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来，孔氏南宗一方面保持了孔氏家族的传统宗族形态，一方面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宗族活动形式，制定、完善并严格遵守宗族规制，相继编修家谱，敬宗收族，加强各支派之间的交往，以此不断丰富宗族文化内涵。通过南宗族人的共同努力，孔氏南宗在继承与创新中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孔氏南宗深厚的宗族文化与南宗族人高尚的道德风范，为浙西南地区其他宗族和当地民众树立了榜样。孔氏南宗同浦江郑氏，衢州叶氏、徐氏，江山毛氏等浙西南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对促进当地和谐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淳朴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都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对浙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节孔氏南宗的宗族规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法和族规对于维持宗族存在、促进宗族发展、提高宗族声望、扩大宗族影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孔氏南宗非常关注家法族规的制定、完善和执行。长期以来，孔氏南宗以《钦定孔氏家规》为纲领性家规，不断对其细化，并且严格遵守，以此规范族人的各种行为，推动宗族的不断发展。南宗族人身上所体现的循礼蹈义、文质彬彬的儒家人格风范，“润物细无声”般地感染了浙西南士人和民众，促进了当地的文明教化。
一、《钦定孔氏家规》
众多孔氏南宗家规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朝正德元年（1506）所制定的《钦定孔氏家规》（详见附录二）。“钦定家规”由时任衢州知府沈杰制定，上奏朝廷并得到钦准后刊行。钦定家规共计七条，就家规的具体内容和性质而言，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孔氏南宗与北宗关系的处理
南宋初年，南渡以后的孔氏族人赐居衢州。随着1142年金政权册封曲阜孔拯为衍圣公，孔氏家族于是分为南、北两宗。面对南、北分立这一现实，又基于孔洙让爵后的实际，《钦定孔氏家规》中有两条内容，专门涉及南宗与北宗之间关系的处理，即第一条的“遵制典”和第七条的“责报本”。
在原已袭封的衍圣公孔端友之后，南宋王朝先后赐封了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五代孔氏南宗衍圣公，元至元十九年（1282），“廷议寓衢者乃其宗子，召赴阙载封，归鲁奉祀”，孔洙“以庙墓在衢，不忍舍去”为由，“让封爵于曲阜宗弟治”。这就是孔氏家族史上著名的“孔洙让爵”。孔洙放弃个人荣耀与富贵，归衢守林墓，体现了孔氏后裔崇高的人格风范，元世祖盛赞其“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后也”。在此后的一百余年中，南宗族人“未闻有觊觎争竞之人”。
为切实防止“后世两派子孙互相嫌隙，妄起争端”，钦定家规中的“遵制典”十分严肃地强调南宗子孙不得觊觎衍圣公之职。家规一方面立足于劝勉，即要求“在衢子孙永遵制典，恪守祖风”，这就是德让之风。另一方面则是诫令，如果南宗子孙中有违背“制典”和“祖风”的，则“以不忠不孝论，置之重典，永不叙录”。沈杰作为朝廷命官，在家规中作出如此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孔氏家族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更好地发挥孔氏南宗在社会生活中的示范作用，以更有效地推行地方教化。
“责报本”则从正面入手，要求孔氏南宗和北宗之间加强往来，不断增进宗族之间的和睦。为此，家规在南宗祭拜圣祖家庙以及厘清后裔脉络等方面作了详尽规定。首先，要求南宗子孙“每十年一赴阙里，谒拜圣祖家庙”，根本目的就在于“展木本水源时思之敬”。其次，为确保孔氏后裔纹脉清晰，促进孔氏宗族的和睦，要求“会同南北宗谱，开保历代子孙名讳，居曲阜县者书引于前，居衢州府者书引于后，庶俾流裔清白，不致泮涣分离”。
（二）关于孔氏南宗的宗族教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管理中，宗子、族长、家长具有很高权威，当然也需要他们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否则就会对宗族产生消极影响。明正德元年（1506），孔彦绳被朝廷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之后，衢州翰林博士成为孔氏南宗族人的宗主，其主要职责是主管祭祀、看守坟茔、管理和教育后人，即“主家庙祭祀，看守各代圣公坟茔，统领见存子孙”。因此，钦定家规中的“端教源”，对五经博士的品行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修明圣教，身先督率，躬行实践，庶不有负朝廷褒崇圣裔之盛典”。
五经博士的“身先督率，躬行实践”虽然对南宗族人的言行具有表率作用，然而在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中，子孙之间难免出现贤愚不一良莠不齐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推行南宗族人的教化，钦定家规中的“示劝惩”，一方面就孔氏南宗族学提出明确要求，“立塾于庙左右，平昔有学之人，以礼敦聘，充为教读，将年幼子孙旦暮训诲，习读经书，讲明义理”，即通过积极的正面教育和引导，使孔氏后裔成为明义理、有教养的人，自觉践行儒家伦理规范。同时对其中的优秀者给予相应奖励。一方面对有辱家族荣誉、危害社会的行为作出明确的惩处规定，“三五成群，赌钱饮酒，为非为恶，生事害人”等行为，“轻则以从博士家规教戒，重则移明官府，律法断问，削除家谱姓名”。
孔氏南宗历来重视祭祀活动，并得到朝廷支持，宋代曾赐南宗孔氏祭田五顷。为此，钦定家规的“守祀田”明确规定了祀田的管理办法，“严禁子孙庶免盗卖”，“违犯子孙不许祭祀，送官重治”。同时对祀田田租的管理也作了具体规定，要求设立“义仓”，除“祭祀并修庙之外”，还应“周济本族贫难无倚子孙”。此外，告诫族人不得有任何的侵吞、隐瞒、浪费等行为。祭孔活动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孔府祭孔是孔子后裔行‘孝道’，又是历代帝王行尊圣之礼的一项隆重活动”。关于祀田的这些规定，无论是对祭孔活动还是对民众教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异姓冒姓与隐差的问题
由于孔氏家族具有豁免差徭、恩授官职等一系列特权，所以异姓冒姓与隐差等问题也时有发生，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孔氏家族的声誉。为有效防止这种不良现象，钦定家规中的“防冒姓”和“严诡寄”对违犯者作出了严肃的惩治措施。如“妄收冒籍之人，治以重罪，明证归宗”，“知而不举者，一体连坐”等，同时“其田入庙祭祀，不许复还民家，杜绝异姓隐差之弊”。孔氏家族由于自身特殊的身份，一方面得到朝廷的重视和优待，一方面在其弘扬儒学、推行教化等活动中自然受到众人的格外注目。从上述对钦定家规的具体阐释中可以看出，历代政府希望孔氏南宗成为厉行忠孝、诗礼传家的宗族典范，不仅为当地其他宗族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推动地方教化中有所作为。因此，钦定家规长期以来成为孔氏南宗的纲领性族规，清代继续加以沿用，并颁发给各地的南宗支派遵照执行。
二、订立具体的宗族规制
除《钦定孔氏家规》之外，孔氏南宗族人还订立了很多具体的宗族规制，这些族（家）规散见于南宗各支派的家谱中。至今，我们还能在永康山西孔村《孔氏族志》中见到山西孔村的旧谱家规，在温岭孔氏家谱以及《四明慈水孔氏宗谱》等文献中见到孔氏的族规。这些族规都较好地展现了孔氏南宗的宗族管理体系及宗族风范。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孝悌”作为“仁之本”，说明儒家把尊敬长辈作为做人的根本，此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无论一个人拥有多高的地位和多大的权势，都不能忘记这个“本”。因此，山西孔村家规明确规定：“凡男子为官宦还家者，务要执礼谦卑逊顺尊敬亲族，不可倚势欺大捺小”；“弟侄对尊长之前，非有命不许同坐，俱宜自称讳名，毋得含糊，自道小弟小侄以失体统”。拜祭祖先既是孝道的重要体现形式，也是“礼”所要求的重要内容。《论语》中多次提到祭祀问题，反复强调丧礼中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哀伤，祭祀活动则重在由衷的诚敬，而不在于场面和规模的铺张，正如孔子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游也曾说：“丧致乎哀而止。”山西孔村家规认为，“冠婚丧祭庆吊”等是“不可废缺”之礼，但又主张节俭，反对浪费，“祭祖父母，父母之丧者，但宜蔬食果酒，不可宰杀猪羊，广排筵食，忘哀作乐，亦不可许帖字阻客，但称家有无相款而已”。在祭祖之外，孔氏家规在许多方面对节俭提出了明确要求。古代浙西南一带溺女之风较盛，永康、衢州等地区都较普遍，如龙游“生男则育，生女则溺。不惟贫户为然，即素封之家亦多类是。揆厥乃心，不过为遣嫁计”。无论是富裕之家，还是贫困之家，都感到女儿的嫁资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为了切实改变这种不合伦理人情的社会风气，孔氏南宗在女孩的嫁妆上特别提出了节俭的原则，比如山西孔村家规就明确规定不得将田地和牛马作为嫁妆，“士人多惧嫁资不肯养女，本宗议定止用木等妆奁，不可拨田及与牛马”。四明慈水家规也有类似规定：“生女必须收养，毋得淹溺，乞养他姓之子。”这些规定对改变浙西南地区的溺女风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南宗家规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大力提倡节俭，极力反对奢华，“男女但可穿着布帛绸绢为美，不宜佔用锦绣绫罗及戴珠翠金玉，以惹贼盗”。节俭是优秀品质，扶贫济困也是优秀品质。历史上多有兵荒马乱、灾疫流行之时，南宗家规要求族人在这种时刻不仅自身要“挺身救济”，而且要“邀劝同人，广为募赈”，即使自己贫寒也要“多行方便”，从中可见其宽广的仁爱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内圣外王”，其中修身是为政的基础和根本。孔氏南宗家规继承了这一思想，十分强调个人的修身立本。四明慈水家训明确指出：“立身莫先于立品”，品有“清品”、“正品”、“高品”三种，其中“高品”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安于本分的为“清品”，正直为人的为“正品”，能兴族助人、施宏大功德的为“高品”。“清品”始于足下，“高品”境界峻伟；“清品”教人踏实立身，“高品”令人知所向往。家训对族人的为人处世提出了一系列规范，要求“存心忠厚”，认为“处世莫善于和敬”，待人要“孚以真情实意，不容一毫虚假”。这些规定明确了孔氏南宗族人在为人、处事诸方面的基本准则。为更好地践行这些准则，孔氏南宗牢牢抓住教育这条主线，高度重视子弟的教育，让子弟各有专长，为此明确提出“教子莫善于读书”、“其他莫如教之稼穑”、“耕读之外，当视子弟之高下智愚，各授一业”等有益主张；在教育内容上不仅强调知识的传授，更注重良好品质的培养，尤其注重对子弟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和为人处世方法的陶冶，所谓“识艰难，劳筋骨，知物理，通世务，达人情”，从中折射出其先进的教育理念。这与我们现今提倡的素质教育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儒家所注重的人格风范以及孔氏家族的诗礼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古代大家族的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管理体系，族（家）长在此体系中具有很高权威，这在孔氏家规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诸卑幼，事无大小，不得自专，必咨禀于家长”。男女婚嫁讲究门户相当，必须在禀告家长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才行，不得自作主张，如有违反而“玷辱门风，其女婿男妇不容排筵入席”。对财产的分配也是如此，即使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也只允许“禀闻家长剖决，不许擅事斗争，控告官府，违者族长拿治”。至于族人中出现对父母不敬不孝、行为不正以及偷盗欺诈等有损家族荣誉的行为，虽然不许家丑外扬、报送官府，但在家族内必须严肃惩处，即“鸠集族人审实的确，即将埋没”。四明慈水宗谱也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事关重大，情理难容”的行为，必须“具呈祠内，祠正会同各分长秉公处分，不可偏私。倘有不服，方许经官。若不经族处而径兴词讼者，鸣鼓共攻”。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南宗各族长在家族内部事务中的权威，正如乾隆年间（1736—1795）陈宏谋在《选举族正族约檄》中所说：“族长以房族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既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这就充分揭示了族长在维护宗族内部和睦、促进地方稳定中的特殊作用，孔氏南宗家规中对于族权的有关明确规定，便于在族长带领下清除有损于家族、有损于社会的人和事，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进了地方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