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03年6月，中央组织部启动了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河南省商丘市在2006年成为远程教育扩大试点市后，初步形成了以“四位一体激活力、巧记普及知识点、三访一评保安装、四建一推抓管理、三维架构强教学、共建共享促整合、手法多样做课件”为核心内容的“商丘模式”。
“商丘模式”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发展形式，即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在同一时间内对所覆盖的农村党员干部进行点播式、交互式和现场直播式教育。这个由政府主导的互联网项目，其目的是“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农民长期得实惠”。那么，“商丘模式”的互联网建设有没有促进当地农村的发展？它在当地农村社会变迁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于2008年2月24日开始对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进行实地调查。
研究者从媒介拥有的丰富程度考虑，选取了李集镇的李东村和后司集村。选择这两个村庄有两个方面考虑：一、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其中后司集村是省级贫困村，李东村属于中等经济水平。二、地理位置的相邻性，以便比较两个村所存在的差异，同时也使得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于村民的影响不至于相差太大。
二、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在乡村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新媒介系统的引入是否会促进社会发展，是有关媒介对社会变迁影响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主要是将发展理解为正向的社会变迁。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现代性等同于发展。尽管对这一观点的西方中心化的特征被人诟病，但现代性作为一种考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标被学界逐渐确定下来。英格尔斯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得现代性这一观念从较为宏观或抽象的层次上变为可操作化的指标，但他的一系列量表能否在不同文化，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适用受到了诸多质疑。学者杨国枢针对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将现代性指标本土化，提出了将现代性和传统性作为人格特征的不同维度来考察，而非将二者放置在对立的两极上。杨国枢发展的人格量表的特点是心理学色彩浓厚，未能考虑到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该量表在传播学中的应用。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施拉姆从宏观的角度构建了整个媒介系统对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模式详细地探讨了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扩散所必需的各种社会要素。二者更倾向于将大众媒介视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力。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媒介系统内各种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但他未能将个体作为社会变迁的主体进行分析，未能以单个的新媒介引入为着眼点，考察新媒介对于农村社会的微观实体——村落的影响。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媒介与村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变迁的关系。这种从微观出发来考察由于新媒介的引入对农村社会微观实体——村庄以及对村庄中个体现代化的影响的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文化差异性使得该研究难以复制。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大众媒介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研究也不断出现，这些研究多以具体的实地环境考察媒介对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人观念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将通过考察一种新媒介的引入——远程教育网络系统——对农民现代性以及对该地经济文化的影响，探讨新媒介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个案研究，其结论只可作同质化外推。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非参与性观察等方法。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采用判断抽样。通过多面的情况综合考虑，选取了李东村和后司集村。发放调查问卷210份，回收190份，回收率为90.5％。其中，李东村发放130份，后司集村发放80份。
另外，笔者对商丘市级组织部远程教育网络负责人、夏邑县组织部远程教育网络负责人、乡级服务站点负责人、李东村村长和后司集村的村支书、李东村和后司集村的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对于与该项目有关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众媒介使用情况、远程教育服务器端使用情况和远程教育网络终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观察，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图片和调查日志。
四、“商丘模式”在农村应用的基本调查
“商丘模式”在农村的应用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将从其技术实施与构成、内容的组成与提供、远程教育网络终端使用现状来考察它在农村的应用情况。据调查了解，目前商丘市远程教育网络一村一个终端的铺设已经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1.技术实施与构成
远程教育网络系统采用“宽带IP网＋机顶盒＋电视机＋小键盘”的组网方案，农民通过电视机上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络在本质上是一个提供特定信息的局域网，其终端通过网通铺设的专线与市委组织部远程办的服务器相连。远程教育的终端分为两种，一种为基本型，另一种为扩展型。两种终端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多加了一个电脑主机。通过基本型终端可以进行视频点播、互动交流、课程学习、实时浏览相关农业技术、农产品价格信息，发布产品供求信息，还能与农业专家互动问答等。多增加的电脑主机扩展终端点除了可以实现基本的功能外，还扩展到上传视频、信息、上万维网等。目前商丘农村所铺设的大部分是基本型终端。
我们所调查的夏邑县李集镇（共有49个村），2006年发展了24个远程教育终端，2007年安装了25个远程教育终端。截至调查时间，该乡终端已经全部铺设完毕。
技术维护方面由网通负责，服务器端可以监控终端的访问及使用情况。
2.内容组成与提供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注重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注重对内容的建设可能会导致新技术流于形式而无实际功用。国内的一些关于农村互联网建设的实证研究如“黄羊川模式”也表明，单纯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上的铺建并不一定导致农民对于互联网的采用和农村社会发展。因此网络信息内容的建设对于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建设尤为重要。远程教育网络系统的内容建设是它的一大特色。目前，商丘市远程教育网络上提供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中组部提供6000小时的节目，河南省提供4000小时的内容，商丘市提供2000小时的节目。商丘市的节目制作是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各个涉农成员单位负责制作，再由组织部审核。商丘市下属九个县市区统一将他们制作的节目报到远程办。县一级节目制作是远程教育节目本地化的重要环节，他们起到了上承下达的作用。调查得知，夏邑县制作的内容皆由县远程办的各个小组如建设组、综合组等下乡采集、剪接、编制而成。农民使用的节目内容分为实用性和娱乐性两种。其中实用性节目有本地实用培训技术、互动平台、初高中课程等，娱乐性节目则有影视剧、戏曲等。
3.农民的使用
李东村和后司集村的远程教育的终端均装在村长家里（村长解释说年前这些设备是放在村委会的，但因为过年村委会无人，所以搬到自己家中去）。调查者两次走访村庄，都看到有几个农民（多为带小孩子的妇女）正在观看远程教育终端上的内容，笔者没有看到村委组织学习的情况。两个村的村长都告诉过我们，他们会定期组织党员农民观看远程教育终端的内容，这一点在访谈中得到了一些农民党员的证实。另外，笔者发现在使用远程教育终端的过程中，尽管网通公司在安装时对村干部进行了一定的培训，还是有些人认为使用比较难。而且由于键盘太小，对在小键盘上操作和如何打字不太熟悉，以致影响了互动平台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