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居丽江首富
仁和昌跃居成为丽江首富是在继任经理赖敬庵手里，也就是赖耀彩儿子手里。
赖敬庵生于1903年，5岁便离家随父母到中甸。后来在丽江古城私塾读书，12岁时请求父母让他进公立学堂读书，父亲不允。原因是赖敬庵的胞兄弟殁于德钦。为继承家业，16岁的赖敬庵听从父命，弃学从商。从商之余，个子修长，言语不多的他，喜欢阅读中外文学名着。
1930年，赖敬庵接任仁和昌经理。1933年到昆明分号管理业务。因他平时喜欢看报，关心时事，知道日寇猖狂侵略中国，印度将成为国际商品通道。这将给走茶马古道做纳藏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丽江带来特殊的商机。他便于1936年从昆明分号回到丽江总号，派人到西藏拉萨、印度加尔各答设分号。后来还在西藏亚东帕里增设了加尔各答至拉萨分号的进出口商品转运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封锁了港口，只有一条从丽江到拉萨、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国际贸易通道，丽江古城云集国内万商，驻有全国一百多个大小商家，被称为“小上海”。
仁和昌抢先一步到印度加尔各答搞起了进出口商品生意，并购买大量骡马，大力发展高原运输队伍——马帮，共有四五个大帮，计200匹左右骡马。雇请纳西马锅头，以及藏族马脚子（腊都）。以纳西马帮七匹骡马为计，计有30个小帮（马脚子），每4个小帮放一个锅头，计有8个左右马锅头。从丽江运去茶叶、粉丝、红糖、铜器用品和藏族人喜爱的物品，从拉萨驮回印度进来的匹条（毛呢）、棉纱、皮革、百货等洋货。
这一时期很少走绕道的大北路，因为中甸匪患厉害而基本放弃，主要走的是南路茶马古道，即从丽江沿金沙江到维西或到塔城，到德钦，再翻越梅里雪山，过澜沧江，过500里长川坝，到拉萨，翻过喜马拉雅山垭口，到印度加尔各答，驮运进出口商品。
过去走茶马古道一年只走一趟，即从五月端午前后从丽江出发，沿江（金沙江、澜沧江等）青草正葱绿的时候，赶马走半天路程，到可打野的驿站，便下驮放半天的骡马。就这样一路赶马，一路放牧，一路打野，不紧不慢地赶到西藏拉萨，这是纳西人走茶马古道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习惯。
为避免冬雪冰封山路，难以行走，中秋节前后，便从拉萨驮运麝香、虫草、贝母等药材和皮张等山货，原路返回丽江。
为抓住机遇，争取更多的盈利，抗战时期，改一年走一趟为一年走两趟。
即不论季节，不管雪封山，争时间，抢速度，顶风冒雪，马不停蹄驮运进出口商品。
那时拉萨有三层楼的仁和昌分号，有大研古城王家庄黄嗣尧为先生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分号，由五叔赖敬禹主管往来业务，德钦的号房有维西李子芳先生等。
黄嗣尧是仁和昌最信赖的先生之一，他满口藏语，深知藏胞的心理，在出售茶叶等货物时，把秤杆提得高高的，博得藏族人的喜欢。真假麝香，他只要放在自己的鼻底下闻一闻，便可辨得一清二楚。
家大业大的仁和昌，还有最为放心的先生是驻昆明分号的杨超然，驻昌都分号的杨祝三，当然还有丽江总号的先生束河人赵焕然。
除杨超然不需要起房盖屋，而尽力支持他创建黄山幼稚园的费用外，其余三位仁和昌的先生，赖敬庵都给他们每人起盖了一院三坊（房）一照壁的高深大院。
除先生外，在繁忙的时候，仁和昌总号和各个分号雇请的伙计、号员等达二百多人，因为进出往来的货物要人力搬运，从藏区驮运来的装在牛皮口袋里经过两三个月长途的虫草、贝母等，到丽江古城要马上在河水沟水中洗涤后，在院坝场地中晒干，为防止虫蛀，还要用硫黄熏虫草等。
仁和昌分号的先生、号员，在藏区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话，一身藏族的着装，并行藏族礼仪。仁和昌经常把藏民需要的茶叶等货物先赊销给藏商，待他们销完之后把货款如数归还。这样，他在语言上和服装上以及饮食上和藏族人打成一片，再加上出手大方，信任藏族同胞，从不斤斤计较，赢得了藏族人的信赖。再加上他经常做善事好事，在藏区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仁和昌驮运货物的马帮在藏区畅通无阻，甚至其他商家的马帮经常打着丽江赖家仁和昌的旗号，以便躲过路途中的劫匪。个子高大的七弟赖敬显，腰间别着藏刀，身上背着双抢，长期跟随马帮，可谓仁和昌商家的马锅头。他曾遭过匪劫，可见事情总是相对的。
惨重的损失
仁和昌经过六年从印度到拉萨到丽江的长途国际商品贸易和纳藏贸易，在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在茶马古道上马不停蹄，总号分号一天到晚都在一片繁忙之中，而得到了丰厚的盈利和巨大的发展。
经盘点，1943年仁和昌拥有流动资金60万“半开”银圆，成为丽江最富的商家。但仁和昌不以此而满足，为壮大实力，求得更大发展，与达赖之下的西藏上层人物岔弄相合股，将历史永久的纳藏贸易做得更大更强！
仁和昌经理赖敬庵于1947年请奔子栏土官本登，由马帮驮去最后一批资金银子共83驮，每驮为2000两，总计166000两，沿茶马古道运到拉萨，除了从康定购买的700驮砖茶由商号人员赵学贤（赵焕然的大儿子）走大北路押运到拉萨分号外，做事谨慎的五弟赖敬禹，把银子全部交给了原来就有资金合股的岔弄，并请他保管。
想不到过了两年，时局变化，达赖逃往印度，岔弄亡故，得不到及时处理的仁和昌的资金，人死账烂，造成惨重的损失。赖敬禹娶了一个藏族婆娘，移居印度，并入了印度国籍。
另外有的号房里的先生和员工，见财眼开，起了二心，连货带马据为己有。
如李从拉萨驮去30驮货物，本应押运到丽江总号下货，他却把30匹骡马和30驮货物改运到昌都归为自己所有。
李 原为李达三昌都分号的先生，是个头脑精灵，会讲流利英语的人。疑心较大的李达三怀疑他在他的号房中做手脚，便解聘了他。五弟赖敬禹与他有交情，便想聘他为仁和昌的先生，遭到族里人的反对，但经理赖敬庵说：“只要是人才我们仁和昌可以放心聘用。”想不到赖家用人不疑，他反过来大捞一把。像他这样的人仁和昌商号中还出过几个。
一生修三座江桥
仁和昌的名声不仅在于拥有60万“半开”银圆的资金，是居于丽江古城30多个较大商家的首富，也在于作为地方大商家的创始人的赖耀彩做好事。1930年他把仁和昌经理的担子交给儿子赖敬庵后，身穿纳西平民一样的“滚史”（旧布衣剪去袖子衲成的褂子），脚蹬草鞋，风里来，雨里去，以做好事善事为己任，人背马驮，用人力架设，先后修建了三座横跨于江河上的铁索桥。这是今人也难以做到的。
第一座是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石鼓冲江河的铁虹桥，因原来选址不当，夏天洪水泛滥时便被淹没，难以通过。为此赖耀彩于1932年57岁时重新选址，建的桥高悬于水面。重建的铁索桥，从古至今避免了洪水泛滥的冲击，可谓一劳永逸。
第二座是丽江至永胜交通要道金沙江上的金龙（梓里）桥，建于光绪初年。到1933年，因60年失修而成为险桥，赖耀彩出资出力作了一次大修整。哪想才过了两年时间的1935年2月5日，一阵巨大的狂风把桥吹上天去，重重地摔落江中，16根铁链只剩两根。
得知消息，赖耀彩急着赶到江边去察看后，赶紧上报情况。在带头捐款的同时，亲自督阵，与民工们同甘共苦，于1936年重建了称之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铁链子桥，为加固，将原来的16根铁链条增为18根。建成至今，这座桥也没有发生过事故，2006年成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仁和昌赖耀彩修建的第三座桥是德钦澜沧江上的溜筒江桥，名“普度桥”。此桥的修通不仅使茶马古道的天险变为通途，而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时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通途。
普度桥对进藏部队的作用
赖耀彩年轻时在德钦分号自赶马帮做生意时，亲眼看见过竹溜索时的商旅行人，不仅担惊受怕，而且一旦脱了溜钩或断了溜索，人便坠入江中，送了性命。
这种事件年年发生，甚至一年中多达十余人丧身于此。为此赖耀彩发下宏愿，将来做生意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在溜筒江修一座普度众生的桥。谁想这一宏愿在几十年后的1948年赖耀彩年逾古稀才得以实现。
做好事不一定被人理解。当地山民认为，保持原来的溜索过江方式，他们可以向过溜的马帮和行人收取过骡马费、过人费、过货费，还可收住宿费，他们的鸡、蛋、油、肉、菜、马料等，都可以换得高价钱，现在要修人们可以放胆通行的铁索桥，山民的利益没了，因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坚决反对建铁索桥，最后赖耀彩请官方出面，答应以过桥费弥补山民的损失，山民们才准修架江桥。难能可贵的是丽江企业家余仲斌，自愿捐献并从香港购买300丈钢丝索，经过不少周折，车运马驮运到建桥处。
赖耀彩有修建两座铁索桥的经验，他从丽江请来了熟练的铁匠、石匠、泥水匠等建桥。在建桥过程中，赖耀彩与工匠们风雨无阻地打成一片，加之中甸马铸材的协助捐款，德钦李增广的协助监工，当地三个乡长的支持，仁和昌付出巨款，仅用半年时间，一座钢丝索吊桥迅速横跨在溜筒江上。天险变通途，结束了原始的、可怕的、性命难保的过溜时代，使多少众生得以普度——获得宝贵的生命！
普度桥的修建使茶马古道天险变为坦途，使仁和昌不仅在生意场、在藏区赢得信誉，而且以功德无量而在藏区传为美谈。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普度桥还便利了进藏解放大军浩荡通过，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一辈子修桥铺路的赖耀彩也在新社会历史的开端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大军进藏前，曾请修建溜筒江桥的赖耀彩一同去，而地方基层却不同意带他去。
积善积德做好事
仁和昌成为丽江首屈一指的富商后，乐善好施，积功积德，做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
1925年，丽江干旱无雨，农民颗粒无收，远近农民成群结队进古城要饭。在这当儿，慈眉善目的赖耀彩自告奋勇担任了平粜局长，挑起了救济饥民的重担。
他亲自出马从永胜购运来粮食，组织古城人煮稀饭，挑到古城口子送到一批又一批饥民手中，使饥民们得到温暖，克服了一场老天造成的灾难，稳定了民心。
1939年，仁和昌出钱买石料，请人搬运，请石匠修石面，请师傅铺设了崇仁巷至南门桥的石板路，使那儿的街道结束了夏天一路泥，冬天满地灰的历史，给常来常往的城乡人们带来了诸多方便。
1940年，丽江遭受霍乱瘟疫病，仁和昌千方百计购买药品，登门送给病人，使不少病人从死神的魔爪下被抢救回来。
每年仁和昌要购买大量的布匹和皮革，在崇仁巷自家老房的店铺里请缝纫匠和皮匠，加工缝制几百件衣裤，制作麂皮鞋，在过春节前，无偿送给贫穷的人家和孤儿寡女。
1940年以后，他在石鼓经过多年勘察，认为只要治理了冲江河，修筑河堤，便可开垦出大面积田地，于是向那里的绅士和世昌提出建议，并拿出资金，帮助他修河堤治河水，先后用七八年时间开垦出1300亩“新产田”，并全部慨然归公。
“新产田”因地处长江第一湾畔，气候好，都成了米粮地。真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地灵人杰的石鼓不会忘记他。
对丽江解放事业的贡献
由于仁和昌在丽江的名声，经理赖敬庵曾任民国丽江县参议员、商会理事、银行副经理等职，1949年初，关心国内外形势的他，加入了共产党在丽江的地下组织，为“五人小组”之一，并随同和万宝到书院街习自诚家中与习进行和平解放丽江的谈判。
当时丽江县长伙星从任满，人们在古城街道一路摆香案为他送行，被丽江人民驱出境内的丽江专员史华在七河自杀身亡。1930年就参加滇军、以团长之职退隐、能文能武的地方绅士习自诚，被当时云南省政府委任为省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丽江县长等职。地下党经过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习自诚的几次谈判，使习认清全国解放的形势，看到丽江的大势所趋，深明大义，为了避免丽江古城和人民受损，写出《告各界同胞书》，交出了手中的权力，自6月30日后还政于民。
丽江便于7月1日宣布和平解放。丽江和平解放后，仁和昌经理赖敬庵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任。
新政权的成立，百废俱兴，经费成了大问题，作为财务委主任的赖敬庵，首先捐献了“半开”银圆1000元，后因军政开支浩大，他带头捐献黄金60两。他凭着仁和昌在当时丽江的声誉，向大研古城各商号劝捐了400多两黄金，还劝募制作军衣的布匹，并动员募捐现款“半开”银圆15万余元，捐献金银首饰1400两。他还捐献了仁和昌进藏护商用枪40多支，作为支援前线的武器。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丽江成立了人民政府，赖敬庵任财务科长、工商联合会主任。12月被选为云南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
仁和昌的经理在丽江非常时期，充当了非常的角色，起到了非常的作用。对丽江的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历史毕竟是历史，对地方解放时期有着重大贡献的仁和昌毕竟是仁和昌。随着解放而结束了仁和昌商号的历史使命，也结束了丽江纳西族与藏族同胞通过此商号建立的纳藏贸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