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积蓄与断绝
韩国的瓷器与传统文化的断绝
我非常关心韩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十分喜爱韩国的传统工艺比如陶艺，尤其对素有“韩国艺术之最”之称的高丽青瓷与李朝白瓷抱有浓厚的兴趣。
青瓷浑身散发出神秘的翡翠光泽，仿佛只要稍微挤压就能挤出绿色汁液。
白瓷凭借自身的魅力吸引着丰臣秀吉，而招来日本的侵略……
我陶醉于韩国传统艺术之中，但是这也让我不得不联想起横卧在青、白瓷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间隔，这就是断绝。
在11世纪～12世纪迎来鼎盛期的高丽青瓷的命运是十分可怜的。韩国的陶工在高丽时代专门制作出了高丽青瓷，创造出了世界一流的青瓷技术，但是这种技术伴随着高丽时代的灭亡而消失了，青瓷也因此走向了衰亡。
到了李朝时期，陶瓷艺术开始复兴，出现了白瓷。但这并不是延续继承青瓷技艺的青瓷制造的复兴，而是一下子就出现了白瓷。
韩国的陶瓷工艺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变化的现象就体现了韩国的“断绝”。
日本则是逐步继承青瓷的制作技术，最后发展制作了白瓷，并不存在随着王朝更替而出现的青、白瓷之间的断绝现象。中国的社会虽然不断地出现文化变革，但是像韩国这样严重的断绝现象并不常见。
纵观朝鲜半岛民族史，可以发现韩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断绝”。
随着王朝的更替，韩国几乎是将前朝的文化破坏殆尽，并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传统文化。
翻开朝鲜史，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马上就引入了唐朝的文化，而将自檀君以来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高丽王朝时，由于蒙古的入侵，通过姓氏改革又再一次否定了高丽文化。
不仅如此，进入李氏朝鲜后，由于对儒教思想的崇拜，又马上破坏、剔除了自高丽以来一直信奉的佛教文化。从而导致前面提到的高丽青瓷一夜之间消失，李朝白瓷独霸的局面也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
这种断绝的现象在韩国以后也反复出现。随着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政权的垮台，他周围的人都受到了排挤，最终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朴正熙政权崩溃的时候，他的追随者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全斗焕、卢泰愚政权交替的时候也是如此。金泳三政权结束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政治家权力尽失。
韩国的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没能摆脱这种悲惨命运。
韩国处于强大的大陆国家和列岛国家的夹缝之中，因此没有逃过屡遭侵略的命运。但是，韩国不懂得积蓄自己的传统文化，并随着政权的更替而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日本的传承意识
日本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由于自己处于与大陆有一定距离的列岛上，所以在积极引进大陆和半岛文化后，有充分的余地来消化吸收。在这里，重视传统并自觉继承的“延续”思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即使是做腌萝卜的店铺也不乏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百年老店。这种现象在韩国是很罕见的。韩国缺少那种保存并继承自己的土生土长、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如果时代变了的话，前代的文明就会随之彻底破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韩国才缺少了逐步积累自己文化的积蓄思想。所以，尽管韩国对5000多年的文化引以为豪，但是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这种文化没有什么值得大写特写的实际内容。
环游世界也找不到像韩国这样传统文化贫乏的国家，韩国人能够堂堂正正地拿出来并受到世界认可的传统文化也是少之又少，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
文革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大破坏
写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并持续了10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也是一旦有朝代更替，就残酷地破坏前代的传统。不过，中国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比起韩国来就是个优等生了。
我相信，如果没有漫长而又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的今天会更好，也许还会超过日本。
不懂得积蓄的民族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韩国如果像日本那样重视积累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破坏的话，韩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不会如此的瘠薄。正是因为缺少积蓄的思想，所以韩国才会陷入这种随时都有可能轰塌的无力境地。
韩国如果稍微用心地、踏踏实实地积累自己的文化并将之延续至今，说不定就会将亚洲经济风暴防患于未然。所以，韩国社会急需的不是“破坏通”而是“积蓄通”。
2塑像的社会文化比较论
引人注目的塑像
推土机气势汹汹地朝高达数米的神圣塑像冲去，塑像的脖颈被一根粗粗的绳子捆缚着，几十个人一起吆喝着使劲抓住绳子，这场景让我联想起了东北亚农民犁地的情景，顷刻间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塑像的头部滚落在地，摔成了碎片，塑像的躯体也在推土机的冲力下轰然倒塌，仿佛一具尸体。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阵阵欢呼声。
这是东西冷战体系瓦解后，我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时，在都市街头看到的一幕。那尊塑像不是别人，正是苏联的革命领袖列宁。这一场面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读者可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提起并不是东方国家的俄罗斯推倒塑像的旧事呢？但是我相信大家在读完这段文章以后，所有的疑问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大家环游一下中日韩三国，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日本的城市和马路中间大都是裸体女性即裸妇的塑像。在公园或是十字路口，甚至在工业园或公寓的前面、在机关单位前的喷水池里，都像铁板钉钉似的竖立着裸妇的塑像。即便是在农村安静的田园农舍里，依然能够看到非常可爱的小巧玲珑的少女裸体塑像。日本的塑像以裸体女性的塑像居多，这一现象让我非常惊讶。
日本的裸妇塑像
日本的塑像主要以裸妇为主，而中国的塑像则以民族英雄、文化哲人居多，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伟人、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塑像遍布各地。特别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上空前的革命时，毛泽东的塑像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被矗立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像章也以十亿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
最近毛泽东的塑像较之以前大为减少，但是无论去哪里，还是到处都能看到孙中山或周恩来等革命伟人的塑像。
韩国塑像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在首尔（汉城）或是釜山等大城市，也不难发现到处耸立的爱国志士的塑像。如安重根义士、以龟船打败日本海路侵略的爱国将军李舜臣，还有站在1919年独立运动前列的柳宽顺、尹奉吉义士等等，他们都成为韩国塑像的主要内容。
每次去韩国，我总去塔骨公园那儿散步。那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纪念3·1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的群像和碑文。
翻看韩国的日历，我们也能够看到，韩国的节日是按照韩国的爱国史排列下来的。从以1919年3月1日的独立起义为起点的“3·1节”到“4·19革命”、“5·18民主化运动”、“6·6显忠日”、“8·15光复节”，都是直接将独立爱国纪念日作为国家的庆祝节日。
中国的情况和韩国大同小异。从“3·8妇女节”到“5·4青年节”、“6·1儿童节”、“7·1党的生日”、“8·l建军节”、“9·10教师节”、“10·1国庆节”，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节日大多是与革命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但是在日本，除了“建国节”和“天皇诞生日”以外，其他节日的主题都是与国民的文化息息相关的，如“文化日”、“体育日”、“休息日”、“海洋日”、“绿之日”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街道两旁的塑像不是以爱国志士和政治伟人为主体，而是以体现艺术性的裸妇为主，这可以说是日本式的现象之一。
那么，为什么三国之中只有日本的裸妇塑像最多、最常见呢？这还有其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日本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裸妇的象征意义何在？它是西方近代文化艺术的象征，再展开来讲的话，它包含着人类本能的复归，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象征物。
人类只有从堆砌在眼前的各种意识形态、理念及各种观念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升华到将近代的裸体艺术当做艺术的美、人类本能的美来欣赏。
在这里有一个关于裸妇艺术的中、日两国的小插曲。1895年的日本仍是受传统观念桎梏的非近代非民主社会，当时曾出现了关于裸妇问题的论争。被誉为“日本近代西洋画之父”的黑田清辉，在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名为“晨妆”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以裸体女性对镜梳妆为主要内容的，在当时的日本，有人说这是艺术，也有人认为这是猥亵淫秽之物。对于这次的争论，日本政府的官员也横加干涉。
但是时至今日，正在向近代化最前线迈进的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人们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所以关于裸妇的绘画作品及塑像就大大方方地占据了街道的主要位置。在文化水准较低的非民主国家里，人们看到裸体时就窃窃私语，称之为猥亵淫乱，称之为色情，所以无法从艺术的角度上来接受它。
轰动中国的裸体画
1988年在中国的北京也发生了一件与一百多年前日本的“裸体骚动”相似的事件。当时在中国美术馆里举办了人体油画艺术展览，接连几天来美术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入场的票价翻了10倍。参展的画家对这种现象做了如下的解释：“实际上，大家并不是为了欣赏绘画作品而来的，而是想凑热闹来见识一下裸体这一稀有商品。总之，人们并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来，而是来看‘性’，即女性的裸体。”
这位画家的解释可谓一言中的，这是从毛泽东时代所实施的禁欲主义的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性的饥渴的一种表露。即使是现在，在中国和韩国依旧对性讳莫如深，谈虎色变，非常保守。也就是说，中国和韩国的性意识要比日本晚一百年左右。
13亿中国人还不具备可以接受裸妇塑像的文化艺术素养，而且中国也尚未形成这样的文化土壤。
中国曾经是一个由政治理念支配社会的国家，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保留有许多革命领袖、历史伟人的塑像。
20世纪90年代，一个西方文化访问团到西安访问时，曾向年轻的导游询问为什么没有《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塑像。当时那名导游平淡地回答道：“司马迁？司马迁是谁啊？我们西安光皇帝就有一百多位……”
只有皇帝、革命领袖和历史伟人才有资格被塑像，那些文化人和艺术家都排不上边，更何况那些“有伤风化”的裸妇呢！
韩国塑像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韩国为什么爱国志士的塑像居多？这是因为韩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是“国民的国家”，而是一个要通过“爱国”来培养“爱国心”的爱国思想膨胀的社会。韩国国土狭窄，民族弱小，既不像中国那样有广阔的土地，拥有13亿的人口，也不是日本那样的现代化产业大国、文化大国，所以历史上的韩国经常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多次面临亡国的危机，最终才艰辛地从这种泥沼中摆脱出来。但直到今天，也不得不接受被3·8线分裂为南北的悲剧事实。
也就是说，韩国的塑像体现了韩国人膨胀的爱国心。当然不能像日本那样在道路的两旁设置一些裸妇的塑像，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比起中国的革命领袖塑像，安置一些爱国志士的塑像似乎更为合理。所以韩国经常举行爱国宣传活动，保家卫国的意识在三国中最为突出。
即使说韩国所有的社会性言行都与“爱国”直接相关也不为过。甚至连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集资的阴险之徒也大声叫嚣着“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以此来谋集资金。再比方说，在讨论日本和韩国的时候，人们必须说日本是狡猾、恶毒的，如果稍微加上一点褒奖之词就会被批判为“不爱国”、是“卖国的行径”，这便是韩国——一个离民主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国家。
中国与韩国一样经常进行爱国宣传。比如说，在开运动会的时候，发言人总是以政治形势入题。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话题中总是少不了政治、总统选举等硬性内容。而在日本人的日常会话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词语，倒是大家见面时，常常互问天气以示寒暄。在日本这样一个已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里，人们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所以日常生活、娱乐以及文化艺术就成为人们谈话时的主题。
若比较一下学生的游行示威，则韩国最甚，其次是中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学生的游行示威已经销声匿迹。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三国的社会文化差异。
但是文化、真正的艺术、人类潜在的审美意识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亘古流芳。
通过在各个国家随处可见的塑像，我们可以了解该国的社会文化底蕴。
3通过图书解读三国文化
出书与文化差异
我通过在三国出版《瞧，这三国人》的过程，深深体会到了三国文化的差异。
书是精神文化的象征之一，通过书，可以了解该国家、该民族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出书也不例外。
以下是我的亲身体验，它直观地表现了三国文化的某种特性。
《瞧，这三国人》是我1997年夏直接用日语撰写的，秋天就将其翻译成韩语和汉语。
而在出版方面，却是韩国最早于1997年11月份出版，然后是日本(1998年5月），最后是中国(1999年8月)。
实际上，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书的出版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三国的文化。
我曾经在《瞧，这三国人》中说过，如果韩国人的性格是“快快地”的话，那么日本人是不输给韩国人的急脾气。与二者相比，中国人则是“慢慢地”的慢性子。
三国的民族性格在书的出版过程中表现了出来。我最初认为此书是用日语编写，理所当然应该是日语版首先出版发行，却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急脾气的韩国人抢先了一步。
在韩国签完出版合同之后，韩国人马上就开始着手出版的工作。我原本想把译成韩语的原稿用国际特快专递寄去，但即使是那样，韩国人还是嫌慢，最后只好将原稿用传真发过去。
在翻译期间，我因事于9月份回了中国一趟，但因译稿任务在身，几乎不能做其他的事情。有时一大早就被韩方编辑的电话叫醒，用电话讨论译稿，商榷有关出版事宜。
那次真让我体会到“闪电炒豆子”这一韩国俗语的真正含义，最后我这个作者连一遍校稿都没看过，书就已经在韩国出版发行了。
日本方面是在我寄出原稿的8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的5月份出版的。在出版的过程中，出版社方面从出版的日程到销售措施都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屡次召开编辑会议，连书的小标题也绞尽脑汁，费劲了心思。
实际上，在着手出版的过程中，对于文章中的有疑问的部分，责编都会打电话或发传真来向我询问，即使一个标点符号也要经过与作者的细致的讨论才做决定。而且，还把我请到出版社对原稿进行了两次校订。
日本人的严谨态度与韩国人“快快地”的速成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由衷地佩服。日本人虽然和韩国人一样是急性子，但是却不像韩国人那样盲目地“闪电炒豆子”，日本人凭借着充分的事前准备和踏实的工作流程，创造出了以一流的质量和设计而闻名世界的“Made in Japan”产品。
中国人的“慢慢地”的性格使这本书在1999年8月才得以出版发行，这比韩国晚了两年。为什么会这么慢呢？起初我与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决定支付初版两万册的版税。但是寄出原稿半年后还是杳无音讯，打国际电话询问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告诉我正在审阅，马上能看完。虽然说了“马上”就看完，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马上”可能是一会儿，也可能是几小时、几天、甚至是几年。
结果拖了又拖，其间责编由于什么内部原因被调到营业部，后来因为换编辑又耽搁下来。最后我觉得这本书的刊行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只好放弃了原来的合同。对于那种说要出版但又不履行契约的出版社还有什么可迷恋的？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也要求出版此书，我婉拒了这一要求，最终决定在东北最大的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就这样这本书在两年后终于在中国得以出版了。
从图书的封面设计看三国文化
通过封面的设计，我又新奇地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比较的素材。书的封面宛如人的脸面。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可以窥探到人的内心，同样，通过书的封面也可以了解到该国的文化。
当我看到三国设计的《瞧，这三国人》的封面时，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些封面其实还是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韩语版的封面非常的华丽，红红绿绿的颜色和色彩斑斓的照片、图画，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这就表现了韩国人的审美观，他们喜欢原色和红红绿绿的颜色，让我不禁想起了韩国女人的浓妆。
日本的封面就非常简洁明了。《瞧，这三国人》的汉字就占据了封面的70％，再加上整齐排列的三国的筷子，就构筑了封面的全部内容。日本人崇尚的寂静之美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一封面的设计里，而且读者也能感觉到凡事不喜形于色，时常保持内敛微笑的日本人的气息。
中国的封面如何呢？
三国的封面中，中国的封面给人一种最笨重的感觉，它既不像韩国的那么华丽，也没有日本的那种寂静之美，而是一种未完成的质朴的美。代表着三国人的三个人跃然纸上，但是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完全看不到三者的特点何在。我对三国的出版界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经常留心观察三国的图书。我发现，如果说韩国的封面设计是以华丽为主调，那日本则是一种寂静完美之美，而中国则是一种缺乏完美感觉的质朴美。
读者若将三国的书放在一起对比一下，便可知我所言不虚。
在读书、写书、出书的过程中，依旧能够享受文化比较研究的空间，对此我倍感欣慰。
4亲切和冷漠都有理由
不会笑的动物
来中国旅游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说中国人不亲切，缺乏服务精神，自我中心观念太强，给人一种特别冷漠的感觉。
这是事实，中国人的“不亲切”和“冷漠”在国际上已有公论。
韩国人的服务态度虽比中国人好，但不及日本人。
韩国人对家庭成员或自己共同体内的成员还算亲切，但对外界他人的态度却很冷漠。
比如西餐馆来了客人，如果断定该客人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那就以不亲切的态度对待他。
与韩国人相比，中国人不亲切的态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不知羞耻的举动。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韩国某报社记者P也阐述了这一点：
他曾去过北京一家小胡同里的饭馆，服务员见来了客人却置之不理。无奈，他就自己找座位坐了下来。好像是前面的客人用完餐后刚走，饭桌因没有来得及收拾而乱七八糟，于是他叫服务员擦干净，服务员却面无表情地说“没关系”。
该说“没关系”或“不”的应该是客人而不是服务员，当时P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一举动。在北京生活了多年后，P才知道这是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
P在中国的宾馆、机场、旅行社多次受到过类似的冷遇。该说这是盛气凌人好呢，还是根本不顾虑别人的想法好呢？总之，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管客人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中国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恭敬态度，同时用盛气凌人的口气发问“什么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现在还好一点，但大陆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中国的一些作家也经常开玩笑说，中国女店员和女乘务员以及护士是“不会笑的动物”。
我的一位朋友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有一次，他去大连的一家百货店买裤子，表情冷漠的女店员拿出一条裤子来递给他，朋友细心检查后，发现裤裆处有斑点似的痕迹。
“咦？这是什么？”朋友指着裤裆处给她看，女店员像碰到乞丐似的瞪了一下眼，道：
“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下面这么小的痕迹别人又看不着，没什么嘛。”
朋友无可奈何地说：
“那就给换一条别的，或者退了它。”
这次女店员像遇到了什么仇人似的大声吼起来：
“那你就早说呀，票据都给你开了，现在又找借口，你想让人怎么样嘛？！是不是回家的车费不够才找理由让给退？以后买东西，先数清了钱包里有多少钱再买吧。到底要不要？”
我朋友说当时非常生气，最终还是退掉了那条裤子，离开了那家百货店。
这就是中国服务行业的一个缩影。
日本人的服务态度
日本人亲切的服务态度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
无论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停地赞叹：“日本人太亲切了！”就连十分讨厌日本人的韩国朋友L也这样说。
他说日本女人太亲切了，以至于他以为那些女人喜欢上自己了呢。
好多外国男人刚开始都以为那些动不动就鞠躬、笑吟吟地迎接客人的日本银行女职员，对自己抱有好感。
如果有人走过去向日本人问路，他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像对待老朋友似的画详细的地图来指引方向及怎么走，有时候还亲自送到目的地才放心。
这与韩国人和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韩国人或中国人或是很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或是只摆一下手说“那儿”。
向日本人问路，如果恰巧他不是本地人不知道本地路况，他就会说“应该告诉您的，但很抱歉我不熟悉这儿，实在对不起”，说完好像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低下头。
韩国人或中国人在日本都有这样一种亲身体会：本来只是出来逛逛百货商店或超市，但因为服务员实在太热心，以至于你不好意思空手而归，最终还是买了一两件东西提回去。
顾客是上帝，没有人不佩服日本人的这一服务精神。
日本人十分热情，韩国人也知道自己远远不及日本人，中国人待人更是硬邦邦的，但没必要因此而气馁。
经济的宽裕和心灵的宽裕是酝酿服务精神的土壤，这两个条件具备了，才可以有周到的服务。
或许热情是日本人的一种天性吧，事无巨细，精益求精，不喜欢给对方添麻烦，处处替别人考虑，这是岛国风土所产生的一种“强迫观念”。为别人奉献的思想已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扎下了根。
与此相反，中国人和韩国人长期在大陆和半岛生活，这造就了人们慢腾腾和“差不多”的脾气，所以不需要过多的亲切。
长期的战乱形成了保全自身比什么都重要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
不能简单地定论亲切和热情是好的，而冷漠和硬邦邦是坏的。亲切也好，硬邦邦也好，都有各自的理由，通过表象了解其蕴含的不同文化背景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比较，发现与对方的差距，找出差距产生的原因，缩小差距，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5扒金宫、教堂、饭店的比较生活学
三国有代表性的夜景是什么？
几年前当我接受一位韩国记者采访时，她问我：“您对首尔（汉城）市内的印象如何？”
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十字架非常多，像群星闪烁。”那记者笑着说：“您说得很有意思。正是如此。”
如果说在韩国首先映入眼帘的、夜景中最华丽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教堂的话，那么在日本则是扒金宫。在日本的夜景中，被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装扮起来的、最豪华的建筑就是扒金宫(读为“pachinko”，玩老虎机游戏的地方)。
那么中国呢？是走十步就有一个的林林总总的饭店。在中国，门前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音乐声、女孩子娇滴滴的“请进，欢迎光临”声构成了最生动的夜景。
通过三国的夜景来比较三国国民的生活，从而挖掘出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三个韩国人，就会开教会；有三个日本人，就会办公司；有三个中国人，就会组帮会。
我认为，通过国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能够探明其精神面貌。
日本的老虎机文化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日本的老虎机文化。日本人非常喜欢玩老虎机游戏(具赌博色彩的大众娱乐性游戏。投币后弹出金属弹子，弹子按一弹程落入规定的盘子里。最后依盘子里的弹子数量来领取各种奖品。这一游戏始于20世纪初），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游戏迷。老虎机游戏在日本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国民性的游戏和娱乐项目了。最近社会学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老虎机文化”。
尽管我对游戏根本不感兴趣，但看到日本男女老少都热衷于老虎机游戏的样子，有时也偶发兴致，抑制不住冲动想进里面看一看。下班路上喝完一杯的工薪族、结束和朋友的聚餐回家的大叔、到超市买菜回来的路上利用闲暇推开扒金宫大门的大妈……通过他们，不难看到日本人对老虎机的痴迷。
不知怎么我觉得老虎机是最适合日本人的游戏。日本人不喜欢像中国人那样聚在朋友家里通宵达旦、吵吵闹闹地打麻将，而给邻居添麻烦。
韩国人那种火辣辣的吃喝玩乐方式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承受不了的苦役。他们喜欢尽可能地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没有伙伴自己一个人玩也可以解闷的游戏。他们和不时弹出金属弹子的机器进行无言的对话，并从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
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的繁忙快速的生活节奏，使他们无法像韩国人或中国人那样玩上个通宵。
老虎机游戏能使人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些闲暇，快乐地度过一段短暂时光，这刚好迎合了日本人的口味。而且它随时可以结束，玩法也简便，也很符合日本人的性格。
日本人在老虎机游戏的独特氛围中享受生活。一位和我很熟的大叔只要一睁开眼就跑到扒金宫去，是个十足的游戏狂。在日本，爱好老虎机游戏的人甚至被称为老虎机迷。对我而言，哗啦哗啦的弹子声无异于噪声，但对老虎机迷来说，则是悦耳的音乐。扒金宫里播放的日本民歌、孩子们的歌声、音乐，成为老虎机迷们消除精神压力的绝佳方式。
最近，日本开始把扒金宫称为“吧勒”，英语中，“吧勒”是房间、客室或者闲谈的谈话室的意思。从这种意义上讲，老虎机游戏厅能够营造出像日本的食堂、生鱼片店以及吧台一样特有的氛围。
无论相识与否，大家肩并肩地并排而坐，在繁杂的扒金宫里，在素不相识的人中，感受自身的存在，享受只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老虎机文化给日本人以身心方面的享受，被称为日本人生活中的“鸦片”。
韩国教堂的“十字架”
我认为韩国国民生活中的“鸦片”就是教会。据统计，1／3的韩国人信仰以基督教为主的各种西方宗教，所以，韩国那耀如群星的十字架夜景就不足为奇了。
韩国的基督教信徒之多，在世界上也很有名，被称为“基督教徒的国家”。学者们针对这一点进行了多方面分析考察：韩国的传统巫俗和尚祖思想力量不足，只好从“他力本愿”思想出发，求助于外国的上帝。归根结底，可以认为这是土著巫俗的一种延伸。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多的看法，但我认为，当今韩国基督教徒众多是源于韩国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缘故”的一种变异。
我去过好多次教会，在那里，内部的信徒全都属于“同一家族”，如果说长老或牧师是家长，下面的信徒就是家庭成员。
因此，教会的活动模式几乎都差不多：听牧师或长老说教，唱赞颂歌或做礼拜。而且，教徒们总是共进午餐，交流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信徒们像见到老朋友似的亲切地接待我，使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比起日本人或中国人来，韩国人有强烈的同类意识，同一宗亲、同一村落、同一公寓、同一地区等因素共筑了“他们”的共同体观念。
进入现代社会后，以传统村落为单位的人际网开始变化，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新的“我们”共同体形式，在城市中生根开花。
也就是说这是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现代城市中的一种变异形式。
强调“我们”共同体的韩国人，在自己的团体内就像一家人一样极力合作，但对自己集团以外的其他团体则是极度排斥。“我才是正宗的，其他的都是异端”，这是韩国教会排他主义的一大特征。现代开新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认为传统的巫教(萨满）、佛教、儒教、道教都是迷信或是偶像崇拜，连天主教也时常被其认为是虚伪的而被断然排斥在外。
这一宗教现象也充分体现了韩国人对其他共同体的排斥倾向。
来自村落共同体的“乡情”，人们心中的“我们”、“我们一伙”的意识，最终对韩国各种教会信徒数量的猛增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样，教会成为韩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鸦片”或“麻药”，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食文化
如果说韩国教会是“我们一伙”的标志，那么，中国的象征就不是教会而是宴会。
中国社会的传统宗教不是儒教，而是吃文化的“食教”，民以食为天，对中国人来说，吃是凌驾于宗教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据有关学者统计，孔子在《论语》中，前后足有41次提到了饮食，其中有30多处阐述了食文化。清末慈禧太后吃过的满汉全席是现在北京的一大名吃：108种山珍海味，使用金盘玉箸连续吃三天才能吃完，可谓是奢侈之极。
在中国，普通人也经常摆酒设宴，尽情吃喝，这是常有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说，尽情吃喝的宴会是比娱乐游戏更好的打发余暇的方式。所以，众多的食堂和西餐馆成为中国夜景中的一大奇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式餐馆里，纷纷添设了西餐厅及卡拉OK。在会餐或召开宴会时，人们边喝酒边唱歌，这样又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宴会文化。
谈论休闲文化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提到宴会呢？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饮食视如生命，在漫长的历史中，“食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食文化成为建立和调节人际关系的首要手段，人们通过吃加强了彼此间的纽带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习惯、宗教都不同，所以人们的观念中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可以说有一种“易受攻击”(vulnerability)的心理在起作用。与韩国人、日本人的同族意识不同，中国人认为，“只要踏出自己屋门一步，周边便全是敌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危险之中”。为了不被他人暗算，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中国人就通过大摆宴席来夸耀自己的身份，或者通过宴会来建立“同食同衣”的人际网。
在中国，请客文化尤为发达也正是源于此。通过吃喝可以拉近关系，相互帮忙相互照应。中国的宴会有几条不成文的原则。第一条就是喝酒时必须和众人一起干杯，而不能自己随便喝。第二条就是碰杯时，自己的杯子一定要比对方的放得低，这样才算尽了礼仪。人们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表达对对方的敬意。第三条是绝对不能喝醉，在韩国和日本喝得酩酊大醉也没关系，因为这反而能够体现彼此的亲密程度，而在中国，醉酒被看做是不礼貌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的尊敬。正因为中国人的头脑中依旧残留着对陌生人的防范心理，害怕酒后遭到暗算，所以必须努力保持清醒。
再补充一点，在酒席上中国人并不把政治或国家大事作为话题，而是经常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人们常常扯着嗓子高谈阔论，所以整个宴会厅显得吵吵嚷嚷。如果在酒席上窃窃私语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很阴险狡诈的感觉，所以大伙一起大声喧闹。这也是推销自己，获取别人信任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某个团体举行宴会时，如果有人没被邀请，就意味着遭到了排斥，这一点，小至平民大至官员，没有大的差别。
可见中国人的这种宴会就成为生活中维系彼此关系的看不见的纽带。
如果说日本人的休闲文化是老虎机文化，韩国人是教会文化，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宴会文化则占了更大比重。
我们在代表中日韩三国休闲文化的宴会文化、教会文化以及老虎机文化中，可以发现社会文化的差异。
中韩两国休闲文化的核心基本相同，大多都是以共同体意识为主。
日本的休闲文化强调的不是共同体而是个体，娱乐的主体是个体和机器。这变相地说明了日本是三国中最早实现了西欧化的国家，因此比起中国和韩国，它的“个人主义”、“强调自我”的观念更为突出。
通过老虎机、教会、宴会等休闲文化，能够了解到三国的风土人情。
6从出入境印章的比较谈起
出入境时的“小发现”
我现在生活在日本，由于讲课或学术考察的原因，一年之中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韩国和中国度过的。
我时常称自己是“无国籍地球村村民”、“文化的漂泊者”，在我的护照上盖满了出入境的印章。
每次在机场出示护照，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新奇的小发现，那就是护照上盖满的出入境印章。
在日本盖的印章无论何时都很清晰、干净，但韩国印章的日期不清楚。中国的印章更是如此，有时甚至无法确认日期。
我每年两次将护照复印件交到大学办公室，但由于韩国和中国的出入境日期不明显，曾遇到过很多麻烦。
出入境印章是国际通用的确认出入境日期的一种手段。按理说，印章上的日期应该很清楚，但是韩国和中国的印章却很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中国出入境审查官在护照上乱七八糟地加盖印章，所以中国印章很难分辨日期，而且浪费了护照页码的利用空间。比起中国来，韩国稍好一点。
但是日本盖的印章井然有序，不仅节约了护照的页码利用空间，而且很容易辨认出出入境日期。
印章与国民性格
从这些细微的差异中也能看出中日韩三国的国民性。
日本印章反映了日本人办事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们事无巨细，总是力求确保其正确性。韩国和中国的印章反映了韩国人和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性格，凡事都抱着一种“没关系”、“差不多就行了”的态度。
实际上，三国机场出入境审查官对旅客的态度，也与三国的印章一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本审查官无论何时都保持着微笑，时常用文明热情的态度对待旅客，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对外国人也毫不例外。
我经常在日本海关进进出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必要的麻烦。
韩国和中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在《韩国人大批判》中也提到过，那种缺乏亲切的态度只能说是韩国独有的。
中国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一下三国的官场情形，这种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根据迄今为止我在官场的体验，通过官场也能窥视一个国家的风貌及其民族气质。这可以称得上是“三国的官场比较文化”。
首先看一下中国官场。三国中，“走后门”是中国官场的独特风景。哪怕是去区政府等国家机关办手续，如果没有认识的人，材料齐全也无法按时办理；但如果有认识的人，材料不全也能办出手续来，这种现象随处可见。
但在日本，情况就不同了。只要手续齐全，不管有没有认识的人，都会一视同仁，按照正常顺序给以接待。当然日本毕竟也是东方国家，也有靠“人情”来办事的时候，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中国的官场中，“个人感情”气氛太浓，这必然会导致不正之风和腐败。我认为这是人情社会的一大悲剧。
在日本区政府外国管理科经常会看到各种有趣的情景。我曾经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情：来办手续的中国人因缺少材料而被拒绝办理，尽管日方工作人员再三解释，中国人仍然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有送礼而遭到了拒绝，所以二话不说就跑去超市买来一个大西瓜。
日方工作人员诧异地问：“这是干什么？”
中国人马上说：“今天我请客，请您照顾一下吧。”面对这哭笑不得的场面，工作人员真是不知所措。
中国人认为，在中国行得通的事情，在日本也照样能行得通。
韩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虽不像中国那么严重，但难免也有靠人情办事的时候，也是仅次于中国的人情社会。
走后门事件频发、国会议员的受贿案接连不断，无疑也表明了韩国是一个靠人情来办事的社会。所以韩国人也常常自讽道：韩国的政治，不是政治，而是情治。
承认差异才是互相理解的基础
因个人感情给顾客带来不便或工作作风马马虎虎，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去年我曾去过首尔（汉城）的某银行。那天我从出版社领了稿费的支票，把它递到银行窗口，想换成现金后再兑换成日元。
一个40多岁的男职员看着我的名字，问：“你是中国朝鲜族吗？”
我笑着说：“您看呢？”
可能因为我讲的韩国语较流利，那个职员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不想回答与正题无关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我没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听到我的回答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冷漠地说：“今天没日元了，不能兑换，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吧！”但是我明明看到他问话前已在拿日元准备给我兑换。怎么又说没日元了呢？
我知道他为什么找借口跟我过不去，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中国朝鲜族，模棱两可的回答破坏了他的心绪。
可是退一万步讲，我是谁跟兑换日元又有什么关系？
这种拿个人一时的心情来对待顾客的态度使我目瞪口呆。
我不是在批评中国人或韩国人，毕竟中国、韩国与日本有一定的差距。处于发展中的凡事大度的国家、小节上马马虎虎的民族，这样的中国和韩国是无法和精益求精的日本相比的。当然，日本人的精益求精的性格，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太拘泥于鸡毛蒜皮的小人气质。
不管怎样，承认文化差异才是保证发展的前提。
7中国中心主义、日本最新主义、韩国第一主义
从一个小笑话开始
有这样一则小幽默：
外星人乘UFO降落在地球上，在结束了对西方的公事访问日程后来到东亚。外星人召集起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人，问他们最喜欢的单词是什么。
中国人答的是“中心”，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韩国人答“第一”，认为大韩民国无论何时都是“第一”；日本人回答说“最新”。也就是说，中国说自己是中心，韩国说它是第一，日本虽不及它们，但也能开发出世界最新的产品了。
当然这故事纯属我虚构，通过这个笑话，也可以窥视各国的民族文化。
中国以世界中心自处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谓的“中华思想”，也是本国中心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中国的国名也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各民族都围绕在中华民族的周围，这就是长期形成的夜郎自大的优越意识。
在漫长的岁月里，受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国意识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人轻视周边的民族与国家，并曾发展到闭关锁国，拒绝交往。在它曾蔑视的野蛮国家完成近代化的使命，走进经济大国的这一期间，一直高呼自己是东亚大国的中国还没有实现近代化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唯我中心观。
满清人把西方神父所带来的各种航海图、手枪、长枪、造船技术等先进文明，看做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无用之物和奇巧之物。但最终他们还是败在自认为一无是处的“洋鬼子”的洋枪下。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那时，中国人高喊着“中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乐园，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不但是7亿中国人民的红太阳，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拯救占世界2／3人口的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人民，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勇前进”的口号。但他们从梦中醒来一看，首先应该拯救的不正是中国人自己吗？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人也不允许别人使用“中国”这一字眼。比如说“文革”后，中国官方突然要求日本无条件地把广岛的“中国银行”的名字改掉，因为和中国的“中国银行”同名。其理由是“中国”这一称谓只应中国有，且只有中国内地的“中国银行”才是真正的中国银行。敢盗用我的名字，岂有此理？！
其实，日语的“中国”发音(chukoku)指的是中部地区，不是指China，日本人自古就把广岛地区称作“中国”，现在也把广岛和周边的几个县称之为“中国地区”，最终“中国银行更名事件”不了了之。这就是“中国”这一称谓闹出的国际笑话。
以自我为中心思想源于中国的“最古老主义”思想。西方无论有多发达，其所使用的先进东西中国也都有；日本无论拥有多么高级的技术，也只不过是中国的孙子而已。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日本文化。中国人总爱说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支流而已。
《世界之最》这本书在中国最畅销，其中记述了纸、火药、指南针甚至飞机、火箭、TV等都是中国发明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发明都源于中国，甚至英国现代的足球也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这无疑是极端的自我夸耀，与日本人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是万物之源的思想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使之处于停滞状态。凡事都要考证，因此考古学尤为发达，但同时却总是缺乏创造性，个性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使得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都处于半停滞状态。
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最新"？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所谓“最新主义”，就是选定一个对象之后，将其消化、吸收，形成自己东西的一系列文化再创造过程。日本和中国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日本没有过于浓厚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而是认为自身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必须吸收先进文化来强化自己。
中国、韩国甚至连西欧国家也认为日本文化没有独创性，但文化是在长期进化和多方面吸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的吸收是极为必要的。
在文化吸收方面，日本有独特的技巧。它在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先照搬，然后再创造出比原来的文化更为先进的文化。
日本的传统艺术体现了一种“守”、“破”、“离”的原则。“守”，是指基本功要到位，“破”是在“守”的基础上打破原有模式，“离”是“破”之后通过脱离原本而达到的更高境界。
708年左右，日本从中国引进铜焊接技术，并于747年在奈良成功地修建了大佛像。当时教给日本铜铸造技术的中国和朝鲜也没有制造过如此之大的铜像。步枪于1543年进入日本种子岛，40年后的1583年，日本的步枪制造技术已堪称世界一流。中国通过葡萄牙商人比日本早10多年接触到步枪，但直到1620年还是造不出一支步枪。
如今日本制造出世界一流产品也是同样的道理。以生产冰箱为例，欧美为此需要5年至10年，而日本只需2~3年，并且，即使是生产相同质量的冰箱，日本也会在外观方面稍加改进，制造出有特色的“Made in Japan”商品。这就是日本的“最新主义”。
韩国的“第一主义”
我频繁出入韩国，几乎踏破韩国门槛，也见到过无数的各种类型的韩国人，我发现几乎所有的韩国人都爱用“我国第一”的口头禅。
在中国或东南亚，韩国游客时常和当地人发生矛盾，原因是韩国人总是贬低当地人而一味地夸耀“大韩民国第一”。
韩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想向别人证明自己是第一，只有这样才能心满意足。
我和无数的韩国朋友交往过，也吵过嘴，但从来没有赢过他们。因为他们都极不愿意认输，非胜不可。
我以前交往过的韩国朋友B，因为最近韩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而有轻视中国的倾向。他认为韩国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优秀，并且一再说韩国人也比中国人优秀。
只要我一提起韩国也是中国汉字文化的受益者，B就马上高谈阔论起韩国金属活字的发明、世宗大王创造的韩文、打败丰臣秀吉的李舜臣以及20世纪80年代韩国人创造的“汉江奇迹”。其实像他这样口若悬河的人又何止他一个。
最近韩国在“爱国主义”、“爱我国家”的口号下紧追日本，韩国人也自诩为东方第一富国，并且存在着一种“世界第一”的错觉。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曾有过反省的倾向，但是始终没有根除“韩国第一”的思想。去年，诗人K提倡“律吕”，开始大喊“21世纪既不是日本人的，也不是中国人的，而是韩国人的世纪”，也就是说，中国走入近代后，思想的脉络就中断了，而日本是没有独创性的“无根文化”，因此，具有独创性的韩国文化将支配2l世纪。
那么，如今口口声声说独创性的韩国人到底在世界上创造了多少值得自豪的文化呢？
韩国人爱说日本人没有独创性，但是韩国人自身又有多少创造力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
话又说回来，对处在大陆和列岛夹缝中的、危急时刻显示旺盛生命力的韩国人来说，这种生命力是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所在。
论及这些，我的意图只是，不要只高喊“第一”、“中心”，应该通过反思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改造自我，提高民族素质。这才是我进行三国文化比较的意义所在。实践和行动结合，才最具有力量。
8文化的流动性与选择性
文明并不冲突
最近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Huntington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处于不同文化圈的文明是相互冲突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认为文明是并不冲突的。或许Huntington在研究时忽略了文化是在流动的过程中与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这一点。
文化中有像流动的水一样由高向低、从东向西的从先进向落后移动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由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涌动的逆流。在一种文化继承、传播、移动的过程中，当此文化与彼文化相互融合时，肯定有一种选择原理在起作用。同样，生活中人们虽然会遇到非常优秀的人，但由于每个人的选择原则不同，就会挑选不同的人做自己的朋友、伙伴、妻子、丈夫或是情人。这种选择原则因人而异，并根据各自的需求自主进行调节。
比较一下东亚三国的文化选择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选择原理在各自的文化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每次去韩国都会听到韩国人在议论日本文化时说：“日本文化没有丝毫的独创性，只是剽窃了他国文化中的精髓罢了。日本文化非常低俗，是不值一谈的亚文化。”当然这种观点多少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说实在的，人们由于被反日情绪、诅咒日本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所以对日本和日本文化带有偏见、猜忌、轻视等种种复杂情绪。前面的观点便是在这种复杂心态下产生的，韩国人缺乏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忽视了选择原理在日本文化中的作用。
日本人吸收文化的方式
现在来看一下日本。答案就在日本地图里。看了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列岛是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近邻。它与拥有多种文明的亚欧大陆和中国大陆近在咫尺，与朝鲜半岛更是只隔一道200公里的海峡。之所以把这个众所周知的地理位置拿出来再三强调，是因为揭开日本之谜的答案就隐藏于此。
日本的西面有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西南方的印度文明也经东南亚传到日本，佛教文化以此为契机得以传播，也就是说，早在历史上日本就源源不断地接受了来自亚洲大陆的先进文化。
但是，日本在吸收异文化的时候，采取了与朝鲜半岛不同的方式。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外来文化侵略和征服的岛国。所以吸收外来文化时，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选择。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时，并不是无原则地接受一切，而是在取舍原理的作用下进行吸收。所以，日本虽然吸收了汉字、法律制度、儒教，但是将不符合日本国情的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无情地拒之门外。不只是宦官制度，在家畜饲养方面，同样也没有引进阉割牲畜的技术，并且也没有接受作为儒教基本法则的“同姓不婚”制度。在吸收佛教文化时，允许僧人娶妻、吃荤，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宽容的佛教文化。
韩国是复制的“小中华”？
那么，韩国是怎样的呢？韩国和日本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地图上，韩国很像是长在中国大陆东北角的一块手指甲或脚趾甲，也有人说朝鲜半岛就像中国大陆怀中的婴儿。或许是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韩国的命运。日本因为与中国大陆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摆脱了中国文化的侵略和征服，有选择性地吸收了中国文化。
但是韩国就没有日本那么优越的地理条件了。即使只看一下儒教文化，也可以知道朝鲜完整无缺地复制了中国的儒教文化，并且鼓吹自己也是文明先进国，自称“小中华”。不只是汉字、法律制度、科举制度，而且连中国的宦官制度也学到了手，甚至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起义、腐败现象、习俗等也都照搬不误。
但遗憾的是，韩国虽然接受了中国全部的文化，自称享有先进文明，却不仅没有强大起来，反而受到了外来侵略，这算哪一门子的先进国家？我个人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它毫无取舍地复制中国文化，使自己本民族的根基日益萎缩。
中国的文化权威意识
再让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种自豪感孕育了一种狭隘的中华思想，它自高自大，忽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最终落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里，在近代化过程中放慢了脚步。由于缺乏像日本那样熟练接受异文化的本领，所以自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韩国也有与中国类似的悲剧。
所以不能只嘲笑日本文化是取人精华的不正文化，而应先向其学习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模仿并再创造的能力。韩国人受中华文明以及儒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只认大国文明的绝对理念，这就成为韩国人的痼疾。所以，对于无法从绝对主义中摆脱出来的韩国文化来说，要在短时间内适用日本式的文化选择原理是很困难的。
韩国和中国之所以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落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绝对主义。绝对性原理一旦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就会成为世界化进程中的绊脚石。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这种绝对性原理，避免文明的冲突，相互承认彼此的长处，形成互相学习的文化潮流。我确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世界文化融为一体的21世纪。
9东亚文化的黎明
比较三国文化的意义
截至目前，我从比较文化的视角考察了中日韩三国文化的许多领域。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出三国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有的读者或许会问：“您用散文的形式写的比较文化论非常有趣，可是，比较这三大国的目的何在？这种比较又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首先我想对提问的读者表示感谢。我现在所做的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来比较三国文化的尝试，是为了阐述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即21世纪的世界迎来了东亚文化黎明的到来。
身处21世纪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文化”二字的分量。
在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间，伴随着苏联解体，一直支配着20世纪世界的东西冷战体制最终解体。这一事实表明，政治理念支配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冷战体制解体之前的20世纪，政治理念支配着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以苏维埃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互相对峙，互相斗争。
这两大阵营各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把世界划分成对立的两极。以苏联为首的诸多国家虽然其民族、宗教各不相同，但凭借社会主义理念而结成了共同体；与此相反，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主义，以西欧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结成另一共同体。
但是，伴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被意识形态所遮掩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开始复苏并显示生机。
代替意识形态的就是“文化”。苏联这一巨大的共同体解体后，原来被人忽视的文化差异就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随之，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宗教、语言、生活模式、思维方式、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开始裸露出来。
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原来因意识形态而结为一体的国家因文化的差异而纷纷解体或重新组合。譬如，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民族、文化、语言的差异而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这充分证明，文化的因素已上升到比政治、经济因素更重要的位置。
21世纪是一个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支配一切转向文化大显身手的脱胎换骨的时代。
在这一变动中，我们应该重新回顾迄今被意识形态掩盖起来的三国的真面目。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此外，通过比较来了解三国文化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超越历史，展望未来
理解异域文化谈何容易？这需要经历许多过程。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努力去了解对方的强烈欲望及其实践。没有这样的热忱和努力的过程，仅凭一两本书或者去外国旅行就想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不大可能的。如此安逸的思考方式是理解异域文化的绊脚石。
现在三国文化之母体——中国进入21世纪就显示了巨大的力量，但是，韩国、日本真的了解中国吗？韩国只把日本当做竞争对手，懒得去理会中国。日本认为韩国是一个力量微薄的国家，不屑于把韩国当做竞争对手。对于中国文化，日本人既敬慕又轻蔑，所以其理解程度也值得怀疑。
回顾中日关系，日本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鼻祖，但日本人同时也把中国看做是一个遥远的国家。
纵览日本的建筑、饮食、服饰等文化，除了汉字之外，其内容大都与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相反，日本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与西欧的文化很相似，并极力推崇西欧文化。
即使很早以前就和中国有所交流，也不能断定他们确实了解中国的文化。日本人认为自己通过历史交流和近代战争多少吸收了中国的文化，韩国人也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但这一切都是错觉。事实上，要全面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十分困难的。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学习了以汉字和儒教为典范的中国文化，但问题是这两个国家是否曾把中国的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来对待过？事实上，从古至今都缺少这样的一种态度。
即使是在现在，如果三国想要相互了解的话，也必须打破以往三国共属同一文化圈的固定观念。只有把对方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来看待，才能整体理解其真面目。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比较同一汉字文化圈的三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通过一系列比较，我们可以相信，文化比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更具统率力。只有发挥文化的这一统率力，东亚才能够在21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亚三国文化的共同点
通过中日韩三国文化的比较不难发现，东方文化虽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但三国文化之间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西方文化是刀叉文化，东亚文化是筷子文化。
中国人爱用又粗又长的竹筷，韩国人爱用金属筷，日本人则爱用卫生筷子。西洋的个人主义饮食文化中缺乏一同进餐、相互谈心从而交流感情的文化。东方文化不同于西洋文化。注重以心传心、团体协作的东亚文化更加强调集体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并把个人的能力视为集体的一部分。像“东方式的嫉妒”这种说法就足以说明东方人“枪打出头鸟”的现象。从西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种损失，但这才是东方人总能确保集体势力均衡，形成一体化的宝贵因素。
其实，所谓东方人的缺点大多是以西方逻辑主义为尺度衡量的结果。作为东方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东方所特有的“心与心”的文化，重新认识互利互助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东方独特的优势。
人们总是批判东方比西欧封闭，但换个角度来说，比起西欧文化，东方文化更为开放。韩国文化巨人李御宁博士曾一语道破东方的住宅结构呈现了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开放型东方文化的特征。而与此相反，西方的房屋结构以墙壁为主，显示了其闭锁型文化特征。
如同Bachelard(法国科学史学家、哲学家，著有《科的精神之形成》、《天空与梦想》等）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墙壁文化是以地下室为特征的封闭文化，而东方如韩国和日本的房屋只是用一张纸隔开内外，连外面的风吹雨打都能听得清楚，中国的房屋构造也是开放的，这样的构造孕育了开放式的文化。
拿宗教来说，和西方的一神论不同，东亚三国对异质宗教也是非常开放的，允许土著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三国儒、释、道三教一直共存，甚至在其中还添加了基督教的成分，形成了新的宗教体系。
因为日本能够收容所有的异质文化，所以西方人嘲笑它是“模仿文化”。也有人把“异”文化称为“胃”文化，东亚文化的胃功能十分发达，能够吸收所有异质文化，并加以消化。
东亚三国文化的黎明
东亚有共同的汉字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如果好好利用这一共同的文化财富，我坚信东亚文化完全有能力超过曾经统治20世纪的西方机械文明。
写到这儿，我脑海中浮现出日本近代东亚史学研究者内藤湖南的预言：
“中国从开辟时代到两汉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快走向衰亡的时候，由于辽、金、元这些富有生机的外族人的入侵，给中国人衰老的生命又注入新的活力。”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却隐藏着21世纪东亚融为一体的奥秘。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生命力是因为它不断和各民族相融合。如今，中国的56个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这不禁让我想起“欧共体”一词。
我们应该看到相互协调、图谋共存的东方文化指明了21世纪世界文化的方向。全球化、国际文化的时代必将带来超越国境的民族流动。最近日本政府研讨了《21世纪设想报告书》，其中移民政策因而成为最大的话题，一直对外国人实施排外政策的日本也将在21世纪保障外国人在日本的生活，吸引海外的优秀人才来日本，以预防老龄化时代带来的经济文化枯竭。
这一趋势早在90年代开始就已在三国悄悄出现了。如果能抛开在韩国狭窄的国土上的艰难生活，有许多韩国人更愿到中国大陆来经商和长期居住。也有一些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定居，这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很有帮助，就看政策是怎么对待他们了。只要21世纪的韩国对外国人实行非闭关锁国政策，其前景必将是光明的。
我确信，在21世纪不远的将来，超越国境的日籍华人、华裔日本人以及韩籍华人、华裔韩国人、日籍韩国人、韩籍日本人，必将作为21世纪东亚的新生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上。
因此，文化必将超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汉字文化、以人情为基础的融洽的人际关系、开放型的东亚文化这三者在构筑21世纪美好蓝图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东亚文化的曙光正向我们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