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洋洋的七月，空气中弥漫着干草、马鞭草和木樨草的味道。一颗颗硕大的草莓在薄荷枝叶的映衬下呈深红色，漂浮在走廊桌子上一个淡黄色的杯形碗中。这是只古老的乔治碗，多边形的侧面上呈现出复杂的映像，碗上的两只狮子头中间刻有雷西家族的家徽。几位先生不时听到来势汹汹的嗡嗡声，警觉地拍打起自己的脸颊、额头和光秃秃的头顶，但他们的动作得尽量隐蔽，因为霍尔斯顿·雷西先生也就是他们坐的这个走廊的主人，不会承认高点山庄有蚊子。
草莓是从雷西先生的菜园里摘来的，乔治碗是从他的曾祖父（也就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走廊属于他乡下的房子。这房子下面就是长岛海湾，从他坚尼街市区的房子开车过来很方便。
“舰长，再来一杯，”雷西先生边说，边抖开一块桌布大小的麻布手帕，用一个角擦擦他冒汗的额头。
詹姆森·莱奇利先生微笑着又接过一杯。好友们称他“舰长”是因为他年轻时候是海军，当时还作为波特上将的见习军官参加了1812年战争[1]。这位单身汉因为长期日晒，皮肤黝黑，面容就跟他可能带回来的其中一座青铜神像类似。尽管他退役已久，却还保留了海军的气质。他穿着白色帆布裤，戴着镶有金色饰物的大檐帽，牙齿白得发亮，看上去仍然像是一艘护卫舰的指挥官。事实上，他刚从他长岛海边的家渡海过来看望一群朋友。此时，他那只装备齐全的白色单桅帆船就停在山庄下面的海湾中。
霍尔斯顿·雷西的房子俯瞰一块草坪，草坪斜着延伸到长岛海湾。这块草坪是雷西先生的骄傲：草坪每两个星期就要用大镰刀修剪一次，到了春天还要由穿特制蹄铁的老白马进行滚压。走廊下的草地上有三块圆形花圃，里面种着玫瑰天竺葵、天芥菜和孟加拉玫瑰。雷西太太负责照料花圃，每次工作时她都会戴上长手套，撑着小遮阳伞，遮阳伞的手柄由雕纹的象牙制成。雷西先生结婚后扩建了这栋房子。独立战争[2]期间，这座乡村别墅曾被用作贝内迪克特·阿诺德[3]的司令部，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少作用。房子现在的图片就挂在雷西先生的书房里。在现在这栋宏伟的石头色建筑上，当年老房子那不起眼的轮廓几乎无迹可寻。房子由采用榫槽工艺的木板建成，有一座转角塔，窗户又高又窄，走廊建造在倒棱柱上，与唐宁在“美国景观园林”[4]中介绍的“托斯卡纳别墅”[5]如出一辙。这栋建筑前后的区别，就如同早期房子由石板印刷出的粗糙图片和后来房子（草坪上有株“典型”的悬垂水青冈木）由钢凹版印刷出的精致图片之间的区别一样。雷西先生确实有理由赞赏自己的设计师。
对于大部分在血缘和兴趣上与自己相关的事物，他总是赞赏有加。从来没人能很肯定地说，他让雷西太太过得很快乐，但人人都知道他对妻子的评价极高。他对自己的女儿萨拉·安妮和玛丽·阿德琳也是如此，她们就是雷西太太的年轻翻版。没人敢保证她们与和蔼的父亲相处自如，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如何盛赞她们。不过，在雷西先生自我肯定的事物中，儿子刘易斯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然而，就像直言不讳的詹姆森·莱奇利曾观察到的那样，如果霍尔斯顿有能力设计自己的子嗣，他制作出的作品绝对与年轻的刘易斯大相径庭。
雷西先生体型硕大。他身体的高度、宽度和厚度是如此接近，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他几乎都一样宽阔。他那壮硕躯体上的每一寸都得到精心呵护，在农民眼中，他那躯体或许可以与一片被充分开垦的广阔农田相媲美。即便是他光秃的头顶（那头顶与身体其他部分的比例倒是相当协调），也好像每天都被专门抛光擦亮。天热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就如同一套代价高昂的灌溉系统。他的面积如此之大，身上的平面又如此之多，因而，观看每条小汗河流过各自专属的流域着实令人着迷。水滴甚至在他硕大、看似柔嫩的手上分流开，沿着手指上的山脊缓缓流向不同地方。至于他的额头、太阳穴、下眼睑下凸起的双颊，每道斜坡都有各自的溪流、池塘和瀑布。由于他整个广阔的冒汗区域呈现如此干净、健康的红润色，渗出的汗水又明显散发着昂贵的古龙香水和最好的法国香皂的味道，因此这一景观绝不会令人不悦。
雷西太太尽管没有丈夫那么宏伟的体型，可当她穿上自己最好的波纹稠（最耀眼的那种），将面孔置于无数原色蕾丝褶边和最新款巴黎小帽成串的紫葡萄中间时，她便足以与丈夫的庞大相抗衡。然而，就像舰长会说的那样，这样条件完美的一对，竟然生出了刘易斯这个瘦弱的小东西，婴儿时像只虾米，少年时像个婴儿，如今步入青年，却和普通男人正午的影子一样矮小。
所有这一切，刘易斯一边坐在走廊栏杆上摇晃着双腿，一边心想，所有这一切一定是这四位围坐在他父亲杯碗边的先生们，此刻脑袋里正在想的东西。
罗伯特·哈扎德先生是位银行家。他又高又宽，只有和雷西先生在一起才不会显得那么庞大。他向后仰着，举起酒杯，朝刘易斯鞠了鞠身子。
“为壮游[6]干杯！”
“儿子，别像个麻雀一样坐在栏杆上，”雷西先生责备道。刘易斯跳下来，回敬了哈扎德先生一个鞠躬。
“我不想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是他惯用的托辞。
那位银行家的弟弟安布罗斯·哈扎德先生，以及莱奇利先生和唐纳森·肯特先生都举起酒杯，快活地附和道：“为壮游干杯！”
刘易斯又鞠了一躬，把自己之前搁下的杯子送到嘴边。其实，他的眼里只有唐纳森·肯特先生。他是父亲的表兄，为人沉默寡言，侧脸如鹰般瘦削，看着像是从独立战争中退伍下来的英雄，每天生活在对最琐碎的危险或责任的恐惧中。
几年前，这位谨慎小心的公民收到了一份突如其来且不可宽恕的请求。他被迫要照顾自己唯一的弟弟朱利叶斯·肯特的女儿。朱利叶斯那时刚在意大利去世好吧，这是他自己的事，是他自己选择住在那里。但是，让妻子在自己之前死去，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女儿，还在遗嘱中把女儿托付给他受人尊敬的哥哥唐纳森·肯特先生（他可是在长岛的肯特山庄和纽约的大琼斯街都享有声望的唐纳森·肯特先生），这一切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正如肯特先生自己以及他妻子替他说的那样，这个忘恩负义的朱利叶斯（肯特先生替他还了不止一次债）把最后这个包袱扔给肯特先生，而肯特先生无论，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行为，都无法在这件事上为朱利叶斯辩解。
女孩来了。她十四岁，黑黑小小、皮包骨头，大家都说她不漂亮。她叫贝亚特里切，这名字本来就够糟了，更糟的是还被无知的外国人简读成特里希。但是她热情洋溢，乐于助人，脾气又好，而且肯特夫妇的朋友们都指出，她不漂亮的外表使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肯特家有两个未成年的男孩比尔和唐纳德。如果他们这个一文不名的堂妹肤色如奶油般雪白，面色如玫瑰般红润，那么也许她会得到更多关注，甚至可能用忘恩负义来回报伯父伯母的善举。但是她的相貌消除了这一风险，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好好对她，而且这对他们而言是最自然的做法。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由于肯特夫妇很自然就会无可救药地依赖某人，只要那人不令他们担惊受怕或者心生疑虑，因此特里希逐渐变成她监护人的守护人。
“不错，他周一就走，”雷西先生说，他朝刘易斯严厉地点了点头，后者才抿了一小口酒就把杯子放下了。“喝干净，你个逃避责任的家伙！”他命令到。然后刘易斯头往后仰，把酒一口吞了下去，虽然那酒几乎卡住了他细瘦的喉咙。他已经被迫喝了两杯，但即便是这么少的宴饮对他而言都太多，他很可能会因此变得兴奋，口若悬河，之后会忧郁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还会头疼。而那天他想保持头脑清醒，好清醒冷静地想想特里希·肯特。
当然，他不能娶她还不能。那一天他刚好二十一岁，仍然完全依靠他父亲，但他一点也不为自己先去壮游感到遗憾。这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梦想渴望的事，当他还是婴儿时，他的目光便被家里的欧洲城市画所吸引，那些画就挂在楼上那长长的、散发着草席味的过道里。特里希告诉他的意大利的一切已经坚定并深化了他的渴望。噢，去那里一直会有她作伴有她做向导，他的贝亚特里切！（因为她把父亲的一小本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著作送给了他，扉页还刻有贝亚特里切几个字。同时，他妹妹玛丽·阿德琳从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米兰流亡者那里学会了意大利语，她也帮哥哥学会了语法。）和特里希一起去意大利的想法只是个梦。可是以后，等他们成为夫妻，就可以回到那里。那时候，可能就是刘易斯做她的向导，向她展示故乡的历史奇迹，毕竟她对意大利知之甚少，除了那些奇特有趣但没有意义的家庭琐事。
想到这样美好的未来，她追求者的胸脯便涨得满满的，同时他想到了现实，想到他们即将要分离。毕竟，他私下里觉得自己还是个男孩，成为男人了他就回来他打算明天见面的时候告诉她。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性格已成形，对生活的认识（他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不少）也会完整。到那时，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一想到他父亲低沉的吼叫无法对一个刚壮游归来的男人产生影响，他便忍不住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