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饮酒礼仪制繁琐，其规定细微严格，其目的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大力营造敬老尊贤的社会风尚，“尚贤而人趋善，先齿而人兴逊，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礼更千万世当如一日”。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老人是经验、智慧、德誉甚至名望的象征，因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德高望重的老人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模范作用，而且是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崇尚尊老、敬老，不仅为全社会树立典范，而且对于淳化社会风俗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在乡饮酒礼中通过“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等具体行为，对遵守国家法令和社会伦理的人予以褒奖，对违法乱纪、行为不轨的人予以鞭挞，体现善恶分明，从而为基层社会提供是非和道德评价标准。
也就是说，通过积极倡导和实践，引导民间社会形成统一的是非观念，并使之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民间自发地形成伦理、道德约束机制，达到自治之目的。乡饮酒礼这一仪制把尊老、敬贤、睦亲、善邻等良好风气以及善恶、忠奸等是非观念，通过肃穆的形式，使参与者深受教育，以更好地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三是充分发挥乡饮酒礼活动中“礼乐”的重要作用，以达到团结人心的目的。在具体仪式中，官员的“请”、“迎”、“送”，对地方儒士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和鼓舞，正可谓“青矜济济集学宫，坫爵升堂典则同。历代相传乡饮酒，清朝复继古人风。衣冠礼乐从先进，齿序耆髦喜再逢。立懦厉顽敦薄俗，斯文矜式藉群公”。乡饮酒礼融洽了官儒关系，为国家政策的上传下达构筑了良好的平台；儒士之间的交流和争论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营造了更为浓厚的学风。
（三）旌表义举善行
在基层社会中，“义”更多地表现为义举善行。对善行义举的表彰，有利于将儒家伦理渗透到更广泛的层面、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天下之大，一乡一里之积也。圣贤之诣自庸行庸言基之也。古人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所以驯习其子弟，使之渍渐于仁义道德之途而后化行，俗美底于大治。故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孟子亦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基于特殊的社会意义和功效，历代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官员，对社会上的行善举义尤为推崇和赞赏。康熙《衢州府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对开化人徐俭和常山人周家栐的表彰情况。徐俭：“善事父母，和睦乡里，隐居好施。正统三年，朝廷有赈边旨，俭慨捐粟千石。疏闻，钦赐尚义宠锡冠带，使树申明亭，导人向善。子仕，端克承父志，代申教化。成化五年，亦输粟千石赈济灾民，藩宪奏闻，赐秩文林郎，沿荫数世，皆冠带荣身。迄今，子孙繁昌，人以为积善阴德之报云。”周家栐：“素性勤俭，好善乐与，常施棺殓骸，阡立义塚收埋枯骨，创建陆亭、造桥设渡……岁荒，则出费运粮赈济官民，胥庆善端种种，不胜枚举。名闻上台，赐匾旌奖，一曰‘朴茂纯良’，一曰‘志在广生’。”对义举善行的表彰形式一般有赐冠带、赐匾额、建祠立亭等，“立忠义祠以励名节，立节孝祠以彰潜德”，尽量使其事迹扬名乡里，从而为广大民众树立榜样，这也正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根本目的所在：“乡国有敦德好修之人皆当表而出之，以为彝伦风俗劝。”旌表活动之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历经不衰，是与我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即成长、生活于家庭、邻里、宗族的环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环境下的社会关系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因此，人们只有把自己的言行自觉地融合到社会生活规范中，其言行才是“合式的”，才能受到众人的认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社会的谴责或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基于此，对“孝”、“义举”等行为的奖惩才可能有效，才有可能实现教化民众、推动社会和谐的目的。
第四节区域内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
在儒家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佛教和道教也纷纷传入浙西南地区，并分别由于独特的教义和活动方式，吸引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和广大的普通民众，佛教和道教因之成为该地区社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浙西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具有多元特征，影响并制约着民间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并成为区域内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
一、佛教和道教的传播
三国时期，征虏将军郑平舍宅建寺，此为衢州境内佛教传播之始，南朝至唐代为最盛。道教始于南朝，境内烂柯山被称为青霞第八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唐宋尤盛，至明清而衰。佛教和道教传入衢州之后，便广建寺庙、道观，可谓僧道云集、大师辈出。儒、释、道的不断融合及佛、道教义的广为传播，使更多儒士、地方士绅及民众成为推崇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进而对衢州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佛教的传播
宋代衢州名臣赵抃对佛教的传入、发展及其对社会民众的广泛影响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浮图氏法始汉明帝时入中国，荧荧乎魏、晋，煌煌乎宋、齐，恒赫炽炎乎梁、陈、周、隋之间。王公卿士上焉而倡导，豪贾大姓下焉而服从。父提子手，不释不归；兄诏弟耳，不佛不师。货贝玉帛，怿乐弃施；肤发肢体，无所爱吝。州供里养，家擎户跽。析利益，怖罪苦，心诚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趋市然。”衢州地区佛教的发展与此基本相近，可谓“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衢虽僻，处偏陬，而象教之行由来已久。祥符、天宁、天王、南禅建自六代，以及柯山、乌石、明果、九华诸名胜，类皆有高僧驻锡其中，卓卓在人耳目，旃檀香火，绵亘至今不绝”。的确，衢州地区的奇山秀水备受信徒青睐。三国至唐宋年间先后建寺庵700余座。三国时期，吴地征虏大将军、亭长侯郑平笃信佛教，在其九十三岁高龄时，将其居宅改建为佛寺，开创了衢州地区建佛寺之先风。后来，此佛寺分别更名为“郑觉”、“龙兴”，直至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更名为“大中祥符寺”，明清时期府僧纲司曾设于此。民国12年（1923）在此地成立了衢县佛教协会，并请“弘一大师自莲花寺来城主其事，弘一因将诵读诸经并全部藏经、续藏经概行捐赠，设看经会，以广流传。主持僧妙玄乃建设藏经楼于后殿”。
南朝梁武帝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佛教文化高潮，这对衢州地区的佛教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境内名山胜景广建寺庵。梁天监年间（502—519），于城南三里建立南禅显圣寺。天监三年（504），卧云禅师在城区建立吉祥寺，宋时改为天宁寺，全称天宁万寿禅寺，寓“祈天下太平安宁”之意。天宁寺是唐代衢州地区佛教文化的中心，历代曾有多位高僧在此居住，据康熙《西安县志》载：“唐末永明延寿禅师驻锡衢州，作《宗镜录》于此寺。”如今，天宁寺内仍悬挂延寿永明禅师坐像的复制品，手捻佛珠，神态清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高僧金华圣者来到天宁寺，圆寂后称为定光古佛，天宁寺为之建古佛殿，官员、儒者、士绅题联不辍。天宁寺极盛时规模宏阔，庙产良田四百余亩，殿堂房屋十九幢。其山门有明崇祯年间蜀地僧人如海所立石碑一块，上题“闻声彻悟”四字，为文徵明所书。大雄宝殿有祝枝山手书对联一副，殿内还有清康熙玄烨御书石碑一块，上有“康熙宸翰”四字。从中可见天宁寺在当时地位之显赫。1920年，弘一法师曾在此组建衢州佛教协会，并以殿旁翼屋作为办公地点。现今悬挂的“天宁禅寺”匾额为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书。此期还建有药师寺、天王寺、南禅寺、宝严教寺、巨峰庵、西山寺等，为佛教在衢州地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唐宋时期是衢州地区佛教的极盛时期。此时期除对前代佛寺进行修葺、扩建之外，又新建了一大批寺庵。小九华山佛寺群在扩建中最为著名。小九华距城四十里，素有“浙西佛教圣地”之称。相传位于主峰的灵鹫庵建于东晋咸和年间（326—334），为浙江最古老的佛寺之一。唐宋时期，以灵鹫庵为中心又分别建有梵竹庵、法华庵、心空庵、天台庵。明清时期，九华山各佛庵招致兵燹破坏。康熙十四年（1675）开始大规模重建或修葺原有寺庙，新建中华庵、鲁班殿、锦泉庵、玉泉庵。因建筑格局仿照安徽九华山，所以定名为九华禅寺，总面积达6000平方米，形成以九华禅寺为中心的寺庙群，“香火为全县之冠，每年七八月间，远近朝香者踵接，日夜不绝”。
唐宋时期兴建的佛寺还包括开元寺、西峰寺、明果禅院、乌石寺、大乘寺、灵山寺、莲花寺、福慧禅寺、弥陀寺、玉泉寺、西山寺，等等。其中以明果禅院和莲花寺最为著名。明果禅院为唐代高僧大彻禅师讲法、布道、著述之所，“道场最古，唐女主则天亲书额，有白居易《传法堂记》”，香火极盛，可与九华禅寺相比。清代虽然趋向凋敝，但依然有好善乐施之士捐资修葺。莲花寺建于宋建隆年间（960—962），最盛时有僧500余。民国9年和民国12年，弘一法师两次驻锡，将一座缅甸玉佛供奉于此，并书写佛号佛经与僧众居士结善缘，对地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寺庙的建立发展与僧尼的宗教活动联在一起。衢州地区先后涌现了一批名载史册的得道高僧。如东渡日本、传扬佛学的法载禅师，据《（招提）第二祖法载和尚传》记载：法载和尚开法于衢州灵耀寺，深通天台宗、律宗两家之学。在鉴真禅师第六次东渡日本时随往，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律师（一种高级僧官）”，主要讲解经疏，传授天台宗、律宗教义，为中国文化及佛学的东传作出了极大贡献。唐大彻禅师，俗姓祝，名惟宽，“为童男时见杀生者，尽然不忍食，退而发出家心”，故“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岁具戒”。后受教于马祖道一禅师，尽得禅宗真传，奔走于闽越之间，弘扬佛法。后回到衢州明果禅寺居住，并接受更为严格的戒律考验。大师在唐永贞元年（805）曾去长安讲法，名声大噪，“宪宗尝召见问法”。
唐末长居于天宁禅寺的永明延寿禅师所撰的《宗镜录》，体现了禅宗、净土宗融通合修的思想，其“一心为宗，诸宗融合，万善同归”的主张，奠定了后世中国汉传佛教发展的主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中兴天台”的无尽传灯大师，十九岁时剃发于天台佛陇，随百松大师学习天台宗教义，开悟后居天台山。此后于新昌石城寺开坛讲法，并为幽溪高明寺住持。海内耆老喜与之交，“咸顶礼赞诵，谓其接天台已坠之宗，启法华殊胜之秘”，“上接龙树大智尊者，下开桐松二溪”，终成明末天台宗的一代宗师。晚年归乡，开讲于龙游东安寺，地方官吏咸拜，名贤云集。大师一生著述鸿巨，学问在“天台宗之外，还通禅宗与净土宗”，如《观无量寿经图讼》《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净土生无生论》《楞严经玄义》《天台山方外志》《楞严圆通疏》《天台传佛印记说》，等等。此外，慧通、开明、通济、杰峰禅师等，或云游于此，或长居于此，建寺修庙，开坛讲法，为佛教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不懈努力，具有较深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