员工也会因佩服他而自觉地向他靠拢，全心全意地接受他的领导。另外，采用此种控人手段，也要注意把握分寸，防止过犹不及情况的出现。
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强势管理；阴，柔性管理。一阴一阳才成其为执中的管理模式。阴阳互动交感，软硬两种管理并用，恩威兼济，企业才能生生不息。硬管理有利于建立秩序，软管理有利于推动协同、和谐和发展，企业管理才能得以完善。偏向硬管理或者软管理，而不是两者互动交感，就都会出问题。惟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性兼顾，才能形成整体性的管理模式：企业管理之道，也就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之路。
以诚克刚，笼络人心
激烈的竞争中，管理者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求得贤臣良将，有精干的下属辅佐。但大多数有本事的人大都个性十足，不会轻易为人所用。根据文人这一特点，历代封建帝王将相总结了这么一点经验，认为管理者要给足他们面子，给他们架好台阶，让其在清高的名义下缓缓走下，来为你服务。对于领导者来说，拿出诚恳的姿态，求得贤才，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给部下面子，自己也赚到面子，更重要的是，你获得了他们大脑中的智慧。
《中庸》也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只要有至诚之德，万物都可以被感化，何况于人呢？“至诚如神”，只要以至诚行天下，就会如有神助，以之育物，则万物兴盛；以之取人，则人人尽其精诚，倾其智力来辅佐。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领导只要有至诚之心，即便是顽石也点头，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才华的高傲之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又怎能不对领导倾心相待呢？
春秋时期，秦昭王每遇到这样个性十足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从来不倨傲于人。所以手下聚集了一群人才，让他有了傲视群雄的资本。秦昭王诚心求贤，以帝王之尊，居然屈膝五跪，以求范雎进言的事例，不可不谓有远见卓识，也颇能说明他对待人才的态度和高超的控人收服之术。
秦昭王为人开明，雄心勃勃，欲建立宏图大业，一统天下。然而，这并非易事，凭他一人单枪匹马，显然不行。因此，秦昭王一心招揽天下贤才。范雎原为一隐士，广读诗书兵法，颇有远略，为当时著名的贤人，远近闻名，周游列国，以求明主。来到秦国后，被秦昭王所知，准备将其召为属下。
秦昭王很快便驱车去请范雎，一见到他，便摒退左右，单独说话。秦昭王走上前去，跪而请教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由此可见秦昭王的一番苦心。屏退左右为范雎畅所欲言创造条件；屈尊而跪，则表明自己对范雎的尊敬和求贤的诚意；称其为“先生”，则表明自己谦虚求贤，以能者为师；“何以幸教”，则表明自己求贤心切和欲图治世救国的雄心大略。
这一跪，虽将秦昭王的诚恳之心表露无疑，但范雎仍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于是，秦昭王“复跪而请教”，说：“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这是二跪，且态度上更加恭敬，丝毫没有不满之神色，但范雎仍不语。秦昭王又跪，说：“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这第三跪打动了范雎，秦昭王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范雎开始说话，道出了自己不愿进言的重重顾虑。
针对范雎的顾虑，秦昭王第四次下跪，说：“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省，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人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秦昭王意思很明确，他要让范雎进言，必先消除其顾虑，才能令他言无不尽，对自己一统天下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