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大党再次获得大选胜利，英迪拉·甘地夫人第四次出任总理。针对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甘地夫人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放宽工业和对外贸易限制以及减税等。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印度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变化仍然不大。1984年，甘地夫人被其两个锡克教卫兵刺杀，其长子拉吉夫·甘地意外地接任总理。（英迪拉·甘地最初培养的接班人并不是长子拉吉夫·甘地，而是其小儿子桑贾伊·甘地，但桑贾伊却于1980年6月23日在新德里驾机失事死亡，不得以英迪拉·甘地才培养拉吉夫·甘地作为接班人。）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印度的经济改革步伐开始加大。拉·甘地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独立以来，印度虽然一直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但也一直对其进行严格限制，这种状况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开始才开始有所改变。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政府开始大幅度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主要措施一是增加私营企业的生产领域并扩大其生产能力。印度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允许大财团享有不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和外汇管制条款约束的特殊照顾等。（张立：《印度产业技术政策的发展评析》，《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1973年印度政府曾允许一批被称为“核心”工业的19种工业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80年代又将这19类扩大到24类。1985年又进一步扩大，即把类似的工业品扩大到42类。此外还陆续对一批工业宣布有条件地取消许可证制。二是通过提高中小型企业的投资限额，使一批中型企业豁免了工业许可证。1980年新工业政策宣布将小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00万卢比提高到200万卢比，将辅助工业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50万卢比提高到250万卢比。1985年又将此两额度分别提高到260万卢比和450万卢比。1985年将受垄断法管束下的公司企业的2亿卢比资产额提高到10亿卢比。同年印度政府还开放了27种工业。按照规定，凡从事上述27种工业者不必按垄断法获得公司事务部的批准，只需直接按工业法申请许可证即可。1986年又对其中的23种的许可证制实行了豁免，从而约有1/3的垄断法管束下的企业享受到一般私营企业的待遇。
第二，提倡竞争，减少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拉·甘地执政后，对国家企业的过多扶持和干预采取了调整措施。他“号召以竞争精神来活跃工业”，并认为“对那些大脑已死了”的工业再输血使其心脏跳动是毫无意义的。其政策调整有：（1）对国内“病态”企业实行政策调整。拉·甘地认为，公营部门不能成为“病态”企业的“医院”。1985年通过病态工业公司特别条例法，建立工业和金融恢复局，授权它对企业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病态”。企业一旦被确认是病态企业，该局或责令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扭亏为盈，或制定其他解决方法。如改变经营管理、建立股份资本、出让或出租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或与有活力的企业合并等等。（2）松动进口的限制。印度政府强调，凡有利于技术更新、有利于出口，无论是原料、中间产品还是资本品都可以进口。早在1981年就规定放宽计算器工业的技术及软件的出口，征收较低关税。1985年又进一步公布201种过去严格控制进口的产品可以进口，免除计算机和电子工业没备的进口关税，对资本品的进口税率从65%降到45%。（3）对公营企业进行轻微调整。长期以来，公营企业的亏损、开工率低等弊病比私营企业更为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减少行政的干预，推行“谅解备忘录”，即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类似生产承包合同的协议等。但实践表明，这对改善公营企业经营效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4）在财政上促进投资、增加储蓄、刺激生产等措施。其中包括：1985-1986年度降低公司基本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行长期财政政策，个人所得税率和财政税至少5年不变，在价格上提高一些资本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拉吉夫本人非常重视高科技发展，在他的主导下，经过一场经济发展战略大辩论后，印度政府选择了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开始对技术和设备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印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日后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先机，拉吉夫也被人们称作计算机总理。
经过80年代的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印度经济发展有了较明显的起色。经济增长率在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5.5%，其中工业6.5%-6.6%，1985-1990达8%，农业达8.5%。外资从1978-1979年的0.5%增加到1989-1990年的10%。1989-1990年度的证券发行额达60亿卢化，是70年代年平均发行额的66倍。但是，这些改革毕竟都还是细枝末节的修缮，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更多“只是一小撮与政府靠拢的企业家摆脱印度官僚体制束缚的结果”，（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印度的经济改革只能说初见成效，经济中仍存在大量有待改革的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对进口依赖程度高、农业增长率仍偏低、外债大幅度增加、国际收支恶化。特别是公营企业开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等问题依然如故。特别是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也在加剧，在“七五”期间，印度政府大量借款（包括国际举债），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由“六五”时的9.7%上升到了11.7%。这对通货稳定和国际收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弊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印度经济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对这些经验与教训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
第一，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方针。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完全有必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需要拥有自己的重工业、机械工业乃至高技术工业。因此，印度在独立后，在一个时期里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的努力，建成了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开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一点应予充分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印度重工业高增长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主要靠国家优先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等手段推动，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而印度“缺乏国力基础，既缺乏原材料和农业品的供应基础，也缺乏国内市场的需求基础。因此这种高增长是昙花一现式的，不能持续，而且还为日后留下了外债高筑，开工率不足等隐患。”（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同时，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生产，这必然造成工农业和整个经济比例失调，幸好印度政府从1966年起进行三年的调整，暂停五年计划，代之以滚动年度计划，才得以缓解。但印度农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滞后，这不能不影响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印度是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它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必须发挥国家的特殊功能。实践证明，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印度、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但是这种干预只能适度，而且要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政府干预必须符合经济自身的规律。根据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印度在这方面的教训则是政府干预有余，市场经济乏力，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益。1990年一项对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肯尼亚）的竞争力问题调查表明：最成功和最不成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政府干预的质量。该调查报告说，保护程度高，控制管制严的印度，生产效益和技术改造最差，而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竞争性强，效益也高。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里，要素生产力在附加值的增长中占的份额，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为31%，韩国多达47%，印度则是负数。（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第三，关于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品往往严重依赖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最后达到减少对外依赖的目的。这种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给，因此是必要的。印度这方面的努力，使印度工业品在较短的时间里自给能力达到80%以上，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一时期里成为世界第十工业国，取得的成就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但问题是具备了相当的工业自给能力后又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本国工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改变进口替代战略，代之以“出口替代”，一种则是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战略，依然采取所谓自力更生的方针。印度采取了后一种战略与方针，即对国产工业采取高度保护关门主义政策，规定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一般都不准进口。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印度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则因接触不到国际标准的同类产品而失去竞争力。据统计，印度的全部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1981年度为7.8%，与30年前的1950-1951年度的比例相同，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从1960年的1.5%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2.2%。（比马尔·贾拉姆：《印度经济危机》（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1991年，第108页。）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披告，在世界出口总值中，印度所占比例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年的0.45%。同期，在世界制造业品的出口中从占0.65%降到0.4%。据另一项1991年的研究报告，1971-1974年间，印度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占4.5%，与中国相同，韩国为7.7%，巴基斯坦仅占1.7%，到1985-1986年度，印度的份额降到3.8%，而中国和韩国的份额分别上升到14.6%和13.6%，巴基斯坦、泰国、香港等的份额均有很大增长，印度是唯一的比例下降的国家。（同上。）可见进口替代到60-70年代中期后，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两种战略同时并行。只有改变原有过时的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国产工业水准的提高。
第四，关于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印度自1955年就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推行混合经济体制。为此，它在扶持私人企业的同时，又力图将私人部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遏制私人资产的过分膨胀和集中。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明确规定，把私人资本基本上限制在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和部分中间品工业的范围内。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实行工业政策和工业许可证制度。工业许可证制度极为严格繁琐，从申请到批准要经过10来个机构，历时数月甚至数年。而且在执行中“许可证常常被有权势的财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预先把持，真正有资格、有生产潜力的企业反而往往得不到，有时一些大企业对同一产品申请多个许可证，并不是为了使用这些许可证，而是想借此排除竞争对手，从而破坏了许可证制的作用”。（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200页。）总之，这种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地制止财产的集中，反而压抑了私人资本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新的改革举措。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1990年，海湾战争推高国际油价，印度由于外汇储备不足，突然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最危机时印度外汇储备仅有9.75亿美元，只够支付一周的进口账单，到1991年3月，印度外汇储备也仅能维持三周进口所需资金。在这紧急时刻，印度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之下的IMF从来都不是慈善家，它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坚持一个标准。发展中国家接受它的援助总是要承担国家尊严受侮辱、国家主权受侵犯的风险。果不其然，印度政府向IMF请求30亿美元的急救贷款，但IMF最后只答应提供3.75亿美元贷款，还同时附加了一个关于结构调整（SAP）的条件。（SAP就是“结构性调整方案”。IMF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加上这些条款，印度政府同意执行其大部分条款。）
外来的援助只能解一时之困，而且还要承受主权受辱的风险，因此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必须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面对传统模式已经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当时的拉奥政府痛下决心摆脱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实施经济改革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以拉奥政府的改革为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经济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