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焦虑。当前中国媒体笼罩着的强烈焦虑感，就是一种新的危机。有人称之为焦虑综合征，并总结为“媚俗严重、跟风剧烈、炒作成风、竞争无序、政策博弈”五个方面。媒体从业人员每天不断地赶新闻、赶节目，无尽的工作伴随着强烈的倦怠情绪；媒体之间也好像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发行、制作、争夺观众和市场份额的竞赛中。表面上看是严酷的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存原因），深层原因却是媒体身份无法在整体上统合其他角色，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而让各个自相矛盾的角色为争夺资源疲于奔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自我价值感的失落）。于是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因此，从身份角度来说，媒体的生存危机还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导致价值感的失落。利益驱动排斥了其他角色需求，所有其他的角色要求均成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但是其他的角色要求并没有失去力量，它们不断地给媒体施压，而媒体又不能有效和正面地整合这些要求。缺少精神文化和伦理道义的支持，媒体所感受到的不断增加的压力正在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使其陷入一种观念、行为的严重精神分裂状态，导致身份危机，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又产生了媒体身份危机的“弱智”和“功能性飞行”。
（3）“弱智”和“功能性飞行”。虽然“弱智”一词具有典型的情绪化和论战风格，但从某种意义上也指出了媒体的一些病态现象，即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内容的儿童化和泛娱乐化倾向、信息传播的反智现象。这实际上是媒体应对身份危机和焦虑情绪的比较呆的办法。放弃独立品格和避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的反思，无疑可以使媒体在面对如此激烈的角色冲突时处于一种客体化的位置，使媒体在真实的现实和角色冲突中暂时逃避焦虑情绪的压迫。媒体从自我客体化的反应退化到“弱智”和儿童化的状态，无疑有利于避免自我认同的痛苦冲突。同时“弱智”的儿童化状态无疑给媒体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四处讨好。再严厉的政府都会原谅媒体儿童式的冒犯和偶尔的违禁，媒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媒体也需要一个被儿童化的观众整体来说服广告商，获得市场利益。而儿童化、游戏、笑声似乎也暗合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的思潮，呼应了全球化的角色要求。
这个时候的媒体可以说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进行的是一种“功能性飞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撞。这种功能性运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媒体的类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媒体的纯功能性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媒体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和一般化的规定，不具有身份的影响力。二是简单的经济动因，经济利益的目标几乎成为媒体的终极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获利，但是这是短暂、脆弱的，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感。
四、危害
当前中国媒体的认同偏差和身份危机状态，使媒体自己陷入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深谷，进退两难。既接通不了传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的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的身份若即若离。这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媒体身份的迷失，失去自己曾有的巨大的社会声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严重到要被公众摒弃的地步。最近对媒体的怨言和批评的升温就是一个警示。
媒体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特别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更大。那么媒体的认同紊乱和传播失序，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或不良的后果。重则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扰乱民心，破坏稳定；轻则误导精神文化，误导大众认同，推崇消费文化，迎合大众的低级感官趣味，放大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阻碍了来自大众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转化的通道，而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经济动因的状态，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反智现象。
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将给它们自己和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媒体处于这种身份危机状态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社会在发展，任何人或者机构的身份都不可能固定，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平衡过程。媒体的身份危机状态本身就提出了重建的要求，主动设计和重建能够适应社会新变化、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因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
一、准确定位
“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权力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因此，就中国媒体来说，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的身份特征，就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
如前所述，虽然媒体在自我认同中偏向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角色要求，并且市场主体的要求又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固有的以及无视基本国情的缺陷，它们并不具有统率其他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何况还遭到顽强的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归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因为，全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自由市场规则，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极易成为别人的附庸。如果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是我们抗拒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保护伞，那么国家作为一个领土和政权独立存在的事实则是一处天然的抵制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只要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才是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之地。
从媒体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弱势，即它们无力影响全球传播的议程，这一议程往往由发达国家的媒体来承担，因为它们具有经济、技术和传播方面的各种优势。必须指出，它们特别注意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维持其国家中心意识，并不关注第三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们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并没有世界主义，我们的媒体跟着它们转正中其下怀。因此，中国媒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坚守其“中国”身份和中国立场，坚持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报道原则。坚持这种自我定位，一是可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作用，维持社会公正；二是可以防止全球化的一些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标准成为我们的主导标准，导致我们落入“全球化的陷阱”；三是化解市场化无所顾忌的获利欲望。如果一切都被用来作为赚钱的工具和手段，将使媒体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价值失落和无意义的焦虑状态。
二、融合“他”“我”
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自我意识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民族的整体自我意识也是在与他者的交往、接触、碰撞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因此，每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实际上是混杂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提到自我身份的建构时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只有在对于自我相关的他者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而不是单向度占有之中，我们才可能成为充满风险的竞赛获胜者，才能够有希望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获得完整意义的生存。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三、媒介教育与批评
衡量媒体身份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当前的物质存在的现实，是否有利于健康精神文化的建构。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和谐、完整、积极的中国媒体身份，有必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与批评。
一是媒体人才的培养。媒体毕竟是由人来运作的，人才是媒体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如果能够使他们建立一种关于自己和中国媒体的清醒的身份意识，认识到中国媒体身份的现实基础，并能够开放性地看待中国媒体身份的养成与构成，肯定有助于一种正确的中国媒体身份的建立。
二是公众媒体教育。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公众的信息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媒介内容和形式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还取决于公众对媒体的认知和理解，两者是互动的。由于媒体的固有权威和优势地位，可能导致公众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处境，由此产生“无知的受众”、“儿童般的受众”。如果加强对公众的媒体教育，既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媒体的运作和特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更好、更有效、更积极地利用媒介，也有利于帮助自己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成为主动的受众。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最新元素，应该是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公正的卫士，那么更加主动的、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公众，将有助于媒体这一正向身份的建构与确立。因为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快感的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
三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体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体批判，能够使公众建立起一种清醒的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同时，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也不应该被看成是对媒体的敌意攻击，而应该将其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我是谁”的真实身份，并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总之，只有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邱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