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德和周氏大家庭在老五周瑛（周石奇，周廷伟之五伯父）的主持下，在老六周璋（周秉奇，周廷伟之父）、老七周琏（周汝奇，周廷伟之七叔）等众兄弟的辅佐下，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了“濂溪世泽”的家德、家风渊源。那么周氏家庭何以“濂溪世泽”称着？原来，坐落于大研镇忠义村的周氏大家庭宅院，入了大门便有“濂溪世泽”四个大字，醒目于壁。又过二大门入内，其门上有家对曰：“濂溪世泽多生意，南国彤云灿笔花”。说明了周氏家庭风范与传统伦理道德合一熏陶下，出现过的“大理学家”、“新爷”、“贡爷”称谓的文人学士名流，对故乡的眷念常以“濂溪”为首，以“多”和“灿”的精神财富为荣——“濂溪”一词乃《爱莲说》作者周敦颐之称，其原系湖南省道县人，字茂叔，宋代理学家，因他世居道县濂溪，后居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人们称其为濂溪先生。同为周氏，又有《爱莲说》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的千古绝唱，将此引申为“世泽”之周氏家德、家风的一种图腾、崇拜之信念，也可谓独具巨心。以“濂溪世泽”联系到周氏的守家立业这一块，亦可发现它是从门第人格化了的“贤、能、德”选当家人，不搞论资排辈，以大小取位当权人。周氏大家庭的当家人，一般均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允许上下辈同堂共议，但决策拍板又非当家人莫属。当家人不独断专行，其下设有管账人、管钱人、库房保管人、接人待物的跑堂人，等等；另聘用精明强干的小伙计若干人，负责内外杂活等。由以上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统一接受当家人的组织与指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辈相处，温谦恭让，上辈爱护下辈，下辈尊重上辈，默契配合极佳。
周氏的家庭管理也颇具特色：主要经济来源为经商务农，各户也留了大集体外的小自由，如酿酒、做醋、磨小粉等作坊，或是小生意，仅限于“妇女活”收入而已，而大家庭男子汉和所有工作人员，无论何种方式的收入，包括粮食、物资，必须经过账房处理，存入号房，由当家人按家规对生活、衣物、读书、对外往来、其他费用和逢年过节、医药、红白二事等等的规定支付外，统统纳入商号做生意的本钱。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晚辈（与周廷伟同辈）中的18位堂胞姐妹，大部分人都在周氏大家庭“六十多人一锅饭”的历史岁月中，均以纳西女性特有的勤劳、聪慧、能干等特点，扮演过“贤内助”、“内当家”的不俗角色；即使在后来打散了“大锅饭”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家庭中一有红、白二事之类的宴聚，不论三五十桌，还是百余桌的“八大碗”、“八盘四碗”，甚至是纳西传统的名宴“三叠水”等，她们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打理得井井有条、色味香俱佳；不论姐妹合作，或独当一面，均与“厨艺大师”的水准几乎毫无逊色；对此，周氏后裔们至今都无一另外地赞赏有加。周氏在生活的支用以及具体操作上，实行“厨内轮值制”（大概为一个月一轮值）；这种轮值人首当其冲为各小家庭中的妇女。轮值人，不但要遵守油、盐、柴、米一日之规定用量，还要对超支、超用部分后果负责（动用自家“小金库”），因为号房与库房不会为之开“绿灯”。有学者说，这种几代同堂一锅饭的情况，恐怕在丽江乃至整个滇西北也并不多见。如列成算式，每日三餐乘60人，按户均当值1个月即为180餐乘30天的操持，又谈何容易！各家主妇每年都会轮上1-2次的“厨值”。轮值前，她们都得有所准备，因为谁都想露一手，求个“刮目相看”的好名声，因而常用饭菜过了“领取界”，谁都舍得动用自家的“小金库”。
大家庭的一日三餐，早点只吃一个苞谷粑粑或麦面粑粑，加一点辣酱。吃法不一，有的火塘边打酥油茶，有的吃菜、喝汤；午餐、晚餐，则论资排辈，分老幼妇孺，依次入席。开饭时不得打闹、喧哗。就餐一般以八人一桌，几乎形成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固定座位，缺席者可请人抵上，但不允许由下辈人入上辈人座位。
每天的晚餐是四菜一汤，午餐一般都有酥油茶。逢年过节，另当别论。
其他生活开支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如有病定点找中医吕泉源、西医杨吉仁医生，药费定向与之挂钩，统一由号房支付结算。别处医生也可自由去看，但药费各自料理。各户红、白事由大家庭料理，但超出部分由各户自行负担。每逢开学，对各家孩子们分发给小学、高小、初中不同层次的学费、作业本，也有一些相应规定：如棉纸作业本若干，3-5元学费，1-2支毛笔，有时发一套新衣裤等，其他开支又由各户自理。一个六十多人的生老病死、饮食起居均有起码保障的“大家庭”，靠其家规家风的制约与激励，靠良好的管理秩序与严谨的家教系统，被这样持续了下来。
周氏家庭对读书教育的重视，也与“天雨流芳”（读书去吧）的民族传统一脉相承。家庭有赏罚分明的家规，做到几乎无人不信之，不固守之，不发扬光大之，得益于对小辈们的家教得法。除了送学堂读书，每晚尚有家庭教师分级辅导上课。当时谁家的孩子打闹、顽皮，不完成作业或不听老师讲课，是要受到不同方式体罚的。该村赵、杨二先生的严谨教育在迄今晚辈人中都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当时还规定凡进入学堂者，每天起早务必要描红完一篇毛笔者，方可用早餐，方可去学堂。因这种传统美德与门规风尚为一体的家庭教育，得到了当时府衙赐悬的“孝有家风”匾。
我与茶马古道
周廷俊
在“茶马古道之旅——丽江古城民俗文化系列活动”中，久违了的马帮又出现在了丽江古城。我看了一回又一回，情不自禁地跟着马帮一次又一次去倾听，每一声马蹄的声音，都让我感到亲切，让我触景生情，勾起我对茶马古道生活的一幕幕回忆。
20世纪30年代，我家已是茶马古道上小有名气的“藏客”，在香格里拉（原中旬）县城设有“恒德和”商号。1937年，才三岁的我就在母亲背上，跟随马帮从丽江去中甸、进私塾开蒙，后来回丽江上学，寒暑两假仍要回中甸复习，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我随人民解放军兵站做军需工作，随马帮往返于东旺、乡城、巴塘、理塘等地。我也记不清在茶马古道上走了多少回。
新中国成立前，我跟过“纳西族藏客”的马帮，也跟过藏族马帮，但跟得最多的是藏族马帮，因此对他们的饮食起居也就有更多的了解。
从丽江到中甸有七个马站，少不了打野露宿者。晚餐往往要煮食火腿腊肉，但不像内地那样切片吃，而是由“麦沾”（藏语，意为掌勺师傅）用手指头按大分匀，切成砣分而食之，不论老幼贵贱都一视同仁。这种切砣的吃法，在现代人看来是很腻人的，但在茶马古道，却是赶马人补充体能消耗的最好办法之一。
喝酥油茶的规矩则有所不同，一般是以职位和年龄尊卑为序，“麦沾”最后才喝，不兴开口要，只要你别兜底喝光，留点“底”，“麦沾”就会又给你添满，直到你喝饱。如果兜底喝光，就表明你不想再喝了。有的马锅头喝酥油茶不止于此。
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随口就喝，每喝一口都要用嘴轻轻地吹开漂在茶水上的酥油，所以等他喝饱时，碗底的茶水上仍有一层酥油。他就在留底的酥油茶中倒入一点青稞炒面，捏成糌粑喂他的坐骑，由此可以看出马帮锅头对其坐骑是十分疼爱的。
在马帮生活中，茶余饭后，还常有一项藏语称之为“少觉”（意为戏谑、打趣）的“活动”，大家可以海阔天空地神侃。
这茶马古道也把纳西族和藏族连在了一起。藏族家庭中都有产自丽江的日用器皿，许多藏族同胞到过市场繁荣的丽江，他们称丽江为“士妥”，意为黄金坝子；纳西人则称中甸为“滋敦”，说那里是“哈融施滋，吉哺诺提”（饿了吃肉、渴了喝奶）的好地方。
在十几年的马帮生活中，我还结识了不少的赶马人，其中就有一位中甸噶丹松赞林寺的“冲奔”（藏语：意为高官）。他常年奔波在茶马古道，见多识广。他曾谈到纳西、藏族两个民族性格相仿，一样地厚道直爽、语言也很接近，据说这两个民族是一个妈妈生的，是同胞兄弟，茶马古道也是两个民族一起开辟的。纳西族的木天王利用武力征服藏区后，曾向藏区移民，于是藏区也就有了许多纳西族村落。但两个民族一直和睦相处，还联合组成马帮进西藏、印度、尼泊尔经商。
美丽的丽江，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向来就是一个茶马古道重镇。从南方北上的和从藏区南下的货物，都在丽江中转集散：20世纪40年代，每到春暖草长的三四月份，许许多多的马帮便云集丽江。思茅、普洱和大理的饼茶、沪砖茶、牛心果茶、永北（永胜）的小盒红糖、丽江、鹤庆的铜器、银器、丽江的粉丝、粉皮、藏靴等，都用蒙化（巍山）索捆好上驮，带上火腿腊肉、丽江粑粑，相继上路进西藏。
骡子耐力好，经得起藏区漫长而艰难的行程，所以进藏马帮，与其说是马帮，不如说是骡帮。头骡必须是骒骡，取它步子稳健，老骡识途。头骡要系上一串最好的铜铃铛围脖，套上染红的牦牛尾，插上商号标志旗，神气而又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二骡三骡也不弱，都是经过训练的，它们也系上一串大铁铃铛围脖，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这些骡子的串串铃声可传数里，豺狼虎豹也足以被它们吓跑。其他的骡子也系上单铃，以防在树林中走失。春夏之交，百草争荣，马帮一面赶路一面放牧，哪里有水草就在哪里歇脚，一般情况下，每天只走三十余里。
有时为了赶到水草肥美的地方，也有赶路四五十里的。
9月、10月，正是丽江大地一片金黄，忙着收获的时节，进藏的马帮也从西藏满载而归，骡背上驮来的，不仅有山货、药材、毛皮等藏货，还有从印度进口的匹条（布料）如华达呢、毛呢、咔叽布、香烟、卷烟纸等。这些货物都在丽江下驮中转，批发到省内各地。马帮穿梭在古城的街巷网络中，马锅头们住进马店后，忙着寻找牙佣争取货物的及时成交，一时间，丽江古城成了商贾云集、热闹非常的“小上海”。
大商家“仁和昌”
牛耕勤
丽江大研古城崇仁巷，纳西语称“史岗迪”，意为杀猪巷。明代还是一片空地，清代以杀猪户居多而得名。“仁和昌”的赖家就居住在这里。
赖家是从福建永定县永兴乡丰田里来到丽江的。始祖赖存捷，乾隆年间随流官弃儒从商落脚在大研古城杀猪巷。
后来杀猪巷改为意思截然不同的“崇仁巷”。这跟赖家仁和昌大有关系。
20世纪40年代初，云南省民政厅厅长陆崇仁带着省主席龙云颁给赖耀彩的匾额“交通是赖”，和省民政厅奖给赖耀彩“急公好义”的匾额，从省城来到丽江大研古城，送到赖家，亲手颁给赖耀彩。为表示感激之情，在丽江有为而有位的赖家，便以陆崇仁的名字，改换了“杀猪巷”那赤裸而不雅的名称。换之以“崇仁”也含有“仁和昌”之意的双关名儿。
可见古城“崇仁巷”的来历，与居住在那里的赖家有关，是仁和昌的商业有所起色以后的事。
艰苦创业
仁和昌的创业阶段是艰难困苦的，是赖耀彩的父亲赖灿斗（丽江赖氏六世祖）离家到藏族地区中甸，做人们一日三餐中不可缺少的厨中第一美味盐巴生意起家的。
在中甸高原做盐巴生意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寒冷得撒尿都马上结成冰块。那时还没有手套什么的，就拿没套没护的赤手整日与盐巴打交道，被冻得发紫的手，加之被盐巴所腌（刺激），赖灿斗的双手皮肤粗糙得像链子，且布满一道道裂痕，那疼痛是可以想象的。以致他到了晚年，两手留下永久的残疾——粗糙而疼痛，任你用油脂涂，用蜂蜜抹，或用什么药物……都无法医治。只好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热水中浸泡了又浸泡，才能缓解疼痛。可见他创业是多么的不容易……
作为赖灿斗四个儿子中老大的赖耀彩，俗呼：“赖大爷”，10岁就弃学到中甸跟着父亲学做盐巴为主的小生意。
纳西有句叫“若顶阿爸主”（意为大儿是父亲的伴）。艰苦的环境能磨炼出人的意志。赖耀彩小小年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自己赶着马帮，驮着盐巴等藏族人喜欢的货物，从中甸更进一程到德钦出售，利润更为可观些。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便创立了“仁和昌”商号，赖耀彩便成了丽江仁和昌的创始人。光绪末年便在茶马古道南路的必经之地——德钦设了仁和昌的分号。到民国时，已发展为小有名气的商号。谁想遭到中甸匪乱，生意无法做成，赖耀彩只有倒号——丢弃了中甸、德钦的商品、号房，回老家丽江。
人生不能坐以待毙。中甸和德钦生意做不成了，赖耀彩便去另谋他路。在丽江与中甸藏族人马长寿、鹤庆人孙荫昌、李香亭合股成立了“长兴昌”商号，总号设在丽江。马长寿任经理。分号设在木理、康定（在康定主要做大烟生意）。走大北路到四川采购砖茶，到成都采购丝绸，驮运到西藏拉萨，生意做得很红火。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
由于上述生意合伙的关系，丽江赖家仁和昌和鹤庆孙家长兴昌就结成了姻亲关系，即把孙荫昌的女儿嫁给了赖耀彩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继任仁和昌经理的赖敬庵儿子，成为门当户对的姻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