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之武说秦穆公，先从亡郑说起，指出亡郑于秦无益。无益的原因，一是“越国以鄙远”，难以实现；二是即使亡郑，得利的不是秦国而是晋国。“焉用亡郑以陪（倍）邻？”三是“邻之厚，君之薄也”。晋国强大，秦国必然削弱。这一层意思，必然引起秦穆公对伐郑的后果的深思，接下来，烛之武再从不亡郑这一角度发挥。不亡郑，不但于秦无害，反可以坐享其利。这样，两相比较，孰优孰劣，显而易见。弦外之音，还有讥秦国受晋役使之意。同时，为了瓦解秦晋联盟，加深两国的矛盾。烛之武又旧怨重提，指出晋国背信食言，历来如此。最后归结到晋之野心，不独在郑，还将侵秦。这样的深入剖析，犀利剀切，终于使秦穆公深思再三，翻然省悟，毅然退兵。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僖公四年的“屈完如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的“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的“王孙满对楚王问”等。外交辞令的成功，能使敌国退兵，它起到了武力和军队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列国大夫，大多善于应对之辞，如烛之武、屈完、展喜、赵衰、王孙满，阴饴孙、吕相、魏绛、子产等人。其中最为出色的，又要推子产。子产执政，在与列国尤其是晋楚霸主交往的时候，表现出极高的才辩。襄公二十二年晋平公以郑国久不朝见为借口，“征朝于郑”，子产面对晋侯责难，一方面表示郑国不“忘职”，要服事晋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晋国“政令无常”，使郑国“无日不惕”；如果晋国仍不恤郑国，郑国只好与晋为敌。一番义正辞严的批驳，使晋霸只好收敛了它的淫威。襄公二十五年，郑伐陈后，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针对晋国“何故侵小”的责难，子产答以大国“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于郑，子产看出楚人心怀叵测，故拒之于城外。子产面对楚伯州犁的指责，大胆地揭露了楚人的阴谋，子产的辞令，既有义正辞严的反驳，也有委婉有力的陈述。请再看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晋”一节，可以进一步领略子产巧于运用辞令的特色：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
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春秋时期的霸主，可以要求小国为之纳贡，这本来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压迫，郑国为求生存，不得不向晋国纳币，然而晋却以有鲁丧为借口，拒不见郑伯。这又是晋国故意摆出的一副霸主的傲慢无礼之态。子产忍无可忍，只好强行拆除晋国宾馆围墙而入。面对晋国的责备，子产据理反驳，批评了大国诛求无时而又蛮横无理的态度，终于使晋国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了态度。
子产的反驳，其重要的特点是善于用对比手法置对方于无可辩驳之地。同样是霸主，晋平公与晋文公大不相同。子产指出，晋文公做霸主，自己“宫室卑庳”，而“崇大诸侯之馆”，宾客未到，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诸侯使节一来，有“宾至如归”之感。如今晋平公是“铜鞮之宫数里”，极尽奢华，而诸侯却“舍于隶人”之馆；盗贼公行，宾客连安全都无保障。相形之下，晋平公何尝有一点“盟主”的仪态？小国又如何臣服？子产拿晋国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做法相对比，晋平公的无礼便自然暴露无遗。此外，子产在言辞之中，对士文伯的因鲁丧而不接见，“高其闬闳，厚其墙垣”、“无忧客使”的谎言一一予以揭穿。子产最后的一句话：“若获荐币，修垣而行”，表明郑国毁墙而入，实在是迫不得已，毁墙是为了向晋国“荐币”即进贡礼品，献了礼品，将重修馆墙。这一句话，使得子产的辞令又显得有礼有节。叔向的赞叹，称赞了子产辞令的风采，也显示了子产辞令的政治力量。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迨及春秋之时，虽已过四五百年，然遗烈未减。大夫行人辞令，即体现了三代之文化精神。章学诚说：“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襄公四年魏绛对晋悼公论和戎，就有明显的训诰遗风。这一年，无终子嘉父请和诸戎，晋悼公却主张伐戎。魏绛认为“获戎失华”之不可为，接着就以有穷后羿之事为题，历数后羿、寒浞和少康、辛甲等人的兴亡史实，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劝导晋悼公不可沉溺于田猎，不可穷兵黩武，不能失去贤人。于是希望晋悼公以明哲的先王为榜样，以昏君为鉴戒。最后归结到和戎的五大好处。“魏绛论和戎”这一段话，无论从内容到体式结构，都非常像《尚书·无逸》，语言风格也酷似《无逸》，文气直贯而下，论证典雅古奥，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者，这就是如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一篇，已开启了战国策士铺张扬厉纵横辩难之风。请看这一段妙文：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檄文。成公十一年，秦、晋两国决定在令狐会盟，晋厉公如期到会，而秦桓公却临时变了卦，不肯过河，只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会盟。晋只好派郤犫到河西与秦国结盟。所以此盟自一开始，秦国便无诚信。果然，会盟之后不久，秦马上策动狄、楚攻晋。晋国一怒之下，遂派吕相使秦，与秦绝交。
吕相首先历数秦穆公的四大罪状，说明历史上秦国对晋国素来就心怀叵则、背信弃义；接着又列举秦康公的两条罪状。檄文所述，目的在于告诉人们秦桓公今天之所行，有其历史渊源，与秦绝交是历史的必然，绝非晋国一时的冲动。最后，吕相辞锋一转，叙述了秦桓公近年背盟的两大罪状：趁狄难，入晋河县，焚晋箕郜；挑唆狄人伐晋，怂恿楚国攻晋，行文至此，说明旧恨新仇，已使晋国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只好与秦绝交了。
作为外交檄文，要达到理直气壮、无可辩驳的效果，作者把绝交的原因放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从历史的考察之中归纳出绝交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就使人觉得晋国的绝交举措具有历史的严肃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作者不惜夸大其辞，甚至虚构史事，强辞夺理。如“郑人怒君之疆埸”，“迭我殽地”，“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以来荡摇我边疆”等等。为了增强气势，作者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形成了一种气贯长虹、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此外，在辞令与句法的选择上，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极可引人入胜，感染读者。《春秋左绣》评价此文为：“盖一纸书贤于十万师矣！”话虽过誉，却道出了此文的力量。
上举几例，大致可以看出《左传》行人辞令的特色。在这些行人辞令妙品之中，有的善于利用矛盾，分析利害，诱之以利，晓之以害，以说服对方，如《烛之武退秦师》；有的善于揣摩对方心理，有意投合，因势利导，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僖公十五年的《阴饴甥对秦伯》、宣公三年的《王孙满对楚王问》；有的曲折尽致，委婉有力，如僖公三十三年《郑皇武子之辞杞子》。而《吕相绝秦》则高谈雄辩，驰骋捭阖，夸张铺陈，酣畅淋漓。这些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成为后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典范。
二、外交辞令中的修辞艺术
上举几例，大致可以看出《左传》行人辞令的特色。这些行人辞令妙品，实得力于修辞艺术之运用。刘知幾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说明当时人们对修辞艺术的苦心经营。对于《左传》辞令的修辞艺术，我们把它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委婉含蓄
《左传》行人辞令之修辞艺术最为常见的特征，是委婉含蓄、温润曲折。《史通·言语》谓之“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此类例子甚多，俯拾即是：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僖公三十三年）
殽之战前，秦人欲偷袭郑国，郑人已发觉，派皇武子辞去杞子、逢孙三人。但是不好直接说你们走吧，却说我们这里东西匮乏，你们回自己国家的猎场去打猎，让我们休息一下吧。话极委婉，然暗示郑国已窥破秦人的阴谋。杞子三人于是逃出郑国。再如：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成公二年）
这是齐晋鞌之战中，晋韩厥追上齐顷公就要活捉齐顷公的一段话，“无令舆师”句，实指早日同齐军决战；“无所逃隐”，指无法回避擒拿齐君；“忝两君”、“摄官承乏”等，亦皆委婉之外交辞令。
除上举两例之外，还有如弦高犒师（僖公三十三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昭公三年）、屈完如齐师（僖公四年）、知答楚成王问（成公三年）等，皆含蓄蕴藉、曲折达意、委婉多姿。
（二）借言达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