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王国维对叔本华的一生有这样评价：“更有可注意者，叔氏一生之生活是也。彼生于富豪之家，虽中更衰落，尚得维持其索居之生活。彼送其一生于哲学之考察，虽一为大学讲师，然未几即罢，又非以著述为生活者也，故其著书之数，于近世哲学家中为最少，然书之价值之贵重有如彼者乎？”据王氏此言，我们在研究学者之治学及学说时，也不能忽视其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因此，本章以评述王国维的日常生活为基本内容，试图以此发现其深邃的内心世界。
我们所关注的，首先是王国维投水自杀的原因，以及这个念头萌生于他头脑之中的时间。对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目前较被认可的说法有罗振玉之“殉清说”、陈寅恪之“殉文化信念说”、郭沫若之“罗振玉逼债说”和“性格悲剧说”等。然而，王国维之死带给我们的沉思并不仅仅停留于此。王国维实属于理智极强智慧极高之人，他的自杀应当不是纯粹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王国维的自杀如果不发生于1927年6月2日，也必定发生于另一个时间，因为他对自杀之事早已做出决定。而其生平中所经历和听闻他人之死亡事，也必然对其有着诸多暗示作用。
与鲁迅、钱玄同等人不同，王国维现存日记很少，所以其生平之情况大多只能通过他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来了解。在现存王国维书信中，他与罗振玉往来的书信最多也最有研究价值。第一封值得关注的信，是王国维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函，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明年拟作《说文古文考》，此书恐须百页方能了之。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书《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贼拷掠昏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163]
写此信之时，王国维撰写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已始脱稿并将编入《观堂集林》中。而这期间罗振玉远在日本，王国维在与其通信中除了讨论学问和时局状况外，还有替罗振玉物色书画文物内容。此信中提及书画是王国维在前清旧家黄再同遗孀出售的书画中发现的，王国维一时兴奋，遂致信罗氏。这篇跋文出自清初文人曹倦圃（1613—1685），据考证，曹氏曾被李自成部下严刑拷掠，才在此文中描述了他被拷掠后绝望的心理状况。而王国维一句“此跋甚有味也”的感叹以及“溺水垂死”一语，让人不禁联想到十年后王氏自沉昆明湖的情状。
通常王国维极少在书信中探究宗教经义，而这篇《心经》跋文却被王氏在书信中特意提及，实在不能不说毫无原因。王氏的清华弟子、著名学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开篇第一卷即评介了王静安（王国维）先生之自沉，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
“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164]
可见，王国维在其生命中最后十年间当与友人或弟子讲述过这篇跋文，也曾有试图探疑的想法。
不过罗振玉回复此信时，却没有关于这篇跋文的任何回应。1916年12月21日，罗氏回复王氏两函，第一函开始便提及黄画一事，罗的回应是：“黄画事，私意必售，惟东币改算中币，不知价落几许。”[165]另外，罗氏又提起“此间近红叶大佳”“恨不获与先生同赏也”，可谓兴致大好。但两函中均未有回应溺死前一刹那之感的内容，这与王国维的“甚有味也”大相径庭，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的性格境界实在有所不同。
其实，比此信更早一些，即1916年2月9日，王国维在由日本返回上海途中，其船上就有一人跳海自杀。此事给王国维刺激极大，以致他在《丙辰日记》中特意记录此事：
早十时起船已至平户岛。十时余将入长崎口。船内三等客中有一人蹈海自尽。闻其人年二十余，浪费主人千余金，因谋自杀。昨日作遗书数通，旁人知其事，因监视之，竟以小疏脱身投海。船因停驶，下舢板寻觅，卒不可得。[166]
这里之所以要提及王国维书信以及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两件自杀事，并不是因为王国维一生仅仅对这两件死亡事有深刻印象——其长子之死显然对他刺激更大，而是因为他所记的这两事均为投水自杀。其次，重要的还在于王国维不仅将这两件事记录下来，而且还愿意和好友及弟子分享，这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以及对自己如此迷恋这样事件的担心或者说——恐惧。
当然他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想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散去或者看淡此类想法，这才是他欲与他人分享此类事件的原因。可惜，他的诉求没有得到认真的回应，于是这种念头继续潜藏其内心深处，直至他最后的纵身一跳。
自然，对于通过治学或者学术的转向获得心灵的解脱，王国维一直没有放弃。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曾坦言：“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167]王氏青年致力于哲学，中年青睐文学，而晚年又转向经史之考证学，从如此曲折的求学之路不难看出，王氏是个理智与感情都极高之人，一直探求最适合自己调试又最能解决内心困惑的学术领域。浦江清曾有言：“人之禀赋，有极强之理智，必有极强之感情；有极强之感情必有极强之理智。有其一而不备其二者，则必非真理智真感情。”[168]王国维感情之浓烈全然倾注于文学诗词及相关研究之中，至《人间词话》达到高峰；理智之深邃则表现于其对西方哲学的阐释和对甲骨金文、敦煌文字等的考据之中。可以说，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理智与感情相互促进，而非此消彼长。
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曾谈及意志论问题，他认为意志样式有两种：“一种是生命冲动的意志，它规定了人的日常生活旨趣；另一种是精神的意志，它阻止生命冲动的盲目力量。”[169]而这两种样式则分别指向感情与理智。人的生命有机体必然包含“身体”与“心灵”这两个部分，而感情与理智则同样散布于此二者中。以此来看，王国维属于感情与理智都“极强”之人，在导致其自杀的诸种原因之中，恐怕同时触动感情与理智者当源于其生活中的日积月累，而王氏与友人的书信就是我们洞察其日常生活状况以及情感变化最真实的资料。
现存的王国维书信主要集中于《王国维全集·书信》和《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最后十年的日常生活（包括其日常人际交往、他与家人的身体素质状况、家庭经济收支等情况）颇为复杂，很多事件都表明，他最后走向自杀绝非偶然。舍勒在《论悲剧性现象》中曾着重分析了自杀这一现象。他认为自杀的发生要基于三个条件：在生存时间中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之中；随之，在生存的价值关系中，某一个体性事件导致某一价值的必然性毁灭时，悲剧性现象就出现了。[170]王国维的悲剧既有其殉文化信念的一面，又有其日常世俗性的一面，日积月累的量变最终导致了自杀这一具有历史性的质变的发生。
通常书信记录的是至少两人之间的言语，它是一种对话，是并非一个人支配的对话，是“在创造一种公共的语言”（伽达默尔语）。但私人信件也可以有很多极具私人性的内容，并且书信大都有确切的写信与收信日期，绝大多数真实性程度还是值得信任的。有鉴于此，在王国维基本上没有日记的情况下，书信可以说是他日常生活的记录。根据《王国维全集·书信》[171]，笔者发现他写于1916年的信件最多，有90封，而这一年（民国五年丙辰）正是王国维40岁之年。王国维30岁之前致力于哲学，30岁之后则转向文学，于晚年（略相当于不惑之年）专于经史之考证学，而1916年之后十年便是王国维人生最后十年。
那么，这十年间究竟是哪些日常生活事件影响或者促成他最后走向了自杀呢？
1916年至1917年王国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甚至到了每三四日一书信的程度。此时罗振玉主要活动于日本，而王国维则在上海。根据他们回信的时间和当时邮政投递的速度可以推断，当时他们常常是一收到对方来信就立刻回复并尽快寄出的。
王国维写于1917年3月期间的几封信件记录了他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行程，即他接待他和罗振玉的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及高桥、稻叶、富冈谦藏等来上海的情况。3月17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王国维致函刘翰怡：
旧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虎次郎，顷以调查学术至沪，与其弟子议员高桥君及稻叶君俱，内藤君系日本汉学大家，稻叶君亦专门研究本朝史事者，久仰收藏之富，欲一观插架，拟于明日午后三、四时奉诣，乞为介绍。[172]
三日后即3月2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他又致函徐乃昌：
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一观。[173]
待一切安排妥当，王国维3月23日（闰月朔月）致函罗振玉：
富冈君到后因语言不便，将一切介绍事尽由维办理，已与之同访乙老及艺风，昨日并观徐积馀藏镜及铜器。[174]
此前，3月10日罗振玉曾致函王国维：
富冈不日赴沪，将访公。弟意似宜以酒食答之，主客各一人可耳。前请公绍介诸人，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175]
罗氏信中嘱咐王氏“宜以酒食答之”，而且只需要“主客各一人”即可看出他们与日本友人之间绝非泛泛之交。再者，在3月28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信中曾有一言：“君撝到沪晤乙老，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矣。”信末有罗氏后人罗继祖按语：“富冈君撝恨不为中国人而甚鄙视其本国人，故公札云‘归来又增骂东儒之材料’。”[176]富冈宁做中国人也不做日本人，如此可知富冈对中国感情之深非同寻常。
好友来访，王国维自然高兴，但内心深处也会有些委屈，这委屈不为其他，应该是来自罗振玉“过于”周到细致的安排。原来，考虑到王国维经济收入较差，罗振玉事先已经为日本友人准备好礼物，且是以王国维的名义赠送——“弟已各致小物，以尊名赠之矣。”按理富冈、内藤来沪，作为东道主赠之小礼理所当然，这一点罗振玉考虑得十分周全。但在王国维看来，赠送的礼物却是他人舍予之物，其内心恐怕是不舒服的，其自尊心的受到伤害可以想见。更关键的是，王国维的这种委屈还不可以表露出来：罗振玉毕竟是为自己考虑呢！
事实上，从王国维当年在上海受到罗振玉赏识开始，他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经济上也一直依靠罗氏，因为他自己治学也好，做其他事也好，其经济收入是无法支持家庭的。如他1913年初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177]当然，王国维并不在乎生活水平要多高，他对罗氏也始终心怀感激。然而他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掉入社会之现实生活中时，往往就造成文人的一种“自卑感”。王国维此时已是不惑之年，却依然要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内心的坎坷与复杂可想而知。
“志学以来，十有馀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王国维在1907年所作《自序》中坦言其自小身体素质的不堪对其治学的影响。依王国维自述之生辰八字（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来看，他生于清德宗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1877年12月3日。然而两岁多时生母病逝，缺乏母爱的王国维从此排遣不去对母爱的渴望，也在他内心埋下抹不去的忧郁种子。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在所有心灵现象中，最能显露其中秘密的，是个人的记忆。而一个人忧郁成性，则他的所有记忆都会带有忧郁的色彩。“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也只有夜深人静时，他的忧郁之情才能够被自然地遣散出来。再加上王国维家境清贫，“体素羸弱”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在1906年所作《原命》一文中论述道：
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在于过去；不存在于意识，必存在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
人的一切行为均不能为自己所选择，而只能被意识或无意识中的原因所决定，这是王国维人生观中潜在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对人的自为能力的悲观情愫，它既来自于其所受文化的影响，又缘于其内心形成的自卑感。尽管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且此种自卑之感往往是内心想要寻求改进的，然而失恃（失母）的自卑情结却是很难找到改进之办法，甚至说是无法被改进的，这也造成了王国维一生挥之不去的忧郁性情。观看他的古今体诗，更多的都是自我沉郁之情的流露，如“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杂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杂诗》）；“南国秋深可奈何，手持红豆几摩挲。累累本是无情物，谁把闲愁付与他”（《红豆词》）；“门外青骢郭外舟，人生无奈是离愁。不辞苦向东风祝，到处人间作石尤”（《红豆词》）。
据笔者统计，王国维一生疾病不断，最后十年里，不仅他个人疾病缠身，其家人也是病患不断。这里的“病患”除了一些日常病症外，还有家人殇逝的情况。其实，早在1898年7月间，王国维青年时期，足疾即开始困扰他的生活：
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卧病久不阅报，近事一无所闻，甚闷。（1898年7月25日）[178]
弟患足疾甚剧，至寸步不能行动。（1898年7月下旬）[179]
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系鹤膝风，因三阴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报。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1898年7月31日、8月1日）[180]
贱恙近延一医针灸，据云系鹤膝风，知念附闻。（1898年8月2日）[181]
此四信均系王国维足疾一事。王国维之足疾并非现今之“脚气病”，而是程度严重得多，如诊断无误当为鹤膝风。鹤膝风是由禀赋体虚，调摄失宜，而致使足三阴亏损，风邪外袭，阴寒凝滞引起。王国维自幼体格瘦弱，素质不佳，再加上江南一带本就多水多雨，夏间更是有黄梅天气，闷热潮湿，患上此病也就不奇怪了。此时王国维仅22岁，患此慢性病可以说十分煎熬，且此种病虽然发于膝关节局部，但若病变往往会影响全身，中晚期如诊治不当则更为严重。王乃誉得知独子患此病，也愁苦万分：“静（儿）沪回，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王国维自己也颇为担忧，8月11日致函许同蔺道：“弟现在苦不能用心，又归后终日偃卧，久不握笔，心神难以收束。”且8月中下旬致函许同蔺时又说：“贱恙稍愈，近又患感冒，今已稍痊，知念付闻。”在患病之后三个多月间，王国维几乎都是卧病在床，针灸数次后才得以在室中“扶持而行”，实在是“颇焦闷也”！更让王国维意想不到的是，此足疾一直困扰他一生，在他中年甚至晚年也有复发。如1920年在致函狩野直喜信中他还提到足疾：“去岁弟患脚气，转地至津，一月而愈。”这里所说的“去岁”实际上是指1919年9月间复发的足疾：
维足疾虽不进，亦不见退，服药四五日尚未见效，尚拟觅他医决定何病，如系脚气，或须作津沽一行，藉图良晤。
……
维亦病足，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维之足疾甚与戊戌年相似，是年初至上海，盖是一种地方病，盖已二十余年乃重发耶？深思一至津，然未能定之，总须俟医生诊断决之耳。
“今年何足疾之多也”，王国维如此感慨是有根据的，此次足疾与戊戌年（即1898年）相似，自然会猜想是否为二十年前的旧病复发。果然，此次足疾之苦竟持续将近四个月，其症状之重甚至超过二十年前。
回过头去看1898年王国维足疾期间的诗稿便可以发现，这时期的大多诗稿基调十分沉郁，《杂诗》三首便是此时所做：
西山扬颓光，须臾复霾雾。翛翛长夜间，漫漫不知曙。
（《杂诗》一，节选）
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
（《杂诗》二，节选）
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杂诗》三，节选）
“西山”总用来意指理想之仙境，而理想之地却也是阴霾绵绵，连昔日辉煌的阳光也疲软无力。“翛翛长夜”无穷无止，究竟何时才能重见“曙光”？有道是“中道失所养”，王国维在苦痛之中又燃起了对生母的思念，此等无助谁能理解，此等“幽怨”又如何是好呢？然而，足疾只是导致王国维“性复忧郁”的一个方面，在最后的十年里，他个人与其家人之疾病状况更是令人惋惜。
据笔者统计，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详细谈及王国维及其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很久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痊愈，如王氏的伤风感冒、肠胃不佳，妻子的牙痛、神经痛，孩子的发热、疥疮等等。1917年3月间，即王国维接待日本友人之时，他正罹患肠胃疾病，且症状不轻：
维近十日内肠胃亦不佳（按：此间罗振玉也正逢胃疾，亦是严重不堪），近日饭减三分之一，而大便犹稀薄，日三四次，维以为运动太少之故，而家人中亦有数人同患此者，不可解也。（1917年3月10日）[182]
维十数日肠胃觉不适，初疑为伏案太多不运动之故。近数日大便乃多，且觉有异，昨晚乃发现红色物（今日亦同），与前年所患无异，他种症候亦一一相同。因思沪上日本医生不可恃，而宝隆医院等虽佳，万一治法有异，决不能听人调度。乃以前年患病历史并治法药名作一详函告西医林洞省（乃培老与少泉所常用者，其人能从人言），询以有无此种药，如有即请于下午来诊。渠谓此药须购之，现尚未来，既有此药则即日可愈。（1917年3月12日）[183]
维针后大便三次，唯一次有红色物，今晨尚未下，殆可不见红色矣。
（1917年3月13日）[184]
维肠病注射三次后，已不见红色。后复注射一次，现一切已复常，惟饮食尚须加甚耳。（1917年3月23日）[185]
肠胃不好则牵制全身，苦痛亦是连通至心脑。王国维在函告罗振玉时曾劝道：“公疾渐快，然亦不宜急于望其全愈，总以使心与病相忘为宜耳。”[186]王国维认为想要使疾病排出，最关键的在于令自我忘却疾病之苦痛。但这一点他自己也很难做到。王国维比较相信西医，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但看西医所需费用在那个时代极为昂贵，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经济压力，而经济压力又反过来导致其精神压力增大。
诚然，肠胃病确实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小到人们往往不屑一顾，但小事却常常能引发大事。的确，“日常”是每个人的事，它不带有任何的褒贬色彩，当每个人将日常作为生存之基础时，会发现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很平凡，又都潜藏哲理。但人们同样会发现，往往那些最不经意的日常现象，才是导致我们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以往的哲学研究忽视或轻视日常的价值，以为那些形而下的层面没有被研究的价值。但现在，我们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观察这个社会的运行，必须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范畴之中。亨利·列斐伏尔是倡导日常生活哲学化的学者之一，他试图使“日常”这个生活化的术语被哲学家所认同，使它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格奥尔格·西美尔在1896年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日常的美学。这是一个激进的纲领，他这样说：“即使是最低等的、内在地丑陋的现象也可以消融于色彩和形式、情感与经验的语境中，这些语境为它提供意义。”[187]无可否认的是，日常生活不再如过去那样被学界忽视，而且它的价值和影响正逐渐得到彰显。而疾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作为正常人身体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其对人们身心的影响，尤其值得被关注。
以下笔者大致列举王国维及其家人最后十年间（1916—1927年）的疾病状况，资料来源为《王国维全集·书信》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日期则为书信中日期：
1916年（丙辰）——
7月4日，季英太夫人病危；
7月30日，维（王国维）患伤风，“人不甚适”；
9月30日，维患伤风，“自初一起伤风咳嗽，三日未出”；
10月28日，维患疥疮，“虽癣疥之疾无妨，然甚讨厌，以普通药肆中所谓一扫光者敷之，亦不能除根，殊可厌也”；
11月6日，维牙肿不能饭，“疥疮已找西医，云十日内可除根”；
12月15日，内人患病，亦发热，似虐，“体颇羸劣，饮食亦不佳”；
1917年（丁巳）——
1月13日，维患伤风，前晚发热一次；
2月16日，维“伤风已愈，而尚有痰”；
3月10日，维近十日内肠胃不佳，“近日饭减三分之一”；
8月23日，维牙痛；
10月4日，内人产子，母子均健，但受风；
12月25日，两小儿与一使女发热，内人则牙痛；
12月28日，舍间五人生病，腹泻等；
12月31日，家中病人尚未退热；
1918年（戊午）——
1月1日，小儿退热，内人胃疾已愈；
1月7日，内人牙痛未断根，已持续个把月；
1月11日，内人头部充血；
2月8日，内人自中旬末发寒热二次；
5月27日，维患伤风，胸膈疼痛；
6月5日，维病未愈，仍有咳嗽及骨痛；
6月21日，维的第五个小儿患感冒；
1919年（己未）——
3月10日，维处一外甥一次儿一女均患流行性感冒，后日“增小女儿二人，女仆一人”，维“咳嗽恶寒似有欲作之势，然已不作”；
8月17日，维戚潘君月初病十余日不退寒热，第四儿亦发热数十天，“不能饮食”，与温病相似；
9月10日，四小儿伤寒又复甚重，维“心绪甚劣”；
9月16日，四小儿伤寒复发，“又热一星期余”，至十八九方退；
9月30日，维患足疾，“与戊戌年相似”；
1920年（庚申）——
8月7日，王潜明之妻“热日减，未能净尽”，脚下生一疮，溃决出脓；
8月，维去岁所患之脚气病，“转地至津，一月而愈”；
1921年（辛酉）——
2月6日，维眼疾，“病目已十余日，尚未全愈”；
1923年（癸亥）——
5月23日，维患伤风，有发热；
6月7日，维患感冒；
7月17日，维上体小有不适，系肝家不和；
8月上旬，维患阿弥巴赤痢，由西医注射两次而愈；
1924年（甲子）——
1月27日，小孙女殇去；
3月11日，维患感冒七八日；
7月31日，维患感冒数日；
1925年（乙丑）——
1月31日，维连日感冒，近已愈，但不敢出门；
3月7日，小孙女忽有惊风征兆，有热度，饮乳呕吐；
3月22日，小孙女热度高至三十九度以上；
1926年（丙寅）——
10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卒于上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将王国维好友之健康状况列出，尤其是至交罗振玉、沈曾植等人，尽管从书信往来中可知他们身体状况并不如意，尽管有些友人之死对其震动很大，如罗振玉之子的去世等，但是对王国维个人身心影响最大当然还是自身及其亲人的病。自然，这些数据只是我们了解他和家人身体状况的一个途径，因为书信不能涵盖全部生活信息，加上部分书信遗失更会造成统计的不完全。但仅就这部分书信记录来看，也能窥见王国维一生的健康状况，以及这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
早在1920年王国维足疾复发时，他就频频感叹人生之愁苦无奈：
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188]
人至中年，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伴随而来的是心理上的压抑与惶恐，总觉得一切都渐渐远离自己，开始有杞人忧天之念，而这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王国维的至交罗振玉（1866—1940）、乙老沈曾植（1850—1922）等都比王国维年长得多，他的人际圈也都是以长辈为多，师友一个个生老病死，生性忧郁的王国维有如此感慨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死生聚散”实属无奈。
王国维治病通常采用西医方法，大概与他留学日本被西化不无关系。1916年7月间，刘季英太夫人患病且病情严重（季英是刘鹗四子，与罗振玉王国维故交），但她坚决不肯采用西医而执意中医，王国维如此记录道：
惟病者不信西医，必服中医之药，而中药乃用珠粉，羚羊等味，久服恐非宜也。（1916年7月11日）
季缨堂上之病仍如故，恐亦中药石之害，否则无此理也。（1916年7月17日）
季英太夫人病势依旧无进退。病者不信西医，坚不肯服西药，前已延过乙老家常用之西医林洞省，乃既到而不肯使之诊视，此种坚僻，季英亦无可如何。又中药每剂须四五元，用珠粉、洋参、羚羊角，故病费每日需十元左右。（1916年7月18日）
季英太夫人之病前晚往候，已稍轻减，看来势虽凶险尚无妨（前病者因苦痛思自尽，幸被觉防之），好在现在不杂投医药，唯服木村之药，即有不测，现已略有布置，请放心为荷。（1916年8月7日）[189]
这些叙述都反映出王国维对西医的信任。而在民国初年，西医属于刚引进之技术，并没有在社会上被普遍接受。但王国维与家人患病一般都请西医治疗，这点倒是可以看出王国维是个十分“西化”的学者，思维亦不僵化刻板。
王国维生性敏感，所以家人患病，也给他平添很多烦恼。1917年末王夫人因产子后身体过劳而患下牙痛病，就令王国维很长时间心神不宁：
内人产后一月，患牙痛，服熟地、石膏过多（维初知服一、二剂，后乃知服石膏至百数十剂）。后则牙痛牵连头部，面部颇似神经痛。林洞省以为血浊，服其药，亦无甚效。近又屡发，服洋参，颇有效，发时身冷，且有时头与唇部麻木，觉头大唇厚，恐是神经痛，愈时则起居如常。（1917年12月21日）
内人之头牙痛，据医生林洞省云系有数虫齿为祟，一切神经及温度变化悉由此起，须俟不痛后拔去病齿可以无事。其言有理，尚非神经痛，此殊可喜也。（1917年12月25日）[190]
此次王夫人之头牙痛持续将近三个月，因涉及神经，罗振玉回函建议务须谨慎，尽可能不要拔牙。此后罗氏详问过日本的木村医生，木村意为三叉神经痛。此时的王国维本就身心俱惫，不料其夫人之牙痛病竟又牵连出他的胃病：
前因家人多病不发，近又小发，每晚恶寒，确系由牙痛兼触胃病而然。前此虽有似神经之处，如头部上唇有时麻木，然其痛本右鄂上齿引起，渐牵动耳际上及头部，而发时肩颈二部大血管均不适，可证是充血而非神经矣。（1918年1月11日）
嫂夫人复诊，非肺炎，家人欢慰，但果系神经衰弱与偻麻窒斯二病，则毫无关系于性命，真善于浴温泉处暖地，否则须久延时局。……神经衰弱病以静养为宜，弟意此病殆得于诸郎之病时，卒然得之，似不难速愈（痛风春和自愈），请放心为荷。（1918年1月26日）
内人之疾承府上垂念，甚感。现服佐佐木药已十日，小寒已不复作，身体疼痛亦愈，胃亦渐佳，不久当可全愈，尚拟往复一次。此病殆为痛风为主，而身体因之衰弱，主病既去，恢复自易矣。（1918年1月28日）[191]
此间两位一流大学者的书信往来，竟然大多围绕着王夫人之病！只因平日家里很多琐细家务都由王夫人掌管，而王夫人刚产一子又需要哺乳照顾，哺乳之事“医生本谓不宜，而乳汁亦自缺乏之至”，所以只得让冯友之妻替代，再加上此段时间几个孩子均患病发热，家中琐细事务都得由王国维一人照应，治学之事只得搁置一边，也难怪他会感叹“无一事可作，至为闷损”“百事俱废”！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先看一个细节：王国维赴颐和园自沉的那天，向同事借了五元纸币以备坐车之用，可见平日里他要么没有带钱的习惯，要么那时的王国维经济拮据。关于学术与世俗的关系问题，其实早在《文学小言》中王国维已经意识到文学功利性的一面，并认为“餔餟的文学，绝非文学也”。然而，事实上特别是在中年以后，他在看到社会发展大趋势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在日本治学四年回国后，王国维曾致函罗振玉抒发生存之感慨：
吾辈此数年中作理想上之生活，一入社会便到处扞格，然如某君亦社会中所仅见者，其学校亦奇甚，且所延教习月脩三十五元以下，又须住堂食素，人苟在下中以上，谁肯应之！其程度亦可知矣。[192]
此时王国维已是四十不惑之年，正在打理迁屋之事，更要为儿子做读书等打算：“小儿等读书拟令入青年会，学费每年六十余元，午膳三元，若住堂则年需一百六七十元。”[193]可以说王氏尽管很想潜心治学，却实在无法摆脱家务繁琐之事。然而，王国维终究一介书生，成不了像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儒商。1916年从日本回国的王国维看着周围朋友一个个都下了海，便也有了投资的念头。他在8月10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道：
维之商务股单已售出，并今年利，约近成数。本拟暂存银行，而出入均须改算银数，吃亏殊甚，因思购书画数件，以作将来预备，而苦于眼力，未敢出手。……此款公如有用处，则可行暂用，如将来尊驾抵沪则为代购书画，此校自购为稳当也。[194]
信中所及之“商务股单”在1917年末也曾被提及（1917年12月25日，王国维致函罗氏言及乙老开年要嫁一侄女，欲将商务股单出售，“得此款，足以过去矣”），可见王氏曾将买股票作为一种投资。且宁愿经商也不愿“暂存银行”，说明王氏也不无经济头脑，只是欠缺经商之“眼力”。而王国维拟以此款做书画交易，应当是长期帮忙罗氏投资之后而有的打算。之后，罗振玉回函为王氏分析投资之道，信中是这样说的：
公商务股票已售出，甚善，欲以此资购书画，为异日之地，亦至善。……弟意购书画，须购有价值之品（比弟数十年来之经验），其廉者终不可期，其精善若培老之唐卷，亦十年间不可遇一二者耳。……佳品往往不忍售，此亦吾人一痴性，愿公暂捐此意，展转营运二三次后，即可以所赢之款充营运之用，其本金可收回，以后再有佳品，可以酌留以自娱矣。……缘以购画为后备，不能急切，俟用时方谋售也。……[195]
在此信中罗氏将经营之道告知王氏，可以说是王氏从商经营之指导者。也正是这段时间，王国维自言“近成绩不佳”，想必是心思被日常世俗之事物扰乱之故。期间（1916年9月16日），王国维致函罗振玉，信中作有一诗耐人寻味，诗如下：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颠倒作寒温。
人喧小港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
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
眼前凡楚存亡意，待与蒙庄子细论。[196]
此诗传至罗振玉手中，罗氏回信言：“‘蟪蛄腐草’句，读之且哭且叹。”尽管王国维在回信中谈到此诗有感政界之意，但是无论如何也排斥不去他胸中的无奈和感伤！这无奈中大概正有世俗与理想二者矛盾之感慨！
王国维的日常生活大多依靠罗振玉的资助，甚至除购置书画等事务外，一些赚钱的文字工作都得之于罗振玉的帮助。10月1日，关于其生活费用的问题，罗振玉即致函王国维：
公之生活费，请不必虑及，弟昨函询公在沪用费者，即为此也。以后用度，以今年为比例，则千八百元足也，此款在书画盈余内，足可得之。……公在沪，以长年之日力，研究所愿修之学术，弟之所甚望也。[197]
罗振玉远在日本，且年岁已大，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愈来愈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日，在信中感叹：“弟三十年以前，日日在病中，然未尝一日辍业，今小病即废读，吾哀叹也。”[198]因此，罗振玉将很大的希望都寄托在王国维身上，十分赏识和器重王国维。罗振玉曾经坦言：“有书言沪上无可共语，精神亦不能服，此言诚然。弟一年以来，亦同此苦。所谓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者，此亦安可长久如是哉！故深盼公能来此，为白头之邻，二千之岁费，甚易致也。”[199]罗氏为王氏生计悉心谋虑，王国维自然十分感激。10月3日王国维在回函中如此写道：
前后二函，承询沪上用费，并代筹明年之计，此非言语所能谢。今年用费，虽不必定及所入之数，然以有此馆之故，故恐亦适如其数。盖食住零用等项目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器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付下半年学费而尽。又以外甥赴美留学，助费六十元，故下半年如有所余，亦只得明春学费。全年购书亦无多，只四五十元而已。
明年若无馆，自可稍省，学费如不增加，大约千五百元已足。[200]
罗继祖在此信最后按：“公（即罗振玉）为王先生筹全家生计，为人谋可谓忠矣，王先生感谢不遑。后得解决，故公谋未用。”此时罗振玉依旧在日本治学，多次致函并邀请王国维来日本做“寓公”。王国维当然愿意，但是如果要举家漂洋过海迁至日本恐怕有难度，因此，他在10月14日回信中与罗振玉商量将来之长计：
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最为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201]
是回海宁老家还是仍住上海，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原本不该是问题，但是经济上的窘迫使得王国维不能不慎重。若是不必整日为支持家庭担忧，无需因油盐酱醋而心乱，王国维应能在学术上更有成就。学者与普通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现代性比较发达的国家，日常交往关系日益被经济关系、金钱关系所渗透；在前现代国家，日常交往关系主要被等级关系、权利关系所支配。”[202]可以说在王国维的时代，经济关系或是金钱关系已逐渐渗透进人际交往之中。王国维的生活圈子并不狭窄，应该说交往圈中大致为上层文人和社会名流。王氏早年被介绍进入《时务报》馆，后在“哈园”任教多年，之后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通讯导师”，最后又被清华研究院聘任为导师，如此受人瞩目的地位该是令人羡慕的。与王氏所交往的都是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在当时极为有名的人物，经济上与之往来的如蒋榖孙、罗振玉、哈同夫妇等人也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物。然而如此“显赫”的交际圈中，唯独王国维既没有参与政界的权利欲求，经济状况也只能算是温饱小康而已，两面皆不适的境遇令王国维陷入了困境。
且看王国维1918年2月8日致罗振玉信中的一声感慨：“此二月仅校得《方言》一书，他无可数。”王氏心绪低迷以至对此间治学成绩自觉不满，再者“今年杂志停办，转觉空无所事”，而家人患病、物价昂贵等内容逐渐占据其书信的大部分篇幅。在2月5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就曾这样发牢骚道：
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203]
物价之贵是在书信往来中王国维时常提及的，在3月14日致函罗振玉信中他又说：“此间米价已每日八元有半，若更遇战局，又入粮食同盟，则不知贵至何底。”[204]到1920年6月，米价更是愈涨愈烈，“南方米贵至每石十元，想北方早在十元以外”。[205]这几年，王国维频频致函罗振玉“诉苦”：“今年在此，亦不甚外出，用钱至慎。”[206]这“用钱”二字竟出自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的王国维之口，不禁让人痛惜！好在深切惦记王国维的罗振玉，在接到手书之后立马回函慰问他：
公在沪所入不敷，甚以为念。此间帐上尚存一千五百余元东币，寄沪用甚不合算，然较生利为便宜，前席款中除付陈清泉八百五十元外，尚存三千一百五十元，公如需用，祈在此内动用为荷，弟赴沪再携补苴。此刻该款无用也（乃拟携北振用）。[207]
1920年1月23日，44岁的王国维给长子潜明去了一封家信，信中道及家庭经济情况：
家中用度本可稍省，而汝三弟赴镇治装等共六十余元，又高明衣服亦须略须预备，故此数月用度仍多。幸浙江通志局送八十元，故得还汝岳五十元，已交季英矣。年底略可敷衍，然须透用正月中薪数十元耳。[208]
此时王家已是将近十口人之大户，所有开支还是只靠王国维一人支持。1920年，王国维已经在“哈园”担任编辑许久，月薪为150元，之后转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收入当会增加，但是家中“数月用度仍多”，不仅积蓄全无，甚至过年也只能提前预支“敷衍”过去。
好在不久之后，王国维要奉溥仪之“旨”上京，这对于“忠清”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试想清朝遗老能够奉“旨”入朝且充任“南书房行走”，荣耀之感无可言语。并且令王氏欣喜的是，溥仪还能按月分发王国维“五品俸”，如此王国维的俸禄已经不低于后来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月薪四百元”了。[209]只是入朝充任文职之后，王国维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宫内”，而治学方面则相对欠缺。1923年7月29日在信中他也略带抱怨地自言：“现定每六日入内一次，他无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却不见有甚成绩也。”[210]在此之前，他也曾在致唐兰的信中流露一丝不快：“弟北上在下月上旬，现在书籍行装尚未整理，应酬尤为频繁，不敢有劳玉趾，因恐无畅谈学问之暇也。”[211]尽管学术事务暂时耽搁，但实际上王国维还是乐此不疲，那是出于他对于清朝的一份忠诚。中国之文人大多以“为君师”而自得，王国维也逃不脱这般命运，因此他不仅郑重其事地为上京“接旨”“入值”忙碌，甚至因为进京“衣冠必须备冬日，（入）值须貂服”而张罗奔波。
话说回来，王国维在溥仪身边做事时，其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彻底好转，且看1923年8月上旬他致函蒋汝藻一信：
兹有恳者，顷接沪上家信，知哈园五月份薪水至此月十三四尚未送至敝寓（本以此月上旬送），拟请托欣木先生代为一询，此款固是交情上事，未便催询。但弟行时已计入预算中，现京寓亦无款可以寄家，故拟托欣木一探，如送薪至六月之说并未改变，则请其早送最好。[212]
王国维的措辞十分委婉诚恳，哈园与他的交情也算是多年了，但涉及生计问题也不得不如此催询。王氏将此款计入在沪家庭之日常生活开支，且“京庽亦无款可以寄家”，多少也暗示了此时王国维生活之窘困与艰难。其实，直至王国维任清华研究院期间，即便是每月400元的高薪，也还是要为全家衣食住行操劳。彼时其长子潜明已与罗振玉小女成家，次子高明也已成家立业，但王国维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尤其希望孩子都入海关、邮政、铁路这些“铁饭碗”的部门。这也说明了王国维多年以来被经济困扰，考虑问题的眼光已经不得不“世俗”起来了。
何处是归宿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长子潜明竟然病逝，这等于逼迫一直悲观的王国维又向死亡走近了一大步！潜明之病缘于“痛泻甚剧”，现在看来应当是急性肠炎。在潜明病逝之后一些时日，王国维痛楚万分，抱怨都是自己之过：“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此段时间王国维一直在料理长子的后事，在致际彪信中提及“去岁（1926年）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可见他经济状况不好，甚至到了借款之地步。更令王国维想不到的是，其长子之死导致他与罗振玉关系破裂，也直接将他引至了投水自尽的结局。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对贾宝玉下过这样真切的判词：“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213]鲁迅说宝玉能“看见”，则鲁迅自己也是能“看见”的：不但看见了宝玉的“看见”，而且看见了宝玉“看见”的那许多死亡。且看鲁迅是如何描述他所看见的宝玉“看见”的死亡的：“（贾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214]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看见”宝玉看见的“死亡”，同时也“看见”那尘世间的“死亡”者并不多，鲁迅的同乡王国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王国维的“境界”说，知道他的《宋元戏曲史》，知道他的投水结局，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一生中究竟“看见”了多少亲人的死亡。请看下面的名单：
1880年：王国维年仅4岁，生母凌氏病逝。
1887年：王国维11岁，祖父去世。
1898年：王国维22岁，其长女出生三个月即殇，甚至还未来得及取名。
1906年：王国维父亲乃誉病逝，年刚满60岁，而王国维年仅33岁。
1907年：王国维原配夫人去世，年仅34岁。
1908年：王国维继母叶孺人去世。
1910年：王国维与继室潘氏所生长女明珠殇，年仅半岁。
1921年：5月王国维四女儿通明殇，年仅半岁。
10月罗振玉三子君楚亡，年仅26岁（才华横溢，与王氏感情极笃）。
1923年：4月王国维岳母潘太夫人病逝。
5月王国维侄子阿福病殇。
5月王国维女儿端明殇，年仅9个月。
1924年：王国维长孙女令嘉殇，年仅2岁半。
1925年：王国维另一孙女令臧殇，年仅3岁。
1926年：王国维长子潜明病逝，年仅28岁。
这真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王国维仅仅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五十年，却经历了十五个亲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他五个孩子的夭亡！尽管从其现存的文字中很少看到他对这些早夭子女的悲悯与哀叹，但王国维既然坦言自己是生性敏感且总是充满忧郁之人，则这些子女之殇对其刺激之深之大也便可想而知。根据这个名单，我们可以把王国维对亲人死亡的“看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除其幼年丧母外，从1887年到1910年的十几年间，王国维先后经历了祖父、父亲、妻子、女儿等数位家庭中最重要成员的死亡，这对于尚处青年时代的王国维打击自然极大，直接加深了其本来就十分明显的悲观忧郁气质；一个是从1921年到1926年，短短6年间，王国维竟一连经历了八位亲人的死亡，其所体验的“死亡意识”密度之大和刺激之强烈，恐怕在20世纪中国文人中也极为罕见，这大概亦是刺激他最终走向死亡的因素之一吧。
人们对死亡的体验，是死亡意识得以产生的感性基础。常人很少会有死亡体验，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不过，借助他人的死亡或者借助自己的濒死体验，人类却可以对死亡产生一种经验，活着的人在面对亲友和他人死亡时通过对自己死亡的假设性想象会产生类似的感受。根据上面的统计，王国维的死亡体验已经不是多与少的问题，可以说，死亡体验如同弥天大雾，一直笼罩着王国维的整个人生之旅，使其无法摆脱。没有人愿意经历和体验这样的情感过程，但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旦发生就无法逃避的现实。
值得关注的还有王国维那篇《红楼梦评论》。此文一开头就为人生多忧患劳苦而感叹万分：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讵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
正如存在主义大师加缪所言，在经历过太多的死亡后，剩下的就只有命运，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必然带来的不幸。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之物外，一切所谓的快乐或者幸福，都不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也还是自己生命唯一的主人，不过联系他与未来的，只是他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
加缪指出：“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加缪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自杀案例。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人们告诉加缪，因为那人失去女儿已经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化很大，正是这事“毁了他”。加缪说：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其实是没有多少责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里寻找它。这不过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沉寂的心灵中酝酿着的，而当事人也不知道。直到最后有一天，他开枪了，他投水了，于是一切暂时归于静寂，但世界照样运行。这个世界过于匆忙，以至于人们很少会关注身边的死亡——某某死了么？死了。那就死了罢。
加缪告诉我们，那些自杀者、那些急于摆脱困境的人，其实都可以看作伟大的思想者，因为甚至连他们当中那些最卑微的人，也曾经到达了人类思想的最边缘之处或者说思想摇摆的最后一个拐弯处——那些极为荒凉干涸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出路，于是决定放弃他们最为宝贵的生命。加缪自然不知道王国维，王国维也不会知道在他之后会有一个加缪。然而，加缪所说的每一句，似乎都是特意说给王国维听的，王氏如果仍在，当引加缪为唯一知音吧。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惺惺相惜，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自杀者和自杀行为的分析和评价，似乎就是写给几十年后的加缪的：
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垣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满于现在之生活而求主张之于异日，则死于此者固不得不复生于彼，而苦海之流又将与生活之欲而无穷。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而柳湘莲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于金钏。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则虽出世而无与于解脱；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如鸳鸯之死，彼故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则惜春、紫鹃之事，固亦其所优为者也。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王国维认为解脱之道不存于自杀，为何他还是自杀了？一般的解释是因为王国维自己也没有能够从世俗的痛苦中“走出来”。其实，在上述一段的后面，王国维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即判断一个人解脱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有无生活之欲，如果已经没有生活之欲，即便因不得已之境遇而自杀，也符合解脱之道；反之，有生活之欲望而出世，其实还是没有获得解脱。于是，王国维的自杀就是可以被解释的了，他在精神上已经从生活之欲中走出，因此一旦遭遇不得已的境遇，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考虑所有可能的解脱之道，当除自杀外没有其他选择时，自杀自然就成了他获得解脱的唯一手段。
权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以及当时文人一般心态时特别注意到一些特别的例子，例如那些对当时席卷一切之激进主义潮流感到忧心忡忡者，其中一个就是王国维：“他的个人气质和生活阅历使他认为，有很多人对民族强盛和政治救亡学说只是一知半解，他对这些论调不以为然。他觉察到，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同于特殊情况下的生活苦难，当接触到叔本华的思想之后，他发现他的这种彻悟得到了来自西方的确证。很明显，尼采和实证主义使他最终坚信，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终究是不可信的，尽管它许诺能使人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此后，他终于以从事哲学化的文学批评（如他对《红楼梦》的解释）来聊慰心怀。他把希望寄托在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致力把清朝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融为一体。”[215]
确实，王国维对社会的变化是敏感的，不能说他是不问世事之人，因为在与罗振玉的书信往来中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时局问题，但大都以深切的忧虑作结，似乎看不出时局之发展会有什么好的出路：
俄、德过激党事，英、法俱有戒心，恐日本亦未必不然，然至今不闻诸国有翦除之计。乙老谓威尔逊恐有与德过激党有密约，故不能致讨，理或有之。然对此种人食言而肥有何不可？德利用之以倾俄，终受其祸，乃甘蹈其覆辙而不悟耶！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前日致凤老一书言之，次日又作一函致同乡之某说以利害事，恐未必有效，如此则大祸不远矣。魏人（即倭人，原书注）之中恐怀此主义者甚多，中国报纸亦复阴赞其说，我生不辰，如何如何！（1917年末，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观法总理之被刺，则前致敬仲书之所虑将不幸而中，彼昏不知，即令知之防之，亦正无益，世无神禹，岂能抑洪水之祸耶！智虑短浅，人才乏绝，恐各国皆然，《诗》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沦胥”之语，似为我辈设。
……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19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
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以找到极好的例证。可是，他们除了发些“清议”，还能做些什么？往往文人一旦介入政治，马上就糊涂得不可收拾，“老实得象一块木头”（鲁迅语）的王国维如此，一向被视为精明练达的罗振玉也是如此。
在《人间词话》第25则中，王国维特意分辨了诗人的两种表达，即“忧生”与“忧世”：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忧生”所举两例，一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一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忧世”之例则一为陶渊明之《饮酒》第20首，一为冯延巳之《鹊踏枝》。概言之，“忧生”者，叹生之艰难，人生乐少苦多，立足于个人的境遇之苦；“忧世”者，则感慨世事艰险、天下无道，立足于为众多百姓命运一叹。虽然后者似乎境界更高，但其实前者才更深刻，而即便是要忧世，也要以忧生为基础。为国家与社会忧是忧世，为人生问题忧是忧生，而文人常常是忧生又兼忧世。这也是王国维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1920年王国维在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对世界政局之变化甚为忧惧：“前日奉手教，并竹添先生《毛诗会笺》首册，敬悉一切，又审先生近抱鼓盆之戚，殊深惋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其实，这样的人生之叹在其《红楼梦评论》中就已不止一次了：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脱，存于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满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满足。如此循环而陷于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变其气质而超出乎苦乐之外，举昔之所执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以疲于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
我们之所以大段引用王氏之文，是因为这一段对理解王氏最后的投水自杀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认为是王国维为自己将来的自杀结局所进行的辩护之辞。如果说写《红楼梦评论》时的王国维，仅仅有对于自杀的同情和感慨的话，则当时间走到1927年时，王国维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可以结束了。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我们这里只根据其晚年书信和一些活动，简要给予分析。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之长子潜明在上海病卒，年仅28岁。王国维闻其病危时曾即乘车抵沪，然已不治。“先生久历世变，境况寥落，至是又有丧子之痛，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自此情绪郁闷。”[216]毫无疑问，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是导致王氏走向自杀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就是与罗振玉的失和。我们先看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失和的几封信。
1926年10月24日，长子潜明病逝后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壻，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10月31日，再致罗振玉信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太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嫒。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对于王国维的态度，罗振玉显然无法接受，在1926年11月3日的回信中，罗振玉不仅驳斥了他的请求，而且还用自己当年发现提携王氏一事表白自己的功劳，显然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至此两人失和已是无法挽回。不过最终罗振玉还是收下此款，也算是没有完全堵死两人的交往之路。罗振玉收下此款后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其实，王国维内心对于儿子的死，一直是有看法的。在1926年12月1日写给马衡的信中，王国维有这样明确的表述：“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217]
1927年1月15日，王国维在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再次流露出因丧子导致的心情不佳尚未好转：“弟秋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218]
此外，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所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219]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对此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220]
让我们看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两天的行踪和活动：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
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向他人借款五元，乘黄包车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
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写个家人的遗书，也是他写给世人的最后一封信：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毫无疑问，遗书中透出的只有悲凉和绝望，只有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厌倦。加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自杀只不过是承认活着并不“值得”。虽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要活下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加缪指出，如果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生活充满了荒谬的时候，活着就已经没有了意义，对虚无的渴望就会占上风。总之，人不能无意义地生活，于是自杀就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最后的选择。自然，我不赞成自杀，但对那些走向自杀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抱有最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理解之心，并为之深深叹息：就这样走了么，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种近乎严冬的荒寒人生！我们这些苟活者，如果还愿意活下去，又该如何继续苟活的路程？
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在其投水自尽后，即要面对这样的拷问：如果还要活下去，意义何在？又该如何活着？在王国维自尽次日的日记中，吴宓在悲痛之余，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以吴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假如日后面对与王国维同样的状况时，他是能够实现自己的诺言的（吴宓日记中即有多次有关想要自杀的记载）。不过数日之后，在吴宓6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
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骄。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
很难说吴宓是否已经看破生死，但陈寅恪给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是在6月10日，陈寅恪告诉吴宓，如今他们（若不自杀）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一是“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不肯为后者，则只有勉强选择前者。至于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该如何调节，陈寅恪建议效法曾国藩，“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说说自然容易，真正实行很难。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即辞去教职另谋生活，并相约决不加入任何政党。此后的事情已经不用多说，我们只想追问，他们之后在经历连自杀也已没有意义（任何自杀都会被加以“与人民对抗”的罪名）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当年王国维的自尽？是否会羡慕他至少走得了无牵挂？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说说另一位投水自杀的文人梁巨川（梁济）先生，他的投水自尽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梁巨川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父亲，他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混乱，在1918年11月，自己生日前三天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过什么生日！当时，其家人正准备为梁巨川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会自己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应当让我们永远铭记：
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
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然后梁巨川出门而去，不知那一刻，他对他所面对的世界，是留恋还是绝望？记住他投水自尽的那一天吧：1918年11月10日。
对于其自杀原因，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唯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关于清朝倾覆之际，清朝官员无人殉清一事，当时以及事后确实引起了很多文人的注意。如郑孝胥就在其日记中特意将一位官员的殉清消息写入日记，后他又注明这是讹传，言语中似乎颇为惋惜。又郑孝胥曾听到一位朋友向他诉说，说当初想死没有死成，如今再想死已经晚了，意思是已经没有意义。郑孝胥回答：既然如此，你就不妨把自己当已死之人看，当做一个游魂不也很快乐么？[221]
我们再看梁济之死，从表面看他是殉清而死，实际上他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衰亡而死，不忍心看到那样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境况发生。自然作为中国人，他也希望民国昌盛。梁巨川请自己的好友千万将这封《敬告世人书》发表在报纸上，以便警醒世人，并再三说明，他并不是简单地殉清，而是不忍看到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衰亡。难以置信的是他在写遗书时，极为细致地安排好了所有身后的细节，例如交待他的遗体用门板抬回家即可，不要有官派作风；甚至非常周到地提醒说，大柳根一带道路泥泞，请来吊唁的朋友下车步行前往并为此表示歉意。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赴死之际，还会如此地从容和镇定。这和王国维赴死前的言行又是多么地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巨川和王国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良心和勇气。冯友兰先生曾经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下这样沉痛的文字，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梁济先生的行为：“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出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
主动求死毕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从容而优雅地赴死。当年那决定投水后的梁济和王国维，在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的刹那，又会想到些什么？这一切都已不可回答。
关于濒临死亡时人的特殊体验，学术界有许多研究，以下是一个经抢救后生还者有关当时状况的记录：“我感到思维特别清晰，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镜头画面似的一一从头脑中迅速闪过。有小时候受奖的镜头，也有结婚时兴奋的镜头，就像生活的‘全景回忆’。”“那时我不害怕，也不痛苦，也不思念亲人，就像情感丧失了一般。”国内外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内容有所差异，但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广泛的超常内容。研究报告指出，通常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它时，都是一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也会借此得以重现。难道这就是造物主对走向死亡者的一个奖励？让他们在离开人世的瞬间再最后一次回顾自己的红尘经历，然后毫无遗憾地走向彼岸？
如此看来，无论梁济还是王国维，他们在走向死亡时也许都能露出那“胜利的微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