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子夜》）
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文载《我们的六月》）以后，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啊！”（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做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俞平伯《城站》）
这是原籍浙江的几个作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和杭州的描写：一条充满喧嚣和躁动的黄浦江，一个美丽却慵懒的西子湖。显然，一提到上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是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而提到杭州，则他们眼前浮现的是西子湖，是令人们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
原因似乎很简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对于另一个文化中心兼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可能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看来，上海是天堂——如果你已成名；上海也是地狱——如果你无法出人头地。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来自一位浙籍作家穆时英：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而杭州，虽号称“人间天堂”，在这些文人眼里却只是一个休闲隐居的胜地，一个被视为上海后花园的城市。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在民国时代的文人身上，前者就是去上海；而回杭州，则往往是为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时期浙籍文人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往返史，就是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文人，这些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才子、浪子和游子，每每把在上海拼搏后的疲惫和绝望、失意和消沉，轻轻放在西子湖畔，然后带着从青山绿水中汲取的灵感和力量，重新回到那喧嚣而富有活力的黄浦江边。而生命，就在这短暂却无尽的旅途中渐渐消逝。且听徐志摩的《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也许，对于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浙籍文人，时间的流逝更易激起他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吧。而且，对于那些在事业上失意的文人，倘若想从爱情中得到安慰，则杭州就是最好的可以找到爱情并使爱情成熟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新娘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仲玉，是蔡元培自己的选择。
1918年5月，集诗僧与情僧于一身的苏曼殊去世，年仅35岁。这位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的诗人，曾经为西湖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例如那首《住西湖白云禅院》：“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后来孙中山出资将其葬于西湖的孤山之阴，与其遥遥相对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另一位姓苏的女子——美丽的苏小小的坟墓。诗人若有知，也当感到欣慰吧。
1923年，胡适在杭州邂逅与其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曹诚英，后者曾在6年前胡适的婚礼上充当伴娘，给胡适以深刻印象。二人在西子湖畔品尝了自由恋爱的甜蜜滋味，被胡适在其日记中形容为“烟霞山月里的神仙生活”。可惜胡适生性胆小，没有与发妻离婚，致使曹诚英一直为其守节，最后感到绝望，才萌生上峨眉山出家的念头。
1928年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被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也是在1928年，一向不怎么喜欢杭州的鲁迅，竟然答应和许广平同去杭州休息数日，算是补度蜜月。这一次杭州游历成为他一生中少有的轻松甜蜜的记忆。
1947年，金庸在杭州邂逅了年仅17岁的杜治芬，两人双双坠入爱河。次年，金庸在南下香港之前，匆匆赶到杭州向杜治芬求婚，杜氏从而成了金庸的第一任太太。
……
大诗人徐志摩，民国时期有一个阶段要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两个城市给予他感觉上的巨大反差可以从他以下这段日记中看出：
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的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
文人到了上海自然要去咖啡馆，但上海对文人的诱惑绝非只有咖啡。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这些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所，也是文人经常涉足之处。如“新感觉派”大将施蛰存先生就曾回忆，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泡咖啡馆，而当时还有杂志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就是他的丈母家”。对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下的都市摩登男女，穆时英更是十分熟悉，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就是当时上海滩的一位时髦舞女。
而到了杭州，自然是要喝茶。也只有喝茶，才能品出杭州的味道。当然，这里所说的喝茶，最好是在龙井、虎跑或梅家坞那样的地方，泡一杯明前龙井，在湖光山色间消磨半天时光。对此周作人在其名作《喝茶》有极好的描述：“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亦断不可少。”
自然，杭州最吸引文人的还是西湖美景。1920年初夏，汪静之第一次游览西湖时，便陶醉了。彼时，他和诗友们漫步在苏堤之上，吟哦于桃红柳绿之间。1922年4月4日，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一起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在他们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诗集《湖畔》上，有“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的题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西湖而是在上海滩，恐怕只能写出波德莱尔《恶之花》那样的诗篇了吧。
生活在杭州，就要和杭州人打交道，对此郁达夫的观察和分析很有意思：“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人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222]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杭州西湖，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美丽妖娆的自然风光，本来就是文人墨客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和师友交往的胜地。作为一个极富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民国时期的杭州西湖实际上承担了多种功能。
首先，作为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西湖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茶文化等等，特别有利于文人从事各种创作活动，文学史上很多名作佳篇就是在西子湖畔诞生的。不过，过于秀丽的风光和过于休闲的生活方式，也会使得文人墨客在陶醉之余，容易变得精神懈怠、意志消沉，影响其从事严肃的文化创造活动，更不用说从事更加艰辛的政治变革活动了。当年郁达夫一心想移家杭州，鲁迅善意地予以劝阻，其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化身，西湖所显现出的那种雍容恬淡又美丽妖娆的自然之美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之美，容易使民国时期在杭文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情感上的留恋，即便在其理性上很容易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日趋衰落。对此也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找到很多例证。
第三，作为自然景观的西湖，其所蕴含的种种文化意象和历史传说如白蛇传、济公传说和林逋的梅妻鹤子故事等，容易使得那些本就爱好老庄和禅宗思想的文人产生厌世思想，从而萌发归隐避世之意。1923年胡适携其妻妹曹诚英来杭州度假养病，住在西湖之畔的烟霞洞，身处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有佳丽相伴在侧，胡适竟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其推崇的新文学也可以不怎么去关注了。
说到民国文人与上海和杭州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提提鲁迅，不过鲁迅对上海和杭州似乎都没有多少好印象。
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在上海整整居住了十年。那么他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上海在他眼中又是怎样一个城市呢？通常人们都知道他对上海没有好印象，从其文章中也容易找到很多例证。2007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了一个“纪念鲁迅定居上海八十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单独为一位作家定居一座城市而召开学术会议，并把主题设定为探讨鲁迅选择这座城市的原因。从这样的会议主题可以看出，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文人日常生活如居住环境等因素与其学术、创作的关系。[223]在此次会议上，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认为，上海在鲁迅心目中并不可爱，“鲁迅只是把上海作为暂时落脚的码头，而一时无处可去，上海倒也显现出吸引力”。他指出，鲁迅眼中的上海，城市色调是白中带红，城市的味道是咸咸的海风味。“这白和红，不是绅士的白手套与血色的红酒，而是弥漫全城的白色恐怖和街头偶现的红色标语；至于咸咸的海风味，则是上海深具海的包容和动荡的人文气息。”复旦大学哈九增教授，则把定居上海视作鲁迅的慎重选择：“定居后，他曾多次表达对当时上海政治环境、经济生活和文化氛围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却始终没有迁离上海的打算。鲁迅并不认为上海可爱，却又选择定居在此，是因为这座城市‘别有生气’，能接触到不少进步的文化人士，还有大量进步的青年作家涌现出来。上海可说是从事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最佳之处。”
笔者以为，鲁迅之所以选择寓居上海，除了因为上海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外，更多还是出于生活上的考虑。作为浙江文人，鲁迅因为对杭州的政治文化环境不满意而放弃在杭州居住后，上海几乎就成了鲁迅唯一的选择——毕竟上海的气候、物产、方言和风俗人情都与浙江相近，至少对之鲁迅不会感到陌生。此外，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生活条件自然更加优越方便。例如鲁迅喜欢看电影，其日记中对此有很多记录[224]。而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亚洲当时最繁华的都市，很多电影都是国内第一时间放映，可以最大限度满足鲁迅这不多的文化消费需求。许广平说过，鲁迅在上海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王璐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共看了149部电影，而他在定居上海的十年间就看了142部之多。据王璐考证，鲁迅看电影比较挑剔，虽然他平均每月看一部电影，但常看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外国电影，尤以好莱坞影片为主，国产片子他从来不看。看电影在鲁迅那个时代，应该还是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娱乐项目，而鲁迅从来都是去上海最好的电影院，买最好的票，并且一定要坐汽车去。他的理由是既然要娱乐享受，就要享受得舒服。所以看电影就要最好的视觉效果，看后也要很舒服地回家，挤公共汽车回去不就丧失所有看电影带来的快感了么？而且鲁迅看电影并非只是自己一家人去，常常请周建人夫妇或其他朋友一起观看，当然就要花费更多。当时的电影票普通座位的价格为每人二或三角，包厢则要每人一到两元。鲁迅一家连同其弟弟周建人一家至少五六口人，加上来回坐汽车费用，每次就要花数元大洋甚至更多，这几乎是当时上海平民一家三口半个多月的生活费，确实是比较昂贵的消费。无怪乎连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也非常羡慕鲁迅这样的娱乐活动呢。
鲁迅在上海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馆子，几乎当时上海最好的餐馆鲁迅都去吃过。他的观点和看电影差不多，就是要么不下馆子，要去就去最好的。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就是这样表述的：“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225]当然，这和鲁迅的收入较高有关。据今人陈明远的研究，鲁迅晚年到上海直至逝世期间，总收入为七万八千多元，平均每月七百多大洋，毫无疑问是文人中的高收入者。[226]这些收入其实就是鲁迅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不依附于任何政党，而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鲁迅的这些收入，也只有在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才有可能获得，这是鲁迅选择上海居住的深层原因。
不过，鲁迅虽然得益于上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播条件，却始终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排挤，特别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些文人的人身攻击，而鲁迅自己也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反击。例如他对“海派”的讽刺批判以及对国民党文化政策和御用文人的批判。此外，也有他对以“四条汉子”为代表之左派文人的讽刺和批判。
总之，鲁迅对上海的情感是爱恨交织的，假如不是为了谋生，鲁迅恐怕不会选择上海。不过，如果说鲁迅不喜欢上海确有理由的话，则作为浙江文人，鲁迅对杭州没有多少好印象就有些奇怪。
1909年初春，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因经济状况窘困，由欧洲返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此时周作人准备结婚，因此鲁迅的母亲希望鲁迅能够在经济上多帮助家庭。鲁迅只好迅速回国。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他这样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227]这次通信后，鲁迅被许寿裳举荐进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教授化学和生理学，这是他一生中在杭州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待了整整一年。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一年中鲁迅很少游览西湖。许寿裳曾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228]如果说鲁迅是因为习惯于大都市的繁华热闹才对西湖评价不高的话，则鲁迅从小生长在江南小镇绍兴，对于山水之美应当喜爱，那么西湖怎么会令他产生不过如此的印象呢？也许，鲁迅弟子川岛在日后所写《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中的一段话，多少可以解释这一困惑：“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在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到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小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再看鲁迅仅有的关于西湖的两篇杂感——《论雷峰塔的倒掉》与《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甚至在《论雷峰塔的倒掉》文末鲁迅仅用“活该”两字来作结尾，个人感情色彩极为浓郁。[229]在鲁迅的童年记忆中，对雷峰塔和白娘子的传说显然有深刻印象。然而，鲁迅为何认为雷峰塔“破破烂烂”，当另有原因。在另一篇《再论》中鲁迅也表示出同样“幸灾乐祸”的心情：“这消息（指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230]事实上，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经常带学生去西湖一带采集标本，做些植物学研究。[231]不可能看不到西湖的美丽风景。如此说来，也许鲁迅对自然风光确实缺少欣赏的兴趣，他后来在上海居住多年，居然就没有去过近在咫尺的虹口公园，就是明证。此外鲁迅在杭州任教时，竟然误认为雷峰塔就是保俶塔，也说明他对自然风景不够敏感。不过，对此笔者一直有疑问：鲁迅到过杭州多次，又曾在杭州任教一年，难道真的不知道西湖边上这最有名的两座塔？因为它们一南一北隔湖相望，雷峰塔如老翁，保俶塔如美人，一胖一瘦，是绝不可能弄错的。假如不是，那又说明什么？不过，鲁迅也许仅仅是不欣赏人工痕迹过于明显的风景，因为他笔下的江南水乡，还是被描述得极为秀丽迷人的，如小说《社戏》中的那些经典段落。
此外，鲁迅对杭州的印象不佳，可能与童年时他祖父周福清犯下行贿案被关押在杭州狱中，而他作为长房长孙不得不定期到杭州探望有关，那时的他又怎会有心情欣赏西湖美景？尽管八年之后祖父被释放出狱，但多年的打点行贿已经令周家衰败，这样的童年自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杭州成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疮疤，每一次到杭州都会唤起他内心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此景色再美又有何用？
对于鲁迅与许广平在结合之后的游杭州，《鲁迅日记》1928年7月12日有记载：“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有关这次杭州之行的具体情况，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以及郑祖樵所写《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记家父郑奠教授生前谈话》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前者较为人熟知，此处特将后者的文章引在下面：
1928年7月12日深夜，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由许钦文先生陪同，从上海乘火车到达杭州。事前，许广平有信来，说鲁迅先生受到两面夹攻，心情不太好。家父见信后，当晚就与同在杭州的章川岛、许钦文商量，大家的意见是邀请鲁迅夫妇来杭州住几天，换一下环境，或许心情能舒畅一些，许广平游杭州西湖的多年愿望也能实现了。家父提议先由川岛和钦文赴上海邀请，川岛提前一天回杭州，预订好清泰第二旅馆的床位。后来根据鲁迅先生的意见，订了三个床位，其中一个是给钦文睡的。鲁迅先生曾对家父和川岛说起，在火车上亏得钦文机头灵，那天，突然间四个丘八（兵）冲进车厢来，来势汹汹，说要捉拿通缉犯。他们手里拿着木壳枪，凶狠的眼光扫视着每个旅客。鲁迅心里吓一跳，这不是害怕，怕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钦文对丘八笑脸相迎，说他（指鲁迅）有传染病，去杭州看病的。这伙兵听说传染病，赶快就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家父到达清泰第二旅馆，鲁迅先生和广平还没有起床。广平听到外面有谈话声，就问钦文，谁来了？钦文回答说：郑奠来拜访了。广平不好意思地说：请他坐坐，请你泡杯茶。不一会，广平就出来了。家父是她的老师，所以她就说：老师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家父说：昨天晚上家里来了三位同学谈文学理论，所以昨晚没有来拜访，失礼、失礼。鲁迅先生在里面大声地说，你有事，何况是学生请教老师的事，应当的。接着，章川岛也来了。鲁迅先生对大家说：下午去西泠印社好吗？家父赞同说：好的，我邀请鲁迅先生、广平、川岛、钦文同往楼外楼午餐。饭后，就直接去西泠印社。鲁迅先生微笑着说：介石（郑奠字介石），你抢先了，真是捷足先登。我想在楼外楼表示一下答谢。10点钟，他们乘车去楼外楼。走进楼外楼，广平就急忙地问侍应生，西湖醋鱼有几种？侍应生答道：只有一种，但有大、中、小之分。鲁迅先生吃了几块醋鱼肉就说：鱼肉很嫩，味道鲜美。真是美食何处有，天堂算一家。鲁迅先生对家父说：真想不到，一个姓蒋的介石通缉我；一个姓郑的介石请我上楼外楼，还让我坐上席。一字之差，相差何其之大。鲁迅先生的话，引得大家笑开了。饭后，家父拉开皮包，拿出一条高档香烟。鲁迅先生见了说：你买介高档的烟，太破费了，其实，我是吸普通烟的人，高档烟我买不起，也吃不惯，犹如牛吃薄荷不知其味。饭后，他们去西泠印社。路上，川岛对广平说：你看荷花多漂亮，西湖荷花有名气，红荷花鲜艳，白荷花纯洁，还有那些红白两色的杂交荷花，更是非常美丽。荷花浑身是宝，它的根就是藕，可制作藕粉，是滋补品。果实就是莲子，营养价值很高。西湖藕粉是杭州特产之一，销路甚广。在西泠印社茗谈了二个多小时。广平坐下来就问家父：老师，西泠印社的创始人、首任社长是吴昌硕先生吗？他是我国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也有人称他是我国近代著名艺术大师。西泠印社是1903年正式成立的。对吗？吴昌硕先生家境贫寒，家庭靠耕耘度日，可是他幼年喜爱读书，中过秀才，后来他绝意科举，专心艺术活动，刻苦学习金石篆刻，他自己曾谦虚地说：“三十岁学诗，五十岁学画。”他画过一幅《钟馗图》，讽刺当时“人少鬼多”、群魔乱舞的社会。这幅图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说过，吴昌硕的“钟馗图”是精品，画得很好，好就好在他敢于讽刺、战斗性很强。我十分欣赏。家父听后说：广平，你对西泠印社了如指掌，是否看过有关吴昌硕先生的生平介绍和西泠印社的历史资料？还是先生（指鲁迅）给你上过课？广平羞答答地说：我看过吴昌硕艺术大师的生平介绍和西泠印社的历史资料，也听过夫君的课。广平一语失天机，引得大家大笑。鲁迅先生高兴地说：西泠印社好书多，我们去看看。大家陪着他看书、买书，鲁迅先生买了四本书（即汉画象拓本、《侯愔墓志》、《贯休画罗汉石刻象》、《摹刻雷峰塔砖中经》）。鲁迅先生和广平各自捧着二本书，鲁迅先生问介石：你买了几本？介石答道：买了四本。鲁迅先生哈哈大笑说：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真兄弟也！此行收获不少。
14日，应许钦文之邀，鲁迅先生、广平、川岛等人同往三义楼午餐。席间，广平问郑奠教授：杭州有一首壁诗，我念出来，请老师评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郑奠说：这是林升写在一家杭州旅店墙上的诗，当时南宋统治集团被金兵赶到江南，在杭州临安立都。他们忘掉国难，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壁诗勇敢地讽刺南宋统治者这种腐朽生活。四句诗采用写景、写情的交错手法，表达了作者沉痛悲愤的心情。15日，鲁迅先生邀请介石、川岛、钦文、小燕、星微等人在楼外楼午餐。鲁迅先生高兴地对大家说：五十多天前，我和广平结婚了。今天请大家吃饭，虽非喜酒，但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大家热烈鼓掌，郑奠站起来说：我代表大家向鲁迅先生和广平祝贺，祝你们永远幸福，早得贵子！饭后大家一起去虎跑泉。广平感到很新鲜，问这问那，忽然好像想起什么说：美术大师李叔同先生是在这里出家的吗？家父告诉她：听说，是这样。我们浙大的丰子恺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多次到虎跑恳切请求老师还俗，可是，李叔同先生决断地说：“出家容易，回家难。我已落发，回不了家。”边说边流泪，直至泣不成声。看来，他出家是痛苦的。还说最对不起的人是日本夫人。这些传言没有考证，所以，只能局限于小范围内谈谈，不能书传。许广平不断点头，鲁迅先生也听得出神。大家的心情也很沉重。为了让大家玩得高兴一点，钦文问广平：虎跑泉的水有满头，不外溢，何故？广平答道，矿物质多，对吗？川岛说：对的。钦文当老师吃瘪了。
家父告诉我：16日，因学校召开科系主任会议，他没有陪鲁迅先生游杭州。17日晨，鲁迅先生和广平回上海，大家托许钦文送行。告别时，许钦文代表大家祝鲁迅先生和广平一路顺风。
2004年5月
从上文对鲁迅此次去杭州的回忆看，至少这一次鲁迅对杭州还是有很好印象的，这既体现在他对杭州的风景之美的赞美与欣赏（特别是虎跑之游）上，也体现在他对杭州的美食、文化（逛西泠印社、抱经堂书店）、特长等方面的赞美上。自然，这和是蜜月之游心情愉快有关，无论怎样，鲁迅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和许广平的结合，迈出了人生路上的关键一步，当然值得纪念。
西湖最惹文人恋
不过，浙籍文人群体中除鲁迅以外很少有人会不喜爱西湖，尽管具体评价不同，但都不吝赞美之辞。出生在钱塘江上游的郁达夫对西湖更是怜爱有加，只因为他在杭州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
郁达夫的故乡是富阳，以富春江而著名。郁达夫曾自述对故乡的记忆：“不晓得是在哪一本俄国作家的作品里，曾经看到过一段写一个小村落的文字，他说：‘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的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前面有一条富春江，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这一段文字来形容。”[232]为了求知，郁达夫和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必须离开故乡。1910年，郁达夫考入杭州府中学堂，据他说杭州府中是当时中学堂中最难考的一个。在等待发榜之前，初来杭州的郁达夫自然“落得去游游山玩玩水”，也就在那个时候，西湖给他留下了“消魂之窟”的大好印象。以至于三十年后，他回忆起杭州的景物频频感叹，“觉得旧日的杭州，实在比现在，还要可爱得多”。
对于杭州，郁达夫也有他独到的见解：“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如此一来，杭州成了郁达夫的第二故乡。在他的集子里有《杭州》《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还乡记》《还乡后记》《说杭州人》和《移家琐记》等大量杭州题材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杭州对西湖的无限热爱：“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而且，郁达夫最爱秋后的西湖：
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教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棹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滓的地步。（《里西湖的一角落》）[233]
恐怕西湖之秋，也只有在郁达夫的笔下才能如此娇媚而有灵韵。沐浴在秋日的夕阳中，坐在临水的阁楼上，望望湖水，喝喝清茶，抽几口烟，喝几壶酒，怕就是人生的极致了吧。
1933年至1937年，郁达夫一直留住在杭州，既为逃避政治迫害也为养家糊口。郁达夫初到杭州，寓居在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一幢朝西的中式楼房里，离西湖实在不远，也使得他有更多的诗文情怀奉献给西湖。郁达夫善于写小说，然而也以散文见长，在他笔下杭州的青山、秀水与人群都值得细细品嚼。郁达夫向喜独处，吴山最是他喜爱之地。“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像一面圆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234]西湖遇上吴山，在郁达夫看来便也黯然失色了。郁达夫对于吴山如此钟情，恐怕还在于吴山颇为僻静，与他习惯孤独的性情相合吧：
自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是变了我的野外的情人，凡遇到胸怀悒郁，工作倦颓，或风雨晦暝，气候不正的时候，只消上山去走它半天，喝一碗茶两杯酒，坐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恢复元气，爽飒地回来，好像是洗了一个澡。……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闲空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城里的吴山》）[235]
郁达夫属于不爱热闹之人，因为独自想要僻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自然这幽幽空山是他独爱之地。平日里，城隍山算是走得顶多的石山了，然而杭州石山众多，玉皇山、花坞、皋亭山（半山）也都是他经常踏青的地方。一次晴秋的午后，郁达夫与友人上山吃茶，一边谈着一边走着，竟觉着四周的山和脚下的水“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走到山间停步歇脚吃茶时，这山中的清气浑然与他融为一体：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罢，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去了。谷里虽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赴夜宴而铺陈着浓妆的样子。（《半日的游程》）[236]
曾被郁达夫喻为“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的花坞也需值得一提。花坞在西溪，尽管“幽深清绝”，却也因道路坎坷、过于偏僻而少有人去探访，唯独郁达夫喜爱这花坞：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花坞》）[237]
清代诗人吴本泰曾隐居杭州西溪，有花坞词一首《菩萨蛮·花坞》：“停舟蹑磴寻花坞，娟娟戏蝶迎人舞。花艳却深藏，千松与万篁。蜂窠禅舍密，咫尺遥相隔。才见几枝花，林钟催暮霞。”郁达夫笔下的花坞更似一处世外桃源，虽清隽幽绝却是意蕴绵长，淡雅淳美。
在郁达夫的散文、小说和日记中，不仅处处可见对杭州风景的赞美，也可明显看出自然风景对于他创作过程以及创作心理的深刻而微妙的影响：
秋后的西湖，自中秋节起，到十月朝的前后，有时候也竟可以一直延长到阴历十一月的初头，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里西湖的一角落》）
前月二十八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半为养病，半为逃命，到今朝已经有五天了。梦里的光阴，过去得真快。日日和映霞痴坐在洞房，晚上出去走走，每日服药一帖，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这几天的生活，总算是安乐极了。（1927年6月1日日记）
午后天略放晴，有孙氏夫人来访，三点后和王母、映霞及保童等出游西湖。先至三潭印月，后过西泠印社平湖秋月。天上淡云微雨，时弄游人。傍晚归来，看见东北半天晴色。淡似虾背明蓝，保俶塔直立在这明蓝的画里，美不可以言喻，至湖滨后，雇车到金刚寺巷，已经是野寺钟声齐动的时候了。（1927年6月18日日记）
午前，收拾在杭州所买书籍，装满两筠篮，还觉搁不起，大约共计买书数十元，因为是中国书，所以有如此之多。
访前在北京时所授徒，伊等已在杭州抢得一个地位了，谈了半天，自伤老大。
天气很好，热而不闷。且时有和煦之风吹来。午饭时饮酒一壶，饭后洗澡睡午觉，五点钟醒。仰视青天，颇有天下虽大，我欲何之之感。在杭州住将一月，明日早车即去禾，大约在嘉兴游鸳湖一周，将附夜车到上海，客杭日记一卷，尽于今日。（1927年6月24日日记）
至于下面郁达夫这篇短文，更值得研究作家创作心理者特别关注：
寂寞的春朝
大约是年龄大了一点的缘故吧，近来简直不想行动，只爱在南窗下坐着晒晒太阳，看看旧籍，吃点容易消化的点心。今年春暖，不到废历的正月，梅花早已开谢，盆里的水仙花，也已经香到了十分之八了。因为自家想避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饭后瞌睡一醒，自然只好翻翻书架，检出几本正当一点的书来阅读。顺手一抽，却抽着了一部退补斋刻的陈龙川的文集。一册一册的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叠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
读读古书，比比现代，在我原是消磨春昼的最上法门。但是且读且想，想到了后来，自家对自家，也觉得起了反感。在这样好的春日，又当这样有为的壮年，我难道也只能同陈龙川一样，做点悲歌慷慨的空文，就算了结了么？但是一上书不报，再上，三上书也不报的时候，究竟一条独本，也支不起大厦来的。为免去精神的浪费，为避掉亲友的来扰，我还是拖着双脚，走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
自从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真对我发生了绝大的威力。心中不快的时候，闲散无聊的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风雨晦冥的时候，我的唯一的逃避之所就是这一堆看去也并不高大的石山。去年旧历的元旦，我是上此地来过的；今年虽则年岁很荒，国事更坏，但山上的香烟热闹，绿女红男，还是同去年一样。对花溅泪，怕要惹得旁人说煞风景，不得已我只好于背着手走下山来的途中，哼它两句旧诗：
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
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
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
走到了寓所，连题目都想好了，是《乙亥元日，读陈龙川集，有感时事》[238]
1935年2月4日
之所以说此文值得研究文人创作心理过程者给予格外的关注，是因为它把文人与自然风景之间那种俨然心心相印、“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关系和整个过程描述得十分细致。综上所述，可以说郁达夫是最懂得欣赏大自然之美的文人之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郁达夫身上似乎较之鲁迅有更多陶渊明式的“隐士”之风。
而且，郁达夫对于自然之美与文人创作和传播的关系，也有极为透彻的理解，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是下面这首小诗：
楼外楼头雨似酥，
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
堤柳而今尚姓苏。
再看另一位浙籍文人俞平伯。他是浙江德清人，却出生在苏州，后一直在北京治学并参与新文学运动，1920年初与傅斯年同往英国留学，同年四月回国后至1924年，一直住在杭州，他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湖楼小撷》《清河坊》《雪晚归船》等散文即为此间所作。俞平伯的文字舒展柔媚、情景交融：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它的去时，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妖冶尽成虚掷了呢。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在方棂内彷徨着。（《湖楼小撷》）[239]
这雨是“肥雨”，这春光亦是“翩翩而集”，在俞平伯看来，西湖的一切都是温文尔雅，不多一分矫情也不少半点婀娜的。此外，俞平伯既然对南京和杭州都极为熟悉，自然免不了将两处美景做几番比较：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用老旧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风”，秦淮河的是“闺房之秀”。何况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风雨来时还不免虚度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240]
朱自清曾以为西湖的夏夜是热蓬蓬的，湖水像是“沸着一般”，然而秦淮河的水却是“冷冷地绿着”，似乎与俞平伯的“林下之风”和“闺房之秀”有些矛盾。其实西湖有她的秀美与空灵，春丽、夏热、秋静、冬寂，四季各有其独特之美；秦淮河却似一位小家碧玉，来不得半点躁动与不安，多的是她的妩媚与多情。
浙籍文人中还有一位施蛰存，他对杭州也始终有一种美丽的记忆，且看其1922年日记中的片断：
（阴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后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几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了望，方知是夜渔也。欻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阛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
显然，只有对杭州真心热爱且有深刻了解者，才能写下如此富有诗意的文字。
说到杭州对文人的吸引力，则不能不提杭州的美食。杭州菜名为“杭帮菜”，其实该算是浙菜。民国时期，杭州的饮食业已经逐渐兴盛，杭州菜也逐渐分为两大流派，一种以楼外楼、天外天等西湖名胜古迹景点的名菜馆为代表；另一种则是服务大众的平民菜。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宋嫂鱼羹、清蒸鲥鱼、叫花童鸡、西湖莼菜汤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菜。俞平伯曾在杭州四年，吃遍杭州美食当不在话下。且看他笔下的杭州美食：
莼鲈齐名，词中“乳莼新翠不须油”句说到莼菜，在江南是极普通的。苏州所吃是太湖莼。杭州所吃大都出绍兴湘湖，西湖亦有之而量较少。莼羹自古有名。“乳莼”言其滑腻，“新翠”言其秀色，“不须油”者是清汤，连上“烹鲜”（醋鱼）亦不须油。此二者固皆可餐也。
醋鱼以外更有醉虾，亦叫炝虾，以活酒醉，加酱油等作料拌之。鲜虾的来源，或亦竹笼中物。及送上醉虾来，一碟之上更覆一碟，且要待一忽儿吃，不然，虾就要迸起来了，开盖时亦不免。
醋鱼之外如响铃儿，其制法以豆腐皮卷肉馅，露出两头，长约一寸，略带圆形如铃，用油炸脆了，吃起来花花作响，故名“响铃儿”。“儿”字重读，杭音也。……即如“响铃儿”，家仿者黑小而紧，市售者肥白而松，盖其油多而火旺，家庖无此条件。（《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241]
丰子恺是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中较为特殊的一位，是文学、绘画、音乐和翻译全能的艺术家。他曾经请俞平伯为自己的《子恺漫画》作跋文，从未见过丰子恺的俞平伯仅凭前者的文字就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不曾见过您，但是仿佛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俞平伯的感叹是中肯的，丰子恺性情温雅，为人朴实沉稳，在杭州许多年，也结交了众多文人墨客。丰子恺自言他与杭州的交情：“老家在离开杭州约一百里的地方，然而我少年时代就到杭州读书，中年时代又在杭州作‘寓公’，因此杭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丰子恺写过许多关于西湖的散文，也经常在西湖边饮茶、写生，畅游心神：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画画，特别喜欢画人物，画的时候一定要写生，写生的大部分是杭州的人物。我常常带了速写簿到湖滨去坐茶馆，一定要坐在靠窗的栏杆边，这才可以看了马路上的人物而写生。湖山喜雨台最常去，因为楼低路广，望到马路上同平视差不多。西园少去，因为楼高路狭，望下来看见的有些鸟瞰形，不宜于写生。茶楼上写生的主要好处，就是被写的人不得知，因而姿态很自然，可以入画。马路上的人，谁仰起头来看我呢？（《杭州写生》）[242]
丰子恺师从文化大师李叔同，二人既为师生又是至交，丰子恺对于艺术的执念也是源自于恩师的感染，弹钢琴、画素描，甚至还爱上了篆刻。丰子恺喜爱写生，在自传中也反省自己中学时期的最后两年里，“时常托故请假赴西湖写生”，如此一来，学业是将近荒芜了，只是这难能可贵的兴趣被保留了下来。
丰子恺不仅擅长画画，其散文也是篇篇绝妙。他的文章内蕴真实动人，毫无半点虚浮与华丽，如《杨柳》《山中避雨》《西湖船》《湖畔夜饮》所表现的西湖，正如他的素描一般干净透明、真实自然：
我赞美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杨柳》）[243]
丰子恺为人谦逊和气，没有多余的修饰。他的朋友圈极为广泛，几乎与他接触过的同代人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缘”也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丰子恺受李叔同影响很大，曾这样评价后者：“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244]由此可见李叔同在学生丰子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当李叔同出家皈依佛门众人不解之时，只有丰子恺表示出对此的理解，且由此感悟出生活之三层境界：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第一层次无须多谈。他将“专心学术文艺”的人归属于第二层，比如“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全身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与欣赏，填补暂时欲求的虚空，他也将自己放在这一层。然而第三层是“探求人生的究竟”，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此种欲求属于宗教的领地，他认为李叔同已经站在了这一层。
也许是艺术家的眼光和我们不同的缘故吧，丰子恺对于西湖美丽风光自有其特殊的看法。他曾写过一篇《实行的悲哀》，其中特意在结尾处由对西湖风景的“近看不如远观”，联想和生发出对于人生社会的感慨，极为精彩：
人事万端，无从一一细说。忽忆从前游西湖时的一件小事，可以旁证一切。前年早秋，有一个风清日丽的下午，我与两位友人从湖滨泛舟，向白堤方面荡漾而进。俯仰顾盼，水天如镜，风景如画，为之心旷神怡。行近白堤，远远望见平湖秋月突出湖中，几与湖水相平。旁边围着玲珑的栏杆，上面覆着参差的杨柳。杨柳在日光中映成金色，清风摇摆它们的垂条，时时拂着树下游人的头。游人三三两两，分列在树下的茶桌旁，有相对言笑者，有凭栏共眺者，有翘首遐观者，意甚自得。我们从船中望去，觉得这些人尽是画中人，这地方正是仙源。我们原定绕湖兜一圈子的，但看见了这般光景，大家眼热起来，痴心欲身入这仙源中去做画中人了。就命舟人靠平湖秋月停泊，登岸选择坐位。以前翘首遐观的那个人就跟过来，垂手侍立在侧，叩问“先生，红的？绿的？”我们命他泡三杯绿茶。其人受命而去。不久茶来，一只苍蝇浮死在茶杯中，先给我们一个不快。邻座相对言笑的人大谈麻雀经，又给我们一种罗唣。凭栏共眺的一男一女鬼鬼祟祟，又使我们感到肉麻。最后金色的垂柳上落下几个毛虫来，就把我们赶走。匆匆下船回湖滨，连绕湖兜圈子的兴趣也消失了。在归舟中相与谈论，大家认为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现在回想，世事都同风景一样。世事之乐不在于实行而在于希望，犹似风景之美不在其中而在其外。身入其中，不但美即消失，还要生受苍蝇、毛虫、罗唣，与肉麻的不快。世间苦的根本就在于此。
事实上，丰子恺在将人生对宗教的获得放在最高层面这一点上，与王国维欲求之人生最彻底解脱是相通的。丰子恺曾经翻译过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后来才知道鲁迅同时期也翻译过此书，想必这两位留学过日本的学者都曾关注过厨川白村此人。与鲁迅不同的是，丰子恺选择翻译此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认为译者与作者的心灵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默契。丰子恺指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245]这二重人格指的是成人具有的世俗的虚伪、冷酷、实利与天真、热情、不通世故的双面性格。实际上，他认为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每个平凡人心理的折射，然而他的反省却是高于众人，因为他意识到现实的苦闷可以发泄于文艺创作之中，因此，丰子恺骨子里暗含着厨川白村式的压抑。这在他的《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一文中是有所反映的。只是丰子恺对于苦闷的发泄乃至心神存有某种“佛性”的理解，是与王国维的欲求之解脱存在差异的。王国维将人生苦痛之根源归咎于叔本华之钟摆理论下的欲念，此欲念似乎只有通过皈依佛门（即出家）这一道路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才能得到解脱。丰子恺则不同，他认为人生苦闷的根源在于童年时期自由奔放的性情长大之后受世智的压抑而未能发展。在他看来，成人的一切行为都在泯灭过去的童性，因而在他笔下时常出现各种儿童的至真至诚的性情，他的漫画也都时常选择儿童作为表现对象。
在杭州期间，另一位对丰子恺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夏丏尊。《子恺漫画》是丰子恺一部潜心之作，在卷首语中他回忆起夏丏尊先生对他的鼓励：“有一次，住在我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偶然吃饱了老酒，叫着‘子恺！子恺！’踱进我家来，看了墙上的画，嘘地一笑，‘好！再画！再画！’我心中私下欢喜，以后描的时候就觉得更胆大了。”[246]夏丏尊是教授国文的，丰子恺坦言：“以往我每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在丰子恺读师范时，校长还是经亨颐。之后夏丏尊离开师范回到他的老家上虞，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在多位人士的热忱帮助下，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顺利筹建了起来。经亨颐任校长，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等文化界的名人也都被聘请过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丰子恺。这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常在一块聚会，朱光潜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以及丰子恺都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247]这里我们看到文人聚会交往对其文学活动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对于文人来说，这也制约着他们在相同或相近的创作或学术道路上前进。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文人因其特殊的敏感，可以因一些日常琐事获得创作的灵感，而这些琐事在普通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普通也太常见，以至于人们早已对它们熟视无睹。其实，相对于成人，儿童反倒容易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丽和诗意。朱自清与丰子恺各自写过一篇名为《儿女》的散文，虽然作为父亲他们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然而有一点他们都认同：保留孩子的童心。丰子恺在《儿女》中顿悟：儿童“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们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248]丰子恺意识到，孩子有着独具一格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正是成人日后被逐渐消磨去的纯真与趣味。朱自清也感慨道，孩子的将来怎样，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所能够做的只是培养孩子的基本力量——胸襟与眼光。未来的事，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孩子们各尽各的力去。[249]两位父亲的肺腑之言，都是他们自己所未能完全做到而寄望于子女的吧。
当朱自清1920年5月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对人生的彷徨之感是他的主基调。然而一年后的5月，西湖里荷花争艳时，朱自清的长女采芷降临在杭州，自此，他的新诗与散文中增添了许多温暖色彩。新诗《人间》表达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感受，《湖上》则描写了西湖上少女给诗人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白衣的平和女神们
随意地厮并着——
柔绿的水波只兢兢兢兢地将她们载了。
舷边颤也颤的红花，
是的，白汪汪映着的一枝小红花呵。
……
白云依依地停着；云雀痴痴地转着；
水波轻轻地汩着；歌声只是袅袅娜娜着；
人们呢，早被融化了在她们歌喉里。
……[250]
如此欢愉与平和的心态，只有尽享天伦之乐者才会自然流露。
朱自清在杭州的几年，时常与友人泛舟湖上，畅谈人生。1921年夏，曾任杭州《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因事转到杭州，正是朱自清帮助其日常生活：“一九二一年的一个夏天，那时他已经毕业离校，在杭州师范教书，我因事从北平到杭州去。我虽是一个浙江人，却是头一回到杭州，连住客栈也不晓得住在那里，我住在钱塘江边南星的一个类似过塘行的小客栈里。他劝我搬，同我去搬到旗下就是西湖边的一所旅馆里来。他照料我，指导我，既细致，又体贴。他领我逛西湖，他帮我解决问题，他和我上天下地的谈；我离开杭州到别处去了，他还替我转信。”[251]
同年10月，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杭州的一批学生发起组织了晨光文学社，并邀请朱自清和叶圣陶担任顾问。冯雪峰回忆说，“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252]其中，发起人汪静之是文学社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部诗歌集《蕙的风》就请朱自清为其作序，朱自清也确实在很多方面给予其赞美和指导，显示出朱自清不拘一格培养学生的教育方法。
在朱自清笔下，西湖永远都是意蕴丰富的。它若完美，只因看湖人的心境完美；若不完美，则是源自看湖人的心思颓废。一个冬日，他与叶圣陶等人夜游西湖，对此他在《冬天》里回忆说：
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253]
十多年了，当年那月色的美依旧令他怦然心动，多少与他那时愉悦的心境有关。1922年6月间，朱自清与俞平伯等人畅游西湖三日，此次畅游却不同于往日里心情的宁静，之后他写出了长诗《毁灭》。在前言中，朱自清这样叙说《毁灭》写作的缘由：“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254]究竟是什么令他在黑夜里踟蹰不前，做一番痛苦不堪的思想斗争呢？在11月7日朱自清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实际上做了自我剖白：
我自今夏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极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我从前不曾深切地感着过这些，这回却碰着机会了。我一面感到这些，一面却也感到同程度的怅惘。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255]
只有“转向”才能使自己安心，朱自清终于找到了心里郁结的原因。他的“怅惘”以及怅惘之后引起的“空虚”，全然都是因为没有注重眼前，而只追求茫然远大的事业（或者说面对“五四”的落潮，如何将新文学发展下去），“时时只是做预备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因此，只有将这种念头泯灭，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踏实的落脚点——
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只顾“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256]
《毁灭》引发了诗人的一连串思维，从怅惘转向空虚再转向务实，以致最后悟出了“刹那主义”的生活态度。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实行，是对过去与未来的否定，注重眼前，并尽可能地使这一时刻的作用力发挥至最大。因此，他主张在行为上实行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此外，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俄国作家蒲宁的“永恒的刹那”。在某种意义上，刹那也是永恒，只是它们所承载的价值立足于两个层面。蒲宁的“刹那”是指短暂的瞬间所展现的永恒的生命感觉，而朱自清的“刹那”则是一种务实的行为，一种做人的处事方式，更多是针对“五四”落潮后智识分子怅惘心态的一种反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答复。
或许，生活在杭州西湖，本身就是消磨人的意志力与上进心的。郁达夫迁居杭州后，曾致信上海的杜衡述说在杭州的心境：“自到杭州之后，习于疏懒，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知是否因为少了刺激。”[257]郁达夫的自省不是没有道理，与上海的车水马龙相比，西湖的山水人文似乎都停留在宁静的时空中，和谐安谧。当年徐志摩陪伴访华的泰戈尔一路来到杭州，畅游西湖时，竟然在一处海棠花底下通宵达旦地作起诗来，以至于梁启超作了一首联句：“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徐志摩对西湖很是熟悉，“与曼（指陆小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陆小曼喜爱交游，一到了山间便欣悦至极，“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曼不禁狂喜，急呼采采。迈步上坡，踬亦弗顾，卒集得一大束，插戴满头，抵理安天已阴黑，楠林深郁，高插云天，到此吐纳自清，胸襟解豁”。[258]
另一位浙籍大才子陈布雷夫妇于1932年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住在西湖边宝石山东南的小莲庄，雅号“坚匏别墅”。此地依山傍水，尽得湖山之美景。陈布雷对此居所十分满意，与家人游山赏水之余，还去北山街上的西湖电影院看电影。之后几年里，他偶尔回到杭州休养身体，也不忘走入这青山秀水中去，《畏垒室日记》里这样记载：[259]
以天时晴美，允默（指陈布雷之妻）提议往游玉皇山，视时计已将十时，恐来往路远归来在午餐后，乃改计率幼侄思佛登宝石山。出门遇任天来访，遂与同游，在塔下休憩多时，购果物分食之。任天以出处询予意见，劝其安心任事，不汲汲求功，旋即别去。予等乃向西行，拟往初阳台，以初晴积雪未融，道阻不可行，乃改从东道经疗养院下山。复循山下小径出石塔儿头，遣思佛随训清先归，予等再经白堤绕道孤山而归。望兄适下值，相遇于断桥之侧，遂同游焉。一时回寓午餐。（1936年1月4日）
傍晚寒甚，无聊，约黎叔、贞柯等，往清和坊顺兴饭店小饮，吃鱼头豆腐。允默近来不多饮酒，今晚亦勉尽三爵焉。（1936年1月7日）
阴雨七日，今日天竟放晴，晨起依楼眺望，南山犹在烟雾笼罩下，日光耀激，景色甚丽。十时后。云渐散，红日满湖，晴窗独坐，畅然恰适。……午后，子翰来寓，旋黎叔、酉生亦来，以天时晴朗，约游灵峰看梅花，本约贞柯、四弟同往，以史地学会开成立会无暇。余等二时三十分以汽车抵玉泉，望兄同游，舍车而步行，四十五分钟抵灵峰寺，坐补梅庵甚久。寺内外梅花均未放，萼亦未绽也，而游人独多。（1936年1月12日）
午后二时三十分，偕允默，挈细、怜两儿出游湖滨，眺望雪景，登孤山，循西泠桥回。在西泠桥侧远眺南山残雪，其景状最幽美，惜孤山梅花尚未放也。五时，赴市理发。旋应祖望诸君约，晚饭于三义楼，左湖先生来会饮，九时归。（1936年1月16日）
偕允默，携怜儿、积皑出外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花港观鱼处，有电影演员一队，拍摄外景，雇一舟作敲冰之戏，间有一二人携碎冰向凝冰之湖面抛掷之，冰随碎随溜，至五、六丈以外者戛然作金声，极可听。至净慈寺附近，觉腿倦，即雇车归寓，已十二时三十分矣。（1936年1月18日）
上述日记是陈布雷1936年1月的其中几则，此时他患有脑病，每日由西湖医院医师注射药物一针以维持精神，其妻允默身体也不见佳。二人选择在杭州休养，除去政治因素外，闲适安宁的生活环境和西湖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是一大因素。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陈布雷的心境无不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天容阴沉则使其病体难痊，晴空万里则令他心神舒宁，这也反映出文人偏向感性的情状。这休假的十多天里，谈政之余的陈布雷偕同家人或是朋友出游西湖数次，兴致袭来则是饮酒谈梅，无不乐乎，无聊时则约同几位友人去往饭馆，闲适的日常生活实在给予了这位国民党“文胆”无尽的灵感。
最后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如果陈布雷晚年退出政坛定居杭州的话，那么他还会自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