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彬的2008——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
张姝
魏文彬：1950年1月生于湖南桃源。2000年4月起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同年12月兼任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2008年1月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作为电视湘军的领头羊，魏文彬和他的团队在地方广电传媒领域发动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使得湖南电视几度引领中国电视节目的大众化潮流，强化和推进了中国电视荧屏的亲民色彩。
说起中国广电业的发展，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湖南广电。说起湖南广电的点点滴滴，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魏文彬。
从1993年执掌湖南广电的帅印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湖南广电在中国广电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无论是独立制片人制，还是平民视角，百姓情怀；无论是成功上市的电广传媒，还是气势恢弘的金鹰城，落地长沙的金鹰节；无论是娱乐中国的《快乐大本营》，还是唱响中国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魏文彬一直率领着湖南广电挺立在中国广电业发展变化的风口浪尖，为人所未为。
告别那最后几缕炊烟
面对这些可以用辉煌来形容的成就，本以为见到的会是一个满面春风的魏文彬。谁知，仔细端详坐在对面的他，在他脸上却找不到丝毫的志得意满，眉梢眼角深锁的竟然全都是浓得化不开的忧虑。
“我承认，我在湖南广电有些特殊作用，有很高的权威”，魏文彬说道。当然，这种权威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此庞大的团体要建立对某一个人的信任，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从怀疑，不信，到相信，甚至往往要历经九死一生，才会产生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从此收服众人心。从43岁担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厅长起，魏文彬所经历的风雨坎坷，其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但点滴在湖南广电人的眼中心头，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胆识与魄力成为了湖南广电的灵魂人物。
但是，很早魏文彬就意识到了这种权威里面存在的隐患。“一个媒体，一个传媒集团，如果过分地依赖某一个人的能力与权威，这是不安全的。”信任、权威走向极致就是盲从：对也听他的，不对也听他的。
“中国文化中有绵延了几千年之久的家长制，由一个家长控制家族中所有的一切，每个人都要看这个家长的脸色行事。于是乎，讲假话的人来了，争风吃醋的人也来了。”魏文彬说，“不管这个家长是英才还是庸才，都不能让这种体制继续下去了！”因为，无论这个家长有多么出类拔萃，多么天赋异禀，他一个人的智慧都无法超越一群人的智慧。在魏文彬看来，这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所在。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告别这中国文化中的最后几缕炊烟呢？”魏文彬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氤氲。
作为一个别人眼中的“家长”，魏文彬却站了起来，大声疾呼，要大家齐来打破“家长制”、“一言堂”的氛围。大概早在5年前，他就在湖南广电提出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能充分发挥每个人个性与创造力的文化环境。“环境不好，草木不生啊”，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思。他魏文彬在乎的并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真正挂心的是湖南广电这份事业的前途。
养情养性，养知养志
“我昨天说了一句很怪的话”，聊着聊着，魏文彬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的智慧创造了高科技，但是高科技回过头来又破坏人的生活，扼杀人的智慧，让人变得很简单，很懒惰，变得很可怕。”他举了网络这个现成的例子，在他看来，世界上，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可怕的，任何另类的观点、行为，都能通过网络找到传播的途径。
“我确实感到很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泱泱大国，怎么能没有自己核心价值体系，没有自己民族的主流意识？而建立与完善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媒体责无旁贷。“我们媒体生产的文化产品应该是养情养性，养知养志的”。说到兴起处，魏文彬提笔凝神写下了“养情养性，养知养志”这八个字。情也好，性也好，知也好，志也好，他认为，这些就是我们民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那么如何生产出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引领人们追求高尚生活的文化产品？自然离不开创新。魏文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创新是我们所有的传媒人，日思夜想的问题，永恒的主题。创新是我们的生命啊。”
“今天中午跟联想的老总一起吃午饭，说起湖南广电靠创新闯天下，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创新要靠什么？”魏文彬说，“他问得我一愣，可我还就喜欢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他略作沉吟，跟那位老总说，创新需要“四懂”：
一要懂政治。“我讲的懂政治，你可不要以为是那些条条框框，空话套话”，魏文彬强调，“我说的是，不要为了唯利是图、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创新，而要为国家大义而创新，为民族未来而创新，要为建立、完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创新。这才叫懂政治。”
二要懂民情。要真正深入地了解老百姓，了解各个年龄层、各种文化程度、各个地域、各种信仰的民众的特点和需求。只有懂民情，才能扎稳自己的根，才能找到自己创新的源头，得到潺潺不断的活水。
三要懂历史。不知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对人来说，对媒体来说，同样如此，需要以史为鉴。
四要懂趋势。不仅要知道昨天的事，也不要老盯着今天的事，还必须知道明天的事。
饭桌之上，突然之中，却将创新的根本数语道破，看似急智，其实只是借此机由将他多年来对创新孜孜以求之的深沉思索与现实作为凝结成珠玑数语，怪不得连他自己也颇觉满意。
知我者谓我心忧
当我问起他闲来喜欢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的时候，魏文彬停顿的时间超乎寻常的久。并且，最终他竟然给不出我一个答案。因为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有什么闲暇的时间可以去爱好些别的什么。
2008年，缠绕在魏文彬心头的最大的事是什么呢？
“中国的传媒产业还不成气候，不成规模”，他的语调缓慢而沉重，“构成产业的关键是核心企业，但我国传媒产业的核心企业在哪里？像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这样的传媒集团，我们有几个？”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我正想开口，他却自问自答了，语气略微有些激动：“一个也没有。不对，半个也没有！那我们何谈传媒产业？”
那么出路是什么呢？他说自己反复思考的结果就是改革，除了改革，还是改革。
“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制。我们应该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企业，体制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且最好是由国家控股的。但首先，它一定要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就湖南广电来说，就是要改制。改制的核心是要组建一个新的市场主体，并且把它的命运交给市场，兴衰成败，都将由市场决定，而不再依靠任何行政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传媒产业的航空母舰”，这个向来敢想敢做的湖南汉子一如既往的果敢，“我将把湖南广电的资源，包括人才资源，尽可能地注入这个市场主体。这些资源只有放到市场中去竞争，跟各种因素、力量进行结合、碰撞，才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而如果继续放在行政的、事业的体制下，这些资源就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谁也不会去盘活它。”
事在人为，路要靠脚走。“什么都靠上面，等政策的话，我觉得这不叫改革”，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这就是魏文彬2008年想得最多的一件事。“今天中午我还接到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告诉我这个新的市场主体的注册资金已经到位了，工商、税务方面的登记也做好了，这些事情的进展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我最为牵肠挂肚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湖南广电这份事业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我为它付出了半辈子的心血，甚至是一切。所以，怎么能不让我情牵之，梦绕之，魂守之？”
吆一声号子，激越大戏剧的胸怀——访著名学者周华斌教授
尹祺
周华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兼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获政府特殊津贴。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百年来，话剧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犹如一条缓缓奔流的江河，从挟泥带沙、窄岸细流，到江面平阔、微起波澜。但是有人说，这条江就要干涸了。
不会。话剧有无数个理由继续生生不息地奔流。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年长之河”，它会越流越宽，甚至让河岸都隐没。无垠无尽，这条河最终才能与海洋共融，拥有广博的胸怀。我们的话剧，需要一点走向博大的力量和勇气，跳出窄小的圈子，冲破束缚它奔流的堤岸。于是，在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吆喝一声号子，紧促而高昂，直至话剧大江的魂魄——奔腾起来，中国话剧这条江！
中国话剧：舶来品的民族风骨
记者：2007年是“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但到底是“话剧传入中国100周年”，还是“西方话剧本土化上演100周年”，或者是“中国人出演话剧100周年”，却很含糊。关于“话剧百年”的准确解释到底是怎样的？
周华斌：中国话剧的形成，或者说“话剧”这个名称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过程。1907年初，包括李叔同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演出根据西方小说改编的白话剧《茶花女》第三幕，之后又公演《黑奴吁天录》，引起关注。这是中国人借用西方戏剧样式的第一次演出，尽管它不是职业的。我们把这一年作为中国话剧诞生的“元年”。
1928年4月，留美学生洪深在上海的同人集会上提出把这种“文明新戏”称作“话剧”，并且最先建立起了话剧的专业导演职能和正规排演制度，由此，这种新的戏剧样式以“话剧”为名在中国传播开来。
记者：有人形容中国话剧是“丽颜骄骨”，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协同”的风骨，您认为我国的话剧在发展历程中有怎样的特点？
周华斌：话剧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诞生的，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传统戏曲的叛逆。包括思想内容和形态的外在和内在的叛逆。它接近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甚至切中时弊。与传统戏曲相比，话剧形式比传统戏曲的美学距离小。传统戏曲尽管很美，但往往因形式过于凝固，容易与普通观众产生“美学”上的距离。
近现代西方戏剧出现了很多的“主义”，比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等。中国戏曲没有这么多“主义”式的思想内涵，它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性格是与传统相连的，是中国式的。当然，近百年来，中国话剧与社会革命同步，同样在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方面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它以新的民族戏剧的姿态赢得了观众。
记者：今天，多种文化元素影响着中国话剧的发展。新时期的话剧又有怎样的倾向？
周华斌：社会改革开放，带来了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的多元化。中国话剧一方面在加强现代化、本土化民族戏剧的建设，另一方面在努力与国际戏剧接轨。
频繁的对外交往带来了很多个性化的艺术探索，比如都市小剧场戏剧的出现和先锋戏剧、实验戏剧的兴起。在西方，它们的出现是对传统戏剧形态、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豪华的商业化戏剧（如美国百老汇戏剧）的逆反。它们关注人性、关注人类的生存方式，体现着现代戏剧家的个性化探索。
我的“大戏剧”观
记者：您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大戏剧”的概念，将话剧、木偶剧、皮影戏，甚至电影故事片、电视剧等都列入了“大戏剧”的范畴。这样的划分意义何在？
周华斌：我说的“大戏剧”，把各种戏剧形态如话剧、民族戏曲，包括你说的银幕上的电影、荧屏上的电视剧，都纳入了戏剧的大范畴。我认为，戏剧的根本特征是“演员扮演故事”，文学上称之为“代言体”，就是让演员化为剧中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情节、故事。情节起落有个过程，情节表演有个空间，就是戏剧的时空。戏剧曾经以剧场为载体，电影、电视上的戏剧不过将载体转移到银幕、屏幕上，成为影像。当然，由此也创造了新的影像叙事的艺术语言，如蒙太奇视听语言。
把“大戏剧”作为根基，对于把握戏剧的基本特征和手段，了解戏剧的历史途径、经典作品，积累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与相邻学科和分支学科互为借鉴，是大有好处的。同时，也是学科建设所需要的。
记者：除了学术研究的需要，这种“大戏剧”的观念是不是也有利于丰富戏剧的表达手段？
周华斌：确实如此。戏剧的各个分支很有必要跳出狭隘的“专业”圈子，为自己开拓一条更宽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