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氏南宗宗族规制的特色
孔氏宗族的发展及其历史作为和贡献，是与其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宗法制度密不可分的，“孔氏宗族组织比起其他宗族，更为严密，宗法思想和制度对其家族的支配和影响更深，使得孔氏宗族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绵延不绝”。的确，孔氏南宗的组织形式和宗族规制，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因而成为其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是体现了浓厚的“圣裔”身份意识。孔氏南宗族人始终有着浓厚的圣人后裔的身份意识，自觉地传承儒学，广大祖业，修身治国，为民谋福。所有这些，在孔氏南宗的家谱和家规中都有充分体现。《四明慈水孔氏宗谱·祠规》对纳税问题规定如下：“早完国税为民人应尽之职，况既立圣裔户，尤宜早早输纳，不得拖欠，遗累族人，并及官长。”这一细节规定充分体现了南宗族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孔贞运所作的《孔氏家训序》，谨以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训，孝悌、仁爱等儒家思想“在天下万世由之，则希圣之蒙养也；其在吾家子孙守之，则法祖之家常也”。从中可见南宗族人所拥有的强烈的“圣裔”身份意识，并以此强化族规中的儒家伦理规范。孔氏南宗家规中所包含的存心忠厚、循礼由义、待人和敬等具体内容和要求，对南宗族人无疑具有良好的劝勉作用。
其二是充分显示了在社会教化中的特殊作用。有学者认为：“宋代以后，家族同政权虽然仍有不协调的因素，但总的情形是政权把家族完全变为附属物，祠堂成为协助政府统治的得力工具，至清代尤甚。”对于拥有特殊身份的孔氏家族，历代政府自然将之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钦定孔氏家规》的颁布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的确，孔氏南宗在推动地方教化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孔氏南宗家规本身具有示范意义，其家规的制定与践行堪称楷模，对各地其他宗族的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方面，南宗族人的作为和社会意义体现在多方面，如从政者千方百计造福一方，从教者以化民成俗为己任，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君子风范对当地民风民俗的淳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三是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孔氏家规还具有关注现实、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等特征，因而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前文所述中的女子嫁妆等具体问题就是有力的印证。然而，由于时代的影响，孔氏族规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有些条目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如在婚姻问题上，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遵从七出之规等等，因此，“这样的族规家训，给孔氏家族造成了许多悲剧”。温岭孔氏家规也是如此，“妇或失夫，不宜再嫁，倘或无出，兼以家贫，不能苦守，势必改嫁，免修入谱”。所以，孔氏家族女子中多有贞节烈女，她们恪守族规，夫亡守节。如孙天锡妻在22岁时失去丈夫，于是“守节抚孤，家贫，姑老奉侍不懈，生医死葬，毕协于礼，贞静端恪，不愧为圣门遗教云”。
第二节孔氏南宗的家谱编修
家谱在传统宗族管理中对于密切宗亲联系、增进宗族和睦以及推行地方教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明代著名教育家罗钦顺所说：“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以恩亲，分以义正。自宗法废，而族无所统，犹赖世之仁人君子作为谱牒以联属之。”的确，修谱牒可以联络宗族，有助实现“王化”。这一意义对于孔氏族人也不例外，因此，孔氏家族十分重视修谱工作，“考我家乘，宋以前只具册写，自四十六代宗翰祖始创为刊印，至明弘治二年首次重修，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
一、孔氏南宗家谱编修情况
南渡以后，孔氏南宗族人充分认识到修谱的重大意义，自觉秉承优良传统，高度重视族谱续编工作。孔传曾认为修谱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辨氏族，别异同，令子孙族亿万世后得以溯本穷源，而不昧于敬宗睦族之道耳”，便于“子孙溯本穷源”、促进“敬宗睦族”是历代重视修谱工作的宗旨所在。
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孔传对宗族事务极为关注，重视谱牒修订工作，在孔宗翰所编古谱的基础上，“克承前志，推原谱牒，参考载籍，摘拾遗事，复成一《书”，这就是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的《孔氏祖庭杂记》。但十分可惜的是适逢南宋初年的战乱，以至于该书“不暇镂行”。孔传对家族轶事和旧闻格外关注，于是在陈迹之间、废墟之中广泛收集资料，正如他在“旧引”中所描述，将“历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赍之恩”、“祖壁之遗书”等“故老世世传之”的轶事、旧闻编纂成《孔氏祖庭杂记》。这样，使宝贵的遗产得以传承，从而“使闻见之所未尝及者，如接于耳目之近”，同时让“好古君子得以观览”。
孔氏在南渡之初，“惟四十七代中奉公传偕四十八代衍圣公端友，于宋建炎间怀宗谱南迁，而衢鲁源流之分合，实权舆诸此”。即使是在如此颠沛的南迁途中，孔传依旧怀揣宗谱，足见其对宗谱的无比珍视。南渡以后，孔传又作《东家杂记》，成书于绍兴四年（1134），此后曾多次再版。《东家杂记》在孔氏家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系孔氏家乘之著作”，“是最早的孔氏志书”，其编撰初衷则在于“昭文后代不忘祖先，清理孔氏谱牒，列数‘历代崇褒之典，累朝班赍之恩宠’”。《东家杂记》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包括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孔子追封谥号、历代崇奉等九类；下卷包括曲阜孔庙孔林古迹、续添袭封世系等十二类。
孔传在南渡之初所表现的对谱牒清理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对南宗族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孔洙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重新刊刻《东家杂记》。《东家杂记》的影响并不限于孔氏南宗家族内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都对其进行了介绍。《东家杂记》于明代作了抢救性重刻，郡守沈杰阐明了重刊的目的：“刻本旧在府治东斋，今遗存者仅半，因索其原本，命工补缀，复以家庙旧藏小影摹刻于前，使读者知所起敬，且以见孔氏文献之足征云。”始修于孔宗翰的“孔氏旧谱”在孔氏南渡时尚存。孔端朝对“孔氏旧谱”的失而复得感到十分庆幸：“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张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杀一空……所携上世告勅、祖父遗书，生生所资，皆失之矣。独此谱山中人得之，转以见归……今亡而更存，岂非天也？”绍兴年间（1131—1162），孔端朝对此谱进行补续，增补至四十九代孙为止，这就是《阙里世系续》。景定年间（1260—1264），孔应得在通判广德军期间编成《家谱正误》一书。
在孔氏南渡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南、北两宗并无交往，“南北阻隔，百有余载”，造成“彼此世系多不相知”的尴尬局面。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遵旨北上曲阜，与族众会聚，后北上大都，让爵于曲阜孔治。从此以后，孔氏南宗与北宗的交往逐渐增加。大德四年（1300），孔津与北宗孔淑等人参订南北宗图，合为一本。天历二年（1329），孔涛往曲阜会叙宗族，“南北子孙始相通谱。犹恐来者罔闻，遂与五十三代孙秘书朝城宰淑、五十四代孙袭封思晦编订谱系”。孔涛和孔淑、孔思晦一起编纂而成的《阙里谱系》，是南北两宗通谱的开始，因而在孔氏家谱的编修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正十六年（1356），孔思朴对该谱作了重修。孔涛与孔思朴等人的共同努力，充分表现了孔氏南、北后裔对先祖的敬意，更体现了南宗族人对阙里及阙里族人的诚挚感情，这对于南、北两宗关系的和睦产生了深远影响，孔涛“尊祖敬宗之意至矣”，“地里南北虽有间，而圣人之泽固不以此而有间，此则思朴用意之广且深也”。元代对其他孔氏家谱也分别予以刊行，如“钱补元史志有《孔圣图谱》三卷，大德间孔子五十三代孙泽刊，泽爵里未详，盖亦涛之兄弟行也”。
明清时期，南、北两宗仍有共同编订谱牒的活动。洪武十二年（1379），孔思模往曲阜拜扫林庙，“与衍圣公孔希学、曲阜世职知县孔克伸等相处得十分融洽”从孔希学、孔克伸所作的送行诗中可见彼此的情谊。洪武二十一年（1388），孔思模在《阙里世谱序》中回顾了归拜林庙、与北宗族人一起考订谱牒的情形：“洪武己未，思模持谱归拜林庙，修祀会族，得与五十六代衍圣公士行、祖庭家长五十三代世清翁、曲阜宰五十五代刚夫等参究编刻，考叙宗次，子孙有未载及事迹阙略者悉补之，讹舛者正之，莠薙苗辨，灿然在目。”南还之后，孔思模“又以欲取涛公旧谱续以祖庭闻见，诚恐僭逾，则所不敢。兹以《孔氏实录》《纂要》等书，采摭统绪，始自圣祖，下逮五十七代，从源至流，继承传系，名字、德行之当记，及附典故、年爵之梗概，芟就简编，书写成帙，题曰《东家举要》，俾后之人易于考求，嗣而辑之”。徐寿昌先后辑录了《东家举要》的部分内容，刊登于2007年第3、4期《衢商文化》（内部资料），并在按语中写道：“孔思模所撰之《东家举要》，按现存文献记载，似未镂版刊行；而其手稿，亦已早佚，故沈杰辑于弘治乙丑的《三衢孔氏家庙志》，仅著录其三则史料。所幸修于成化年间、增修于弘治时之《孔氏宗谱》等保存其部分史料。”由此可见，孔思模的此次北行对加强南、北宗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东家举要》有效地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孔氏家族史料，其手稿的遗失确实令人惋惜，所幸的是沈杰等有识之士屡予辑录，使其在最大限度上得以保存和流传，徐寿昌先生的辑录为我们研究孔氏家族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东巡驾幸曲阜，孔传锦前往迎驾观礼。他借此机会和曲阜宗人一起考订世系。永康支孔氏也曾六次北上谒林，并且举行了联谱、祭祀等活动。孔氏南宗族人多次和北宗族人共同考订宗谱，对于辨清世系源流、加强南北两宗交流、增进南北两宗族人之间的感情，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孔希承、孔承美、孔闻音、孔昭煃等人，也先后对南宗谱系进行了修订。他们以热诚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严谨的笔法，厘清谱系，为南宗谱牒的不断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受到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南宗谱系支自为支，派自为派，缺乏完书”。但南宗各支系对谱牒修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南宗谱牒的文化内涵。以永康山西孔氏为例，宋代淳祐年间，孔能举和堂弟孔昈从榉溪迁居方山北麓，开创山西孔村后，家谱历经修订。《山西孔氏家谱》始修于元代，弘治年间（1488—1505）、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十年（1871）、光绪二十五年（1899）都对宗谱进行了续修。
孔氏南宗族人不但重视族谱的续修工作，而且异常珍惜族谱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凡宗谱须用收掌端正，莫鼠漏所伤，或十年纠众重修。倘遇水火先须守护，休放失落”。“收掌端正”、在特殊情况之下“先须守护，休放失落”等充分体现了南宗族人对族谱的无比珍视，南宗士人中甚至有将族谱看作比自己身家性命还重之人，即便是在颠沛流离之际也不例外，如孔瀛在湖北动乱时，“被垢衣，伥伥走，持孔氏《南北谱》，唯恐失之”。
二、孔氏南宗现存家谱述略
尽管孔氏南宗十分重视谱牒修订工作，而且倍加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家谱散佚的现象仍非常突出，很少得以完善保存。明代陈镐对孔氏家谱的严重散佚曾感慨道：“孔氏旧多谱乘，今止存《祖庭广记》。”的确，“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孔氏南宗谱牒传而今已寥若星辰”。这无论对于孔氏家族而言，还是对于广大的研究者而言，都极为遗憾。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孔姓部分介绍了馆藏的27种孔氏家谱，包括部分南宗家谱，现根据“提要”并结合相关材料，就至今仍能见到的部分孔氏南宗家谱择要介绍如下。
1.闽杭《孔氏家谱》。五卷，首一卷，孔昭音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闽汀上杭县诗礼堂木活字本。孔昭音《重修谱叙》对闽杭支源流作了如下叙述：“前乾隆间经先辈兴连、毓光、传仁等合志纂修，溯派衍于浙衢，宗渊源于洙泗，始知吾杭始祖新公，讳思铭，系圣派五十四代孙也，由抚州临川来宰汀州，寓居上杭，为肇基始祖。传至三世，五房鼎峙，丁口始繁。”此家谱主要包括林庙事迹、典礼、祠记、世系传等内容。
2.永康《孔氏宗谱》。三十册，现存卷2~8，12~26，28~34，民国8年（1919）木活字本。永康支始迁祖为孔端躬，于建炎年间侍父孔若钧随圣驾到台州，回道途中经永康榉川，父亲病卒，于是定居此地，“其后裔广布于今浙江永康、磐安、新昌、仙居、缙云等县山区，为南宗一大支脉”。此宗谱主要包括世系图、世系传、艺文、传记、墓图等内容。此外，永康支《孔氏宗谱》尚有两种，即清光绪七年（1881）木活字本（现存卷仅为世系传）、清道光十七年（1837）木活字本（现存卷也仅为世系传）。
3.《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十三卷，首一卷，孔广沧等纂修，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句容支始迁祖为孔瑄，孔巷的始迁祖为孔撰。孔传之子孔端隐任江陵府观察推官，寓居句容，其子孔瑄守墓居句容青城，孔瑄之子孔撰迁许巷，支派繁衍，许巷于是改称孔巷。后来，孔端隐六世孙孔思谦迁安徽池州府建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子孙居此，此为建德支。《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因此也包括了建德支族人的情况，主要有世系图志、世系传、艺文、诗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