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文化产业观念的驱动下，出现了一些具有戏剧元素、并且与其他表演艺术元素相结合的文化艺术现象。比如北京崇文区红剧场的《功夫传奇》，集中国功夫、杂技、舞蹈、现代舞台灯光布景为一体的剧场表演艺术。你不能说它没有戏剧的影子，它讲述了名叫“纯一”的高僧战胜自我的成长史。这两年，红剧场的《功夫传奇》已成为“文化旅游产业”，国外游客经常光顾，不仅顺利回收了1000万元的前期投入，而且已经进入全面盈利阶段。2005年开始，它的北美巡演更为中国、加拿大制作双方赢得了300万美元的收入。
又比如，由中国杂技团和北京长安舞台艺术公司联合打造的《魔法传奇》，被称作是一台情景魔术晚会，去年6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隆重推出。引人注目的是，出任这台晚会艺术总监的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冯小刚，并且运用了电影作背景的方式来增强戏剧化的场景，也可以说是一种交融。
大洋两岸，同样的戏剧危机
记者：我了解到您曾经作为访问学者去过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考察当地的戏剧演出。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那里剧院的情况。
周华斌：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曾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剧院进行过戏剧考察。这个剧院是当地唯一的地方性剧院。团长是一个瘦小而精干的美国妇女，叫芭芭拉·莱恩。她带领着一支十分精干的团队，正式编制只有20名，要求演员一专多能。在这个剧院正式成立以前，她和同仁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物色演员，不仅要求演技，而且要求参加这个团队的演员要有戏剧的责任心。
哥伦布剧院以上演世界各国的著名话剧为宗旨，有时也演一些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轻歌舞剧。
记者：我在您的自选集《日落月上》里看到团长芭芭拉女士说的一句话，真是让人忧心又振奋：“全世界都在嚷嚷戏剧危机，说戏剧要死亡了。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不能面对墙角哭泣。”大洋彼岸的戏剧界也面临着与我们相似的所谓“危机”问题，他们是怎样应对的？
周华斌：在哥伦布剧院，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要求演员一专多能以外，芭芭拉还提出：“让我们用自己的戏剧才能为社会服务”，要主动走出去，争取观众。他们的演员曾经装扮成车祸中的伤员，模拟现场，供护士学校的学生们实习；曾经在弗吉尼亚州的精神病院与病人交流、通过与精神病人共同演戏来进行一种心理治疗；曾经在政法学校模拟各种报案人，让学生了解复杂的、真实的社会各色人等。
当然，这种服务不是纯粹公益性的，会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种尝试更大的意义在于让戏剧走进社会、走进社区，争取到更多的观众。他们对社区居民们说：“戏剧很好，戏剧是属于你们的，剧场不应该是让你们害怕花钱的地方。”
记者：在我们中国呢，近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怎样应对“戏剧危机”的？
周华斌：近年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和北京歌舞剧院是北京市文化局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试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采用多方经营的方式走向市场，目前看来情况不错。
我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看到过一种演员与儿童、家长互动的戏剧方式——儿童戏剧不只面对孩子，也是家长们放松休闲的时刻。他们不仅演剧，还拍动画片，还有衍生产品——与所演剧目相关的玩具卡通产品。这种衍生产品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种形式。他们“经营”戏剧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剧场的单一的观赏模式，为戏剧拓宽了道路。
还有我上面提到的红剧场的“功夫传奇”，是近几年兴起的“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它把戏剧与当地的文化资源、与其他表演艺术相结合，强调声、光、电、演相结合的视听享受，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了一种体验式的游览方式。我所看过的，如西安“芙蓉园”的声像化表演、云南大理的“蝴蝶之梦”歌舞等等。
记者：原本是国营体制的剧院，在走上市场化道路以后，能够完全自负盈亏吗？
周华斌：为了维护剧团（包括老艺术家们）的稳定，政府补贴还是十分必要的。大致来说，剧团人马可以分成前台和后方的两拨人。改革中对于前方演出人员“多劳多得”，其他后方人员也有专业出路，可以承担专业顾问和策划、后勤、资料等工作。
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文化局的降巩民局长：“由公有的国家体制转向市场机制，一般要由政府扶上马，送一程，文化局准备扶多久？”降局长也半开玩笑地说：“扶一辈子，扶到吃大锅饭的人对前方卖力气的人眼红。”这里体现着“激励”机制。对于有才能、年纪尚轻的演职员来说，确实应到文化艺术市场上去打拼。他们付出的艺术劳动越多，越应该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当然，对于必须保护的国家文化、地区文化，对于国家、民族、地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非物质遗产”，政府必须投入资金，不能任它们承受市场的极大压力和市场冲击，甚至让它们自生自灭。
记者：有人曾经戏谑地预言，“戏剧，在新媒体的挤压下，我们能找到千万个让它死去的理由。但是，只需一个理由便能让它继续活下去，就是它真实、并且不可重复”。请谈谈您的看法。
周华斌：剧场艺术是其他艺术形态永远取代不了的。那种观众与观众之间、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剧场感，演员一气贯穿的连续性的表演艺术，以及剧场内外方方面面所形成的剧场艺术的“神圣”感受，不是电视屏幕上为观众规定的、切碎的蒙太奇能够全部体现的。在那里，观众不是被动接受者，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感官，主动实现自己的选择，得到剧院内外“大文化场”的感染和精神享受。
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剧场，同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爱上话剧。
数字电视，产业转型的“先锋”——访著名学者黄升民教授
廉锋
黄升民：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际，黄升民以学者独有的洞察力，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化时代的广电行业，主攻电视媒体的“产业化”和“数字化”，著有《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主编）、《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合著）、《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广电媒体》（合著）、《中国数字电视报告》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电视已经成为有线电视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绝好机遇。国家早在“十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电视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2003年的“青岛模式”使数字电视的发展开始突破瓶颈，实现整体平移。此后，数字电视的发展犹如国家“信息化”道路上的“急先锋”，突飞猛进。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开放的政策支持，使数字电视从技术试验、政府推动阶段逐步走进了市场运营、商业服务的新阶段。
整体平移：青岛模式的“鲶鱼效应”
记者：您能首先谈谈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历史以及发展现状吗？
黄升民：国家广电总局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推行数字化电视，中间的推广经历若干阶段，期间都没有重要的进展，直到2003年才进入突破阶段——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青岛模式”，也叫整体平移。
说到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整个广电的发展策略。原来使用的是模拟技术，接收机、发射和制作都是模拟的，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节目的生产、传输都数字化了，只剩下家庭接收端还是模拟的。接收端是模拟的话，所有的技术都享受不了。所以数字电视的推广实际上最后就成了家庭的接收端数字化。这块通常有几种途径可以送达：一是有线电视；二是卫星；三是地面电视。这三种途径中，广电的发展战略还是选择了有线电视数字化作为选择，这个策略叫“三步走”：第一步有线电视普及为数字电视，接着推出卫星的数字电视，最后实现地面的数字电视。“三步走”策略中，有线电视的推广，首先遇到一个问题，你要改变用户模拟的电视机，你要家庭丢掉原来的电视不用，这是不现实的。后来寻找到解决矛盾的过渡方法——安装机顶盒。机顶盒使得模拟的电视也能收到数字的信号，接受数字化的服务。因此机顶盒就成为一个推广的核心。
为什么2003年是突破阶段呢？因为以前都是厂商卖机顶盒，靠商业的行为在推广。这存在问题：第一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接受你的机顶盒。机顶盒价格在1000～2000块，即使老百姓愿意花钱，他会问：买了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服务？有人说可以看更多的套数，还增加了收费频。老百姓对这些频道兴趣不大，因此就不着急去买机顶盒来换成数字电视。第二，推广时，有些人愿意接受数字化的服务；有些人说我不要，模拟就行了。但从国家的政策来讲，则必须两者都要兼顾到。所以在同一个通路里，既要给他数字的节目，又要给他模拟的节目，这样推广的速度就很慢，而且数字化高速、多节目的服务就享受不了。第三点，最大的问题是推广的速度慢，这样它就面临着同行的竞争，还有别的行业的竞争，比如电信（IP电视）。所以，数字电视的推广处于这样一个摸索的阶段，很困难。到了2003年，青岛采用“整体平移”的模式突破了数字电视推广缓慢发展的瓶颈，就是说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由网络公司筹资，政府相对政策的支持，送机顶盒，一片一片地送，只是提了10块钱的基本收视费。有了整体平移后，瓶颈突破了，一下子推广很快。因为一是老百姓愿意接受，基本免费；二是满足了很多服务，最重要的是抢得了时间。去年年底全国大约有1200多万户普及完成了数字电视。从这个发展现状来看，今年会发展到2000万甚至3000万户。
数字化：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记者：国家大力推广数字电视之后，会给整个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格局变化？数字电视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黄升民：这样快速推广之后，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第一，看到的频道增加了。原来能看到几十个频道就撑顶了。数字化以后可以看到上百个乃至上千个频道。除了原来的免费频道，还增加了收费频道，丰富了原来的频道资源。第二，除了看的东西增多以外，它还有很多信息服务。政府的政务信息、商业信息等都可以通过数字服务得到。这样看电视跟上网就联系起来了。第三，它不光是看，还可以反馈互动，双向沟通，信息流动更快了，一下子就有了一个新的天地。对老百姓来讲，他们有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和互动；对电视台来讲，它得到了很多频道，内容增加了。此外，电视台改变了过去的商业模式，以前光是靠广告，现在多了收费频道，实现内容收费，所以收费模式也丰富了。
发展数字电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数字化的转换，首先是一个国家信息化的战略，美国、日本、英国都把新世纪发展的产业转型放在数字化上。有些人说不一定非得转，谁愿意转就转。事实上，如果不转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打个比方，我们需不需要修高速路？我们要发展，要抢速度，就要修高速路。修路问题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问题，就等于说国家要不要信息化，任何人都不敢说不要，不要的话就落后了。要走信息化道路，国家就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也有一个时间概念，不是你想要就要，想不要就不要。你修一条高速路，不能说我要保留一个胡同。没办法，你得拆。一旦做起数字化，肯定得整块整块地做。这样，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有好处。所以，国家给出一个政策方向，底下执行的是广电和网络公司。做还是不做，那是各地的选择。什么时候做，用什么方式做，都是有选择的，不是强制性的。例如广西已经实现了全省的整体平移，有线电视用户大约达到一百多万户。广西推广得比较好，和当地广电对未来趋势的认识有关系。他觉得早推、晚推还不如现在就推。就像过去用的手机是模拟的，特别大，但是现在还有人用吗？没有了。因为技术发展了。现在你是用139、135，还是小灵通，那是选择的问题，但是它基本的出发点还是数字化。
现在各个国家数字电视发展都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结束模拟信号上，美国结束得很早，日本是2010年，中国是2015年。从推广推进速度、技术要求等方面来看，各国相差不是太大，不同的是实现的方式。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现实情况来推广，有些国家，是用有线电视来做，有些国家是用电信的网络来做，有些国家是用卫星来做，有些国家是用地面来做，都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