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时的雪山书院，就在丽江古城今五一街，兴仁上段与文智下段间街道以北、原地区供销社职工学校内。时过境迁，如今恢复重建的雪山书院虽未能重立于原址，其历史光辉自不泯灭！
四、丽江的义学与私塾
清代丽江的府学、县学与书院，均为官办学校。随着社会性教育的发展，义学与私塾这两种私学不断出现。
私学是与官学对称、由私人设立的学塾（塾，即教学的地方），按性质分为三种：一种是富家出钱，聘请先生来家里教授子弟的教馆——这自明代以来，木氏土司就已独家开设了。木氏禁人民读书，所以丽江再无其他教馆。自丽江府设学，木氏没必要再自设教馆了。新出现了两种私学，即义学与私塾。
义学，是由地方合资聘请先生，在公众之地开设以教贫寒子弟的学塾，也称义塾。而据乾隆、光绪两府志记载，丽江府境内的义学，多是由来任流官创办的，并且给予束修银（即教师酬金）资助。乾隆《丽江府志略·学校略·义学》对此有说明：“因丽江城乡，狃于夷习，无一延师课子读书者，故前后相继设法创兴……甚有子弟不赴学，严惩父兄者，又有百姓不赴学，究其乡保者”。可见当时丽江的义学，不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而是由官府创办，并强令入学。官府资助教师酬金之外未敷经费，应是各义学之地公众筹集。
乾隆五年（1740年）编成的《丽江府志略》记载的义学已有20所：忠孝馆、节义馆、白沙馆、束河馆、白马馆、剌沙馆、吴烈馆、七河馆、九河馆、巨甸馆、通甸馆、江西馆、树苗馆、小川馆、兰州馆、下井馆、剌缥馆、剌是馆、山后馆、上温井馆。此际，距丽江府设学仅30多年，可见义学发展是很快的。
这20所义学，有12所在以大研古城为中心的原丽江县境内，其余8所在今兰坪县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编成的《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的义学，已达31所，即乾隆初以来150多年间又增加了11所：乐天场、黄登馆、阿喜馆、石鼓馆、鲁甸馆、剌宝馆、东山馆、大具馆、南山馆、江东馆、江西馆（此江西馆与在兰坪境的江西馆同名）。这11所中，有9所亦在原丽江县境。
如述，自1706年设立府学以来190年间，丽江府又先后开设了上述31所义学，在今古城区与玉龙县境合计21所，占总数的2/3，这还未将实已成为义学的玉河书院计入内。众多的义学，对清代丽江汉文化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私塾，即先生私人在家设馆授徒，也称家塾。
虽然丽江已有了官办府学和书院，而义学、私塾这两种民间办学形式，以官学所不能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对官学教育的补充与生源后备，从而形成了清代丽江官学与私学并行、科举教育与启蒙教育并举的局面，对历史文化名城丽江昔时的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光绪末年停科举、兴学校，现代教育兴起，丽江的教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的丽江教育
王德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阀门——这一进步亦明显体现在位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在当时废科举、兴新学浪潮的助推下，使教育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官方开始注重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称：“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通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华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是年四月，责令将教育行政首脑学务总董改称劝学员长，有关劝学事务责成地方议员乡董兼充，不再设劝学员名目。是年十二月，公布民国教育部教育宗旨：“注重德育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国二年（1913年），改革学制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初小四年毕业，高小三年毕业，中学四年毕业”。改初等小学堂为国民教育。是年，《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规定：“以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终。”这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新规，让当时的丽江教育界一改往日旧貌。
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丽江迅速成立了教育分会、组织教育研究会。是年八月，在指云寺创设乡立喇嘛蚕桑传习所，让无一技之长的喇嘛学习蚕桑。民国二年（1913年），石鼓初等小学堂改为高、初等两级小学，增设石鼓、白马女子国民学校各一所；“丽江教育分会”改称“丽江县教育会”；省立第六师范复办，校舍设府中学堂，招收五年制师范生两班。是年年末，丽江府农业学堂改称丽江等六县乙种蚕业学校，又由府中学堂迁回原“考棚”，蚕桑传习所续办。其间由于限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并将初小校改称“国民学校”，因而把在高小里读了三年毕业后的学生，被百姓尊称为“秀才班”，还写成大红榜贴在大门旁以示庆贺；边远农村子弟中只要出了一名“秀才班”学生，除贴红榜外，还大摆宴席，亲友祝贺，引为全村之荣。
丽江大研镇在历史上一直是丽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一直是丽江教育的中心——民国元年（1912年），就将原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由木坤接任学务总董，本省优级师范文学科毕业的桑即栋为校长，高小学生四班，计226名。民国四年（1915年），则将萧公祠县立女子初小，改为高、初两级小学，并归并成立义正甲第二、第三两校为一校，同时又普及国民学校若干个，当时全县共有63个学校，学生达2285名。教育与实业相得益彰、互动发展，是此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地方上把丽江龙王会和骡马会上所收税款，几乎全部都投入办教育，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丽江形成了以大研镇为中心辐射全县的一个较为可观的办学教育规模，全县初、高小学校已达91所，学生2508人。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八至二十五年间（1929-1936年），即由和志坚担任县教育局长的七年间，全县的基础教育规模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县初、高小学校由原来的91所猛增至230所，比七年前翻了2.53倍；全县教育经费也由原来的银圆6000圆增至17000圆，比七年前翻了2.83倍。据当时相关资料载，到和志坚担任县教育局长的第三年和第四年，丽江除了初、高小学校外，各类中学、中专学校也趋于完善：丽江府中学堂、师范传习所、蚕桑学堂、省立中学、师范学校等设于大研镇，并逐步辐射周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云南省召开县长和教育局长会议，丽江因教育业绩突出，省政府主席龙云颁奖赠“丽水增辉”匾一块，时任教育局长和志坚因工作成绩优异，受教育厅长颁奖赠“宏宣铎化”匾一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省立三中改为丽江中学，和志钧、范义田、和志坚先后担任校长。民国三十年（1941年）毕业的高七班不到30人，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班的有2人，赴美留学的有杨凤、方宝贤、和惠桢3人，这是继清末民初周冠南、李耀商、李汝哲、李汝炯之后的第二代留学生，他们都是具有“天雨流芳”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一方金生丽水之骄子。
先后任过丽江县教育局长的，都是一些在当时受过良好教育、又具相当才干和能力的学者型官员。继和志坚之后，还有王人吉、李觉民、赵锡胜等人。在一任又一任教育局长的努力下，至民国末期，全县统计的各类学校达247所（中学3所，小学244所），学生13800余人，教师400余人。虽然坝区和山区、半山区的教育不尽平衡，但总体来说是处于逐步发展和提升阶段。
最有起色、最有亮点的阶段，当属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丽江出现了有利于振兴教育的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因当时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的对外通道，经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的通道成为主要国际交通线——丽江理所当然一跃而为西南茶马古道重镇的地位和作用，为经济繁荣、教育振兴、文化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二是西线无战事，而使丽江成为相对和平安宁的大后方。三是抗战前的丽江教育就已经具备了有利于今后持续发展的一定基础条件，只要一有机遇，就会出现更大的进步与发展。在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关头，一大批西南联大等在内的省内外着名教授、学者纷纷来到丽江从事教育，学习、考察民族文化等。丽江大研镇一时成为省内外人才荟萃的地方，一批毕业于国内外着名大学的学者先后在丽江县中学、国立师范、省立三中担任校长、教员，为培养出一批批国家栋梁之材，助推丽江社会、经济、文化的较大发展，带来了“及时雨”。丽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受战火影响不大，商业贸易繁荣，大研镇商界及其他人士集资支持，使县内教育得以持续升温。1941年，丽江创办了国立师范，校长是钟亮东，还创办了直属国立师范的“附属实验小学”数个，一个设在大研镇文治村，一个设在国立师范住址南口旁的五台村，还有一个设在南山。致力于家乡教育的本地人士杨超然、周霖等创办了“黄山幼稚园”，木涛轩创办了白马“乐群补习学校”，李寒谷在金沙江畔三仙姑创办了“寒谷小学”，等等；1944年，丽江商会会长牛文伯应承了续办原“省立丽江中学附小”的经费事宜，并将该附小更名为“文伯小学”，省教育厅对此义举大加赞赏，并赠其“嘉惠箐莪”四个大金字的横匾，挂于牛家堂前。
丽江的文墨之风、教育环境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教授纷至沓来，例如：朱通、皇甫圭、朱安恕、傅永秦、易源湘、夏明、周齐佑、郭甘予、李晨岚、刘鲁也、冯国楣、李明宇、李霖灿、陶云逵、冯瑞涛、秦仁昌以及美籍奥地利人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顾彼得（俄）等人，他们有的前来“支教”，有的前来工作和考察。这一时期的发展，由于南迁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西南联大师生教风学风的影响，对丽江教育振兴及其整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丽江也因此走出了一大批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作出贡献的优秀好儿女，以及一大批用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
父母的边地教育
和品正
母亲早别于我们，至今已有40余载；父亲去世也有近20年了。于丽江，父母不是什么人物，未见诸报纸杂志，更不见于文物史料，却时常被人们提及，但凡同古城六七十岁的老者谈及家事父母，对方多半会惊喜地拍膝呼出：你父母均是我的老师，你父亲叫和怀琛，是大研高小的校长，他教过我们语文……你母亲叫周永幸，早年在黄山幼稚园，后也在大研高小，教过我们画画与手工……他俩对我最好，如何如何，噢！我还背过你，你还有个弟弟……他们描述得有声有色。
家中至今珍藏着多帧父母在黄山幼稚园与大研高小时与学生们的毕业照，当时我约一两岁，印象不深，描述不了具体的情形。
追忆与母亲相处的最初印象，是在宁蒗县的三棵树小学。那时我已有三四岁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便是甜蜜地在母亲的怀里，另外便是一个可怕的“狼的故事”，还有以彩色连环画形式粘贴在小学壁报上的勇斗狼群、舍身护送学生的英雄教师形象。后来，母亲对我讲：当年宁蒗县内狼群猖獗，狼大白天都在学校四周出没；学生家庭居住又很分散，上学都要翻山越谷。因此学生们多半住校，一、二年级学生由学校炊事员帮助做饭，三年级以上，学生们各自做。校内有一幢很长的平房，墙下砌了成排的小灶。做饭时吵吵闹闹，炊烟四起，学生个个炭手油面，不时发生争抢打斗。每周六下午三时结束一周教学，全校教师员工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护送学生回家。老师与高年级的学生手握长棍与石块，以防路遇狼群。我与弟弟及学校教师的四五个孩子便被反锁在一间楼房内，有时大孩子讲起“狼叼小孩”的故事以吓唬较小的同伴；时而，又以大人的口气给吓哭的小伙伴壮胆。黄昏时分，教师们才举火把返校。曾经有一次，一位送孩子返校的男教师，在途中受狼群攻击死亡，他便是我记忆中学校墙报上的斗狼勇士。
我六七岁后，父亲鼓励道：已是小伙子了，夜间起夜时应该上厕所啦！父亲手提锄头，用铁锄使劲撞击路边石块，击出一道道闪亮的火花，并大声喧哗着走在我的后边。我则颤颤巍巍地驱动着一双小腿，学校并无围墙，远处树丛中总有两三对发着蓝光的眼睛，也在随我父子而移动，父亲告诉我那便是狼的眼睛。
三棵树小学背山面田，两侧住着些村民，入夜常常锣鼓齐鸣，怒吼声掺和着凄号声由村口引向后山。随后，学校钟声炸响，锅、碗、瓢、盆响成一片，男教师们举着手电筒呐喊着也奔向后山，高年级男生也都纷纷舞棒奋勇追去，女教师与全校学生竭力高呼。母亲告诉说：这是有村民家的小孩被狼叼了，大家正努力营救呢。及时发现的小孩，能在村民与师生的营救下，狼口脱险，保住性命。因狼叼小孩时，不及撕咬，小孩只是惊吓与小伤。如发觉较晚，只能捡回些小孩的衣裤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