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返回精神病院的办公室时，混乱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转动钥匙，踏进病房。病房里人头攒动。耶鲁·纽黑文医院距纽约市很近，当纽约的病房都爆满后，这里自然会迎来数以千计渴望寻求治疗的伤员。病床正被推进剩余的病房。自愿腾出床位的病人正在办理离院手续，他们手握行李，站在护理站内，等待被发派到一个瞬间会把他们每个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世界。这里的每个人也包括我们。
我回到办公室，试着登录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网站，但整个网站都瘫痪了。服务器因访问量过大而停止运营。网站唯一继续运作的是我偶尔光顾的交流平台。因此，我一遍又一遍地刷新页面，浏览人们发布的消息或是疑问。恐慌如决堤的洪流，掺杂着耸人听闻的留言以及同样耸人听闻的事实。是有一架肇事飞机，两架，还是更多。五角大楼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可能是由一架直升机造成的。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发生撞车事故，白宫发生火情，最高法院的大楼内发生爆炸。国家广播公司夜间新闻报道，一辆私家车在国务院楼外爆炸。有关人士认为肇事者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组织。所有的航班被迫取消。世贸中心发生第三起爆炸，造成双塔之一从顶部一直坍塌到第十三层楼。不，是整座塔都坍塌了，化为乌有。一位身在海外的美国人写道，“共和党快下台了。”
有关这篇评论我直到最近才读完了后半部分。我离开办公室，走到病房待了片刻，打算一次将这起事件的报道看个够。我站在那儿，病人和员工们围在电视机前，一阵低沉的啜泣声从中传出。我及时冲上前去，目睹了南塔倒下，化为滚滚烟云。20分钟后，北塔坍塌，这时人们鸦雀无声。我们已经姑息了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发生。
站在我旁边的护士摇着头。“我们不打算接收从这个废墟出来的任何病人，”她说道，“一个该死的都不接收。”等到那天晚上，自愿腾出病房的病人会陆续出院，多余的床位会进入储备。
我去日托所接舒勒时，紧紧抱着她过了许久，她为此显得十分意外。回到家后，我们静静地观看电视。她立刻厌倦了电视中那些表情严肃的受访者，回到房间安静地玩耍。
那一晚，我和朱莉熬夜了，收听一套由彼得·詹宁斯主持的美国广播电台新闻聚焦节目。我时不时地想起此刻还没回家，还没保持清醒地躺在床上的人们。世界的公民，上帝的孩子，他们都在外面，在那起恐怖事件发生的场所。他们躺在瓦砾堆中，或是飞机机身的残骸中。没人知道遇难者的确切数目，没有人能对任何事件了如指掌。我们的信息通道受阻，漂浮在自身的恐惧和愤怒中。
最后，朱莉哽塞地说了一句，“我害怕，这样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在这儿发生？”随后，她再一次更为平静地说，“我非常害怕。”
最终，朱莉上床准备睡觉，但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我起身悄悄地走进舒勒的房间，想在她酣睡的脑袋上亲一下，道个晚安。我停留了片刻，随后将她整个抱起，带回了我们的房间。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到此为止。我可不愿意再听到这起事件的任何报道。”但我还是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评论。在恐怖袭击后的一周内，有关这起事件的评论从未间断。我们无法对此置之不理。每次听到新的报道，我们的心灵就会受伤。我们渴望停止内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受伤，但对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的好奇远远超过了这一渴望。现在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观看电视新闻。舒勒也无法避免地看到了这些画面，但她还没法理解。她看到一架爆炸中的飞机时，仅仅是因燃烧的火球而感到眩晕，而她的反应也只是微微地神秘一笑并伸出一只手。飞机爆炸时，她去触摸电视荧屏。我忍住了将她拽开的冲动，好像她前方的画面是一条毒蛇。我想她以后有的是时间去感受恐惧。她的余生将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度过。
我们从奔波忙碌中解脱后，回家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问，“你想去那儿看一下吗？”
“嗯，我想，”朱莉平静地说，“我有必要去那儿看看。”没有多余的话语，我将车转向梅里特林荫道，朝纽约所在的方向开去。当时距袭击发生已有10天。
进城十分容易，比我预期的要容易得多。直到我们驱车行驶在韦斯特塞德高速公路时，才发现这里与往日的不同。车子驶过无畏号航空母舰博物馆时，我们看到此起彼伏的人群沿着三面围墙聚集开来，一直延伸到人行道。墙上贴满了布告，街角贴着数百张失踪者的海报。看到这些人的面容，朱莉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到处都是警察、急救车和部队的车辆。一架架臃肿的军用直升机在空中徘徊。
我们越往南行驶，就越难忽略空中那个缺陷。
到了卡奈尔大街时，车辆已被禁止继续向前。我们将车停在一条巷子里，休息了片刻为舒勒换尿布。我们坐在车中，两辆消防车疾驰而来，正巧停在我们旁边。车外的梯子上悬挂着巨大的旗帜。消防员们全副武装地下了车。我们突然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名人。这些人是美国最伟大的英雄，但此时在我们眼中，他们看起来只是十分疲倦，脾气乖戾。我们问他们是否需要挪开车子。
“甭，你们不碍事。”一位消防员语气平淡地回答。他们在那儿执行常规的灭火任务，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对这毫无感言。
关于“这儿”。这儿，一个字就涵盖了整个事件、整个地点。这儿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失乐园。想一下这儿，看一下这儿，闻一下这儿。这个“这儿”是全世界最大的这儿。
舒勒坐在我们前头的学步车中，我们边走边推着车。我对这座城市不是很熟，不知道双子塔曾经所在的位置，但你可以从路人时不时向空中投射的视线中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一周以后，他们依然在搜寻双塔。
我们离双塔越来越近，这时刮起了一阵风。我先前最惧怕的事物撞上了我们。我无法用言语去描述那股味道。甚至在几个小时后，远在纽黑文，我坐在电脑前直至深夜，试图在博客中描述那一场景，我突然吓了一跳，因为那股味道依然遗留在我的衣服和头发中。
就连曼哈顿的街道也难逃这一气味。我们拐过一个街角，突然间这股气味在我们的周围弥漫开来，头一秒钟还很微弱，第二秒就充斥了整个世界—一个除此之外，其他味道荡然无存的世界。这是一股烧焦了的味儿，像小动物一样暖暖的，但又柔和得让人作呕。它算得上世上最可怕的味道了。我的内心因此充满恐惧，头一次略微理解了这次袭击的狰狞。
而面对此情此景，舒勒却浑然不知。她十分高兴，因为可以来到户外，看到人群、灯光和不停地在附近穿梭的急救车辆。这些车辆是街上唯一离案发地点如此近的交通工具。寂静已在瞬间取代了纽约的喧嚣，舒勒似乎因此颇感意外，她望着我们前方的天空。前往事发地点的通道豁然开朗。附近什么地方有一盏大灯在熠熠地散发着光芒，照亮了空中的烟圈。光，交织着烟。
除了我们，路上还有其他行人。据我判断，他们大都是当地居民。他们步子缓慢，毫无目标，像是游魂一般出没在这个已有太多亡灵徘徊的地方。
我们离开纽黑文时，并没有商议为何要将舒勒带到这里。我知道这一举动在今天看来一定显得十分不负责任。撇开其他事不看，光我们呼吸的空气就对身体不利。然而，那时我只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美国家庭。虽然世界即将变得纷繁复杂，但在那时这只是一个我们需要前去瞻仰的地方。这个我们在一年前拥有美好回忆的地方此刻却化为乌有。我不清楚是否我们每个人都属于这里，但既然我们来了，我们就是这儿的一部分。
直到遇见过往的人群，我才开始有点儿明白为什么舒勒需要来这里。人们停下来称赞她，有好些人。而她也十分称职，兴高采烈地履行她的行为规范—“可爱的宝宝从来不在不恰当的时刻哭闹、拉便便、轻举妄动”。当然，她保持缄默；她将近两岁了，只是看起来没这么大。没有人期待她说话，更何况是这个所有话语都显得微不足道的地方。
第二组警卫部队排成直线，代表游人可以走动的尽头。至此向前，只有居民和援救人员才被允许进入。每隔一段时间，其中一位警察就会挪动一个路障，腾出的空隙足够一辆大卡车穿过。卡车的平板拖车上堆着弯弯曲曲、破碎不堪的金属。一年前，我和舒勒曾经触碰过这些金属，我们的双手碰在了双塔基座冰冷的墙壁上，虽然这些部分还不知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重见天日。
正是在这儿朱莉犹豫了片刻，可能她意识到了那个隐形的、恐怖的东西。我从没见过她如此缄默。我站在那儿等候朱莉时，觉得牛仔裤被人拽了一下。我低下头，看到舒勒正冲我微笑。我探下身子，和她视线齐平。
“你感觉如何，小猴？”我问道。她伸开双手将我抱住。最近她拥抱我十分频繁。对我而言，这一举动弥足珍贵，然而在她看来可能只不过是“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而不是在家度过一个无聊的夜晚”。
我抱起舒勒时，一位警察走到我们跟前。他面色严峻，若有所思。
“这让你心碎，对吗？”他说，“我家有两个孩子，他们……”他比画了一个拥抱的姿势，但突然又停了下来，无法继续。他回头望了望弥漫的烟雾、灯火通明的街道，随后又摇了摇头。我告诉他舒勒曾来过世贸大厦，她是怎样用双手触摸双塔。我正说着，又一辆卡车驶过，载着硕大、弯曲的钢铁横梁。事实上，有些横梁被轧成了钢圈，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橡皮箍。
“每次你看到这些东西一定都会心痛。”我对他说。
“每一次都会。”他平静地答道。我俩对他说，“我们为你和你的同事感到骄傲。”他说了声谢谢，但几乎听不到声音。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他的心思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
卡车的前方，灯火通明。明亮的探照灯，一架架起重机，还有自上而下慵懒而缓慢坠落的浓烟。我们已到达了格林威治镇和杜安镇的边陲，聚集的人群也更为庞大。人群挡住了我的视线，人们正在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他们看起来风尘仆仆。我向远处的街道望去，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双眼没能捕捉到他们关注的事物。
起先我以为我看到的是高耸、乌黑的建筑物，但烟雾缓慢、持久地从中升起，其他地方也有点儿不对劲。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有些蹊跷，不是笔直的线条，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凸起。我凑近一看，参差不齐的横梁向外翘起，这时我才意识到眼前所见的这栋楼是什么了。朱莉早已猜到；她背过身，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泪。她没有簌簌流泪，而是泣不成声地大哭。她自顾自地走到别处，为的是不让舒勒看见。
“天哪，天哪，天哪。”我一遍又一遍地感慨，没法停下或是说些其他什么话。我此刻看到的是两个土墩，稍远的一个比起另一个略微高些。它们大得出奇，周围的建筑物都无法匹敌。我曾见到遗址在白天的照片，但在夜晚，它们只是漆黑一片，又显得十分笨拙，你没见到的一面更为恐怖。我很难想象人们可以挪开这堆东西，看看这里的断瓦残垣、气味和烟雾，我也很难想象这座钢筋、玻璃和血肉混杂的大山可以被清扫干净，因为这堆废墟看起来同一年前的双塔一样，根深蒂固、恒久不变。
戴着钢盔的人们从废墟走出，他们的脸上满是尘土，我们已辨不清他们的眼和鼻子了。
一位女警官走到我们跟前，俯下身子看着舒勒。有一个新面孔和她搭讪，舒勒显得十分兴奋。她明显被她哭哭啼啼的父母惹怒了，因为我俩正慢慢夺走她这次旅行的喜悦。
“你好啊，小家伙！”警官说，“看那笑容！你现在就像是我的一抹阳光！”她伸出手，摸了摸舒勒。舒勒大声地笑了起来，笑声有些憨厚。这是时隔一年，我们头一次听到舒勒这样的笑声。警官也微笑起来，但她大大的双眼中满是泪水。她甚至都没顾上擦干眼泪，只是同舒勒玩耍，让泪水径自淌下。她向我们告别时，舒勒伸开双臂和她拥抱。她闭上双眼，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
突然，我感到庆幸，庆幸我俩将舒勒带在了身边。我无能为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舒勒可以。她是一抹阳光。
之后，我们离开了那里，离开了那座城市冒着浓烟的伤口。后来，我又去过废墟几次，但朱莉没有。
“美国，你何时会似天使般纯洁？”这是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我想着多年之前离开人世的这些人，他们的肖像印在走投无路的亲友们亲笔书写的海报上，缥缈的声音在手提电话上响起。我冥想着所有这些已逝的人，那些年轻的情侣，那些忧伤孤独的人，贪婪的和慷慨的，务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温柔的母亲和红光满面的父亲。他们只是和我一样，或许也和你一样。但他们并没有天使般纯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但即使我这样写，却知道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确实有一个天使，我曾看着她用幼小的双手为遭遇劫难的双塔祈福，为内心深受创伤的警官提供甘露。舒勒是一个天使，但同时也有几分恶魔的姿态，看到她你就像看到一朵正在咆哮的纤细的花朵。她现在依然和那时一样，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也一无所知。
6.霍兰见闻
医生的化验单：2002年1月21日—据今日调查报告，舒勒在0～3岁孩童的表现上勉强合格。除了个人社交能力符合年龄标准外，她在所有成长指标上均显示出滞后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