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的地方债务基本上为投资性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外用于社会保障性质不同，我们的项目资产数量大、建设期限长，资金来源多为地方税收和土地收入，而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资金和项目断裂，未来的还款源不确定，缺口问题立即会显现，而地方债务都是以政府背书的，地方财政风险层层上交，或许由中央财政兜底，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最后，地方债不仅绑架政府，也绑架了银行。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共有人口约13.7亿人，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由国民平摊的话，每人负债将近万元。10.7万亿地方债，政府是终极责任主体。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6.7万亿元，占62.62%，担保责任的2.33万亿元，占21.80%，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1.6万亿元，占15.58%。鉴于风险高度向政府集中，必须在各级财政之间、财政和金融体系之间构筑防火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防止地方官员任期内寅吃卯粮，无度举债，把包袱扔给后人，最后火烧连营，酿成更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那么，地方债应该怎么还？
地方政府债务偿付目前只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或是变卖资源、减持国有股获得收入，再或者通过各种名义的收费来实现；二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两条渠道都可以转嫁不良债务风险。虽然存在着转嫁渠道，但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存在着乱收费、乱摊派和卖地的冲动。而影响较大的是会对土地财政形成推波助澜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偿债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当楼市低迷时，地方政府偿债就会出现困难，也许会将偿债压力又转嫁给中央政府。
化解地方债风险最坏的做法是，重新运用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或者长期挂账的方法，这相当于变相鼓励银行与地方政府。此举还是“财富劫掠”，在坏账剥离后，通过长期通胀，将地方政府的坏账转嫁全体国民身上。
此次地方债务的或有坏账率可能远远超过以往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考虑到银行不良贷款主要由银行间接融资，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受的负面冲击远未过去。这是银行业盲目迷信地方政府、大项目信用的结果，也是在信贷领域行政干预从未根绝的结果，更是中国银行业未能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的结果。
如果地方国资能够得到高效运营，只要得到有效控制，即便地方债务总量达到14万亿元，也不足以动摇根本。
2012年、2013年两年，有24.5%和17.2%的地方债务集中到期，而未来3年需要偿还的比例则超过53%。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连归还银行的利息都出现了困难，银监会不得不出台政策，对那些还不上债务的地方实行展期。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一般都是5年任期，任期结束，本届官员或升迁、或调任、或退休，那些较长期的债务将留给下一届政府官员，这显然将严重影响下一届政府的财政能力。
尽管地方债压得地方政府喘不过气来，但是地方投资依然方兴未艾，大手笔投资的连续剧远远没有结束。
2012年9月5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表批复25个轨道项目的消息，这些项目涉及资金8400亿元左右；第二天发改委又批复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规模至少2000亿元，两天批复的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项目集中批复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稳增长”。但这些只是中央批准的项目，而各地方政府的宏观投资计划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台”。
近30年来，全球发生了很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以前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发展民族经济，由于投资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无力还本付息，最终演变成债务危机。
而最近几年的债务危机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这些国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障碍，最终演变成棘手的债务危机。
有意思的是，中国曾经似乎总能从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地走出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危机相对较小？郎咸平的看法是：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也有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隐患。
郎咸平认为，在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税收等方式，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现在，卖地的收入由于高房价的常年透支，空间已越来越小，有些地方的卖地收入与往年相比，已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放行地方债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郎咸平还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福利体系不完善，这方面的投资少，似乎没有高福利催生出债务危机的隐忧。但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样会减弱抗风险能力，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很容易演变成社会性危机。
而且，中国原本应该表现为负债的项目，实际上是以增发货币的方式完成的。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负债，是对国民的隐性负债。
从2011年到2015年，地方综合财力在乐观假设下累计收入为88.98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累计收入为74.3万亿元。根据计算，2010年地方综合支出总额为10.96万亿元。假设2011年到2015年，地方综合支出锁定在2010年的水平上，那么在乐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34.17万亿元，在悲观假设下，地方政府可用于还债的收入为19.48万亿元。
财经人士叶檀认为：地方债务系统信用不彰，激励机制无法区分诚实与失信的负债主体，把债务与融资资格当做给地方政府的贫困补贴，最终既无法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无法发展出健康的债券市场。中国地方债务与美国“两房”债，属于同胞兄弟。
她的论断，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真知灼见？我们将拭目以待。不管怎么说，地方债沉重的压力已经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至于它会不会转化成一场危机，目前还不能定论。
地方债的问题，根源还是在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上。如果不解决，此类问题会不断出现。在体制问题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地方债的存在难以避免。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地方政府负债行为，促进其阳光融资，合理防范风险——有金融研究人士给出了这样的“药方”。
2.市场通货膨胀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无须立法的税收。”
此言极是。
2000年，好大米1元钱1斤，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2年，普通大米2.8元～3元，100元只能买到30多斤大米；
2000年，当电焊工、月收入870元的田小明从来没觉得物价贵过，生活很轻松；2012年，仍然当电焊工、月收入已涨到3000多元的田小明却开始抱怨什么都贵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
如今，通货膨胀好像我们的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有人说：“通货膨胀是穷人的杀手。”这个幽灵一般的“杀手”正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它褫夺我们的财富时毫不留情，于无声处，我们的财富因它而缩水。
2012年10月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发布最新一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前6个月，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也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一半以上，其中中国再次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
尽管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FDI总额较去年同比下降3.8%，然而近期热钱重现大规模加速流入亚洲的态势，令中国等亚洲各国及地区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
惠理基金主席谢清海表示：“中国去库存化正在发生，相信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反弹，尤其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强，年底前便会看到大量资金入市。”
显然，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入势必对中国的通胀带来压力。有专家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通胀率低于2%，但是接下来会逐步上升。”
通货膨胀的痕迹从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食品价格上涨中就可以明显看得到，随时随地感觉得到。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12年9月，多地鸡蛋价格再次乘上“火箭”，约八成省区市蛋价已超过每斤5元，全国蛋价一个多月时间内上涨近两成。当“蒜你狠”、“姜你军”成为浮云之际，“火箭蛋”却大发神威，成为如今物价上涨的“代表”。除了鸡蛋价格，粮、油、肉类价格均现涨势：入秋以来，牛肉成涨价新贵。因牛肉供应吃紧，广州市10月份牛肉价格环比上涨25%。
“粮油肉蛋价格的再次上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成本的上升。”有专家分析认为，从已经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看，其他的指数都是往下走的，唯有一个采购的购进价格指数是上升的，这就说明企业购买生产资料的价格是上升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上涨，到生产加工、销售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因此成本的上升是关键因素。
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引发人们对通胀的担忧。然而，担忧归担忧，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食品价格上涨将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在某一时间段内，食品价格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这并不影响其未来继续向上的变动方向。食品价格上涨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在我们国家CPI里面食品价格占30%～40%，比重还是很高的，加上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劳动力价格、其他价格的上升，现在主要是因为交通的成本、服装的成本和房地产的成本还没有上升，所以CPI还是保持比较低。但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
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4%，2012年9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9%。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城市服务性价格；一是食品价格。而这两块跟货币和资产泡沫直接相关。第一块好理解，服务价格最大成本是地价，因为地价直接驱动人工涨价，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经济学概念叫“生存线压力”；第二块稍微绕一点，因为大家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起，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多数农作物的价格都能画出很明显的趋势线，结构因素是无法画出趋势线的。这说明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涨幅远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中国人工为什么涨呢？
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工飙涨是因为中国已经逼近人口结构拐点。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当拐点临近和到来时，所引发的工资的上涨应是像“沙丘”一样平缓和持续的过程，但中国蓝领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来的上涨却像峭壁一般陡峭。富士康企业工人工资年年上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加薪并不是抵御通胀的最好手段，控制通胀预期才是。
近段时间，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不断增强。据一些知名的金融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海外正出现大量投资资金涌入亚洲市场的迹象，包括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都在这些涌入资金的刺激之下出现了价格的大幅上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看来又面临着一场“很狠很暴力”的新的通货膨胀危机。
据渣打集团的数据显示，相对经济数据比较稳定的中国，在人民币升值趋势不减的情况下，外资流入的势头也在加大。有分析认为，这些热钱的汹涌很大程度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全球主要央行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措施造成的。
不管怎样，疯狂的外资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不容小视。在大量海外资金的刺激下，国内的资本市场将会充斥强大的热钱旋流。它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当地的股市、汇市以及房地产市场搅热。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的不断膨胀、不断扩大。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尽管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受到政策的制约，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在逐步降温。但2012年，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楼市的成交量已经开始攀升，房价也开始趋稳，并在一些地方有缓和上涨。
目前，业内讨论得最热的话题已经不再是政策什么时候松绑，而是楼市什么时候反弹。政策的负面影响在心理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如果在这个节点上，外资疯狂的进入，借助一些其他渠道进入楼市，房价的急速反转就显得顺理成章。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前提是调控力度的持续。即使是这样，热钱潜伏的危机仍然存在。
综观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能保持中国持续稳定增长态势的国家并不多。而且，拥有超大消费群以及充足投资力的，也只有中国。如果真如一些专家所言，政策在2013年或者再稍长一点时间出现缺口。那些潜伏的热钱再配上被调控压抑已久的投资力同时爆发，结果极有可能就是楼市再度疯狂飙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