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差点被划成右派
妻子贤淑能干，儿子聪明可爱，方成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发表了不少漫画作品，方成从心里感到生活的平静与幸福。
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这种平静与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乱了。夫妻俩都险些陷入深渊。
这一年，全国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开始了。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满怀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们，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怀着良好的愿望，出以公心，或发表文章，或在会上发言，或用绘画、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积极地、认真地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表达意见、建议，帮助党改进工作。新闻界也积极跟进，刊出各种声音。在“鸣放”中，对党和政府批评的言辞也出现了一些十分激烈、尖锐的提法。看到共产党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勇于自我批评，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大有希望，好多人都处于兴奋之中，觉得共产党十分伟大。
可是这段“大鸣大放”的时间不长，大家的热情都还在不断高涨时，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同志阅读，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坦言“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人民日报》传达着党的声音，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真像晴天一声霹雳，咋风向说转就转了呢？怎么就变成“引蛇出洞”了呢？于是，全国铺天盖地地在划“右派”，很多人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右派”。各单位、各学校都规定了“右派”的比例，要按规定比例“打”出多少个“右派”来才算完成指标任务。运动结束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比例大约是全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在全国当时约550万知识分子中，“打”出了55万多名“右派”。
身处新闻单位的方成夫妇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备受煎熬。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一直不断，但这些运动似乎与方成、陈今言的联系不是那么太紧密，他俩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陈今言在反右运动之前曾发表过不少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正之风的漫画，有些还得到好评。现在，她那张响应党的号召而画的漫画《西太后的评语》，却差点被戴上丑化领导干部的帽子。幸亏这幅反浪费的漫画在发表时曾盛传得到了领袖毛泽东的称赞，所以陈今言最后才总算逃过了一劫。可是，她已经被运动中那种指鹿为马、乱戴帽子的做法搞得心有余悸、战战兢兢了。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今言跟方成聊起她们《北京日报》社反右的新进展。说到社里的画家李滨声被划成右派了，划的原因是因为他画的那幅题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没嘴的人》的作品。简单的画面上是一个没嘴的手捧奖状的干部。这干部没嘴，对什么事都不会评头论足。现在，就说他“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方成跟李滨声也很熟悉，听了陈今言的话后，说：“李滨声的为人，咱们都了解，他的画也许个别几张有毛病，可也不至于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呀……”陈今言同意这个说法：“是啊，我想也是这样的……”
第二天，陈今言在单位的会议上发言，谈到李滨声，她差不多就是按方成的说法讲的：“对李滨声的为人，我们大家还是了解的，我觉得呀，他的画也许个别几张有毛病，可也不至于利用漫画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种实事求是的说法马上招来一番指责，说她这是“同情右派”、是“企图替右派翻案”。接二连三的几顶大帽子吓得陈今言不敢再说什么，后来她又忙不迭地做了检讨。为此，她一直忐忑不安，生怕为这事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回到家后，在方成面前禁不住泪水涟涟，抽泣了好一阵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最终，陈今言逃脱了厄运，《北京日报》美术组只有她一人没被划成右派。可是她心里却被吓得不轻，在日后的工作中，她说话做事，都是万分小心，如履薄冰了。
方成呢，在人民日报社的日子更不好过，差一点就被划成右派。
运动早期，由于他在报社里的分工是以国际时事为题材作画，讽刺的是国外，因此跟“右派”沾不上边。这时，全国的一些知名文化人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像储安平呀，艾青呀，丁玲呀，沈同衡呀，等等，等等。方成为表白自己坚定的反右立场，还积极地画了不少讽刺漫画，讽刺右派，有些画还不得不画得很刻薄。当然，多年之后方成心里一直在忏悔，后悔当年做的这些错事。他一直检讨，说对不住这些好同志，伤了人。他写了文章公开发表，对曾被他讽刺过的人士诚恳道歉，表示自责。人家也明白他是跟一时之风，做了政治的工具，表示谅解，对他没有记恨，友好如初。
可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展一段时间后，方成就被人揪住“小辫子”了。有人抓住他的一篇杂文大做文章，说这篇杂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原来方成这几年间，不仅搞漫画，还喜欢写作，发表点小文章。1957年，他为参加有关小品文的讨论，就写了一篇杂文《过堂》，发表在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是一篇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篇幅很短，字数不过一千多字。全文如下：《过堂》
第一幕布景：教条衙门大堂，墙上贴满各色标语。大堂中间一张长案，案上堆着厚的、薄的、新的、旧的、平装的、精装的书。
人物：
老爷尤其固，
赵四——相声艺人，
张大——漫画家。
开幕时，老爷坐高堂，衙役站两旁，赵四跪左面，张大伏右厢。
衙役（喝堂）：哦——
尤（向赵）：说相声的赵四就是你吗？
赵：是，大人。
尤：《买猴儿》、《夜行记》可都是你说的？
赵：是，大人。
尤：你可知罪？
赵：小民一贯守法……
尤（把惊堂木一拍）：呔！胆大的赵四，在本官面前还敢狡赖！
赵：求大人恩典，小民实在没有罪。
尤：我来问你，人民可是敌人吗？
赵：不是，大人。
尤：如此说来，你也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人民的？
赵：小民从未干过伤天害理之事。
尤（冷笑）：好个守法良民！我且问你：马大哈所行所为，你可亲见，桩桩是真，件件属实？
赵：不，大人，那是，那是夸张的描写。相声是一种讽刺的艺术，讽刺就要有一点儿夸张……
尤（怒）：住口！你欺本官不懂讽刺艺术吗？本官自幼熟读鲁迅杂文，精通果戈里、谢德林诸般巨作。他们讽刺乃对敌人，打击的是不民主旧社会。难道民主的新社会也有讽刺材料不成！新社会里的人民是你讽刺的吗？
赵：小民讽刺的就是那些从旧社会里留下的坏思想，坏作风，以及……
尤（大怒）：呸！你打击的是马大哈，马大哈同志！他乃是我们的干部。至今身负重伤，哭笑不得，意志消沉，躺卧家中。命在旦夕，你可知晓？
赵：这个——
尤（冷笑）：什么这个那个。哼哼，还有呐：那些上车不排队的，骑车闸不灵的，夜行不点灯的基本上是善良的同志们，都被你打得茶饭无心，工作无神。这给国家造成何等损失，你可计算过不曾？
赵：小民……
尤：下去！听候本官改日宣判！
尤（向张）：你就是画漫画的张大吗？
张：是，大人，小的就是画漫画的张大。
尤：将铅笔画成纳鞋底子的锥子，把一个干部画成留声机的喇叭，说人不如乌鸦的，就是你吗？
张：小的不敢。小民是在尖锐地批评铅笔太硬，不合用；批评那些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干部和不孝父母之人……
尤（怒）：混账！讽刺等于批评吗？刻薄能代替尖锐吗？难道国产铅笔都像锥子那么硬吗？我们的干部就毫无可取之处吗？这纯是片面，挑剔，胆大，妄为，真岂有此理！你为什么不画他们的优点呢？难道我们的社会就这么一团糟！你的立场是什么？
（向外）来人哪，查查张大的历史！
张：回禀大人，小民……
尤：下去！听候本官改日宣判！
第二幕
布景：如前
人物：同上
开幕时，老爷尤其固宣读判决书。
尤：审得赵四张大身为艺人画家
居然敌我不分乱搞相声漫画
讽刺代替批评故意歪曲夸大
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之复杂
对待自己同志岂可尖酸泼辣
批评当然可以态度先要检查
谦逊和平中正保险不出偏差
好比治病救人须用无痛疗法
打针莫如吃药清火不必拔牙
此理人人都懂何待本官说话
破坏人民团结审得真真不假
姑念初犯无知处理酌情宽大
各打五十大板着即改业还家
赵（同声）：大人哪……
张、尤：改行回家去吧！这篇杂文借用戏剧的艺术形式，设计为两幕戏，虚构了一个舞台，将教条、专断的尤老爷讽刺得淋漓尽致，蕴含了深刻的批判力量。可如今，报社里批判方成的人“借题发挥”，抓住这篇杂文大做文章了，说他是在讽刺领导干部，攻击党的领导，主张要把他划成右派。幸亏当时报社美术组的负责人华君武和袁水拍觉得本组一个右派的名额已经划够了，不用再把方成划进去了，只把《过堂》这篇杂文列属“毒草”，作为属右作品存档。方成到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名额，名额满了就可以不用划了。不过他心中更明白的一点是，其实这是华君武竭力保护他的结果：“有人说《过堂》是反党作品，要划我‘右派’。君武不同意，只写在笔记本上。”再加上当时方成在社里由于业务能力强、工作积极认真而一直受重用，最后，他终于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一劫。
反右运动一结束，美术界被划成右派的一大批人就被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劳改。据说上级的考虑是，北大荒与苏联接壤，地广人稀，“右派”没有叛逃的条件。在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中，有好多位知名画家，中年的如丁聪、黄苗子、尹瘦石、杨角等，年轻的如张钦若、徐介诚、张晓飞等。这时的北大荒几乎可以称为“亘古荒原”，条件异常艰苦，除了冬天的冰天雪地让不少人难以承受之外，物质生活的艰难更令常人难以想象。对于这些“右派”来说，更为苦闷的还有政治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压抑。这些“右派”们在严格的监督下，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几年后，上面又因为中苏关系交恶，担心北大荒距苏联较近怕“右派”们叛逃苏联，于是，这些“右派”又被重新发配到全国各地劳改。
在那个岁月那个大环境里，个人是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方成熟悉的一些画家，像丁聪、夏斌修、李滨生等，都是因画漫画被抓出“问题”的，都被划成“右派”，劳改了20多年。
《过堂》这篇杂文发表后，有个剧团将它改编成一部两幕戏演出了几场，接着也就被批判而停演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方成看大字报才知道演《过堂》这出戏的人都被划成“右派”了，他又一次在心中暗暗庆幸自己当年躲过了一劫。
幸运呵，真是天大的幸运呵！否则，方成之后的日子将要会像当时美术界被划成右派的那些人一样，在社会底层度过二十来年痛苦的、没有一点点人的尊严的漫漫时光。
几十年后，方成在《我写杂文和漫画》一文中，这样回顾道：“到1957年，党号召百家争鸣，我开始就国内题材写杂文，第一篇是《过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好家伙，就这一篇不足千字的东西，险些使我陷入‘扩大化’的深渊！”
2．在劫难逃
方成夫妇战战兢兢地总算过了反右运动这一关。
反右运动结束后，1958年，方成就下放到广东阳江去了一年。那时候报社有个规定，每个编辑都必须到农村干一年。美术组里就方成文化程度最高，是大学毕业生，每次政治运动来了第一个就抓他，每次都得批判他，要不然没有批判对象啊！方成后来回忆起这次下放阳江的一些荒唐事：“我去农村的时候40岁，身体棒极了。后来县里下了指标，要搞亩产20万斤水稻。当时的条件根本做不了，后来就说亩产10万斤吧，可10万斤也不可能啊，过去我们知道亩产也就几百斤，我看1万斤都不可能。明明知道不行，但不做也不行。那就拼命地下肥料啊，不知道下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