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
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持节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汉主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艾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皓赂艾左右，卒以得免。
诸葛瞻、黄崇抵抗了一番，最后都战死了。成都外围最后的防御失败，成都暴露在求胜欲望强烈的魏军眼前，邓艾的奇兵形成了“斩首”效应。
蜀汉君臣和远在剑阁的主力姜维估计也联系不上，远水也救不了近火，于是大家开会讨论怎么办。
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是边抵抗边后退，到南中七郡，也就是今天西南的西南。一种是投奔吴国，组织流亡政府，光禄大夫谯周说：“自古以来，没有寄人篱下的天子，何况我们蜀国一完蛋，估摸着吴国也很快完蛋。所以与其到那时不得不投降做俘虏，还不如现在‘和平起义’。再辱之耻何与一辱！”谯周推出了第三种路线，那就是直接投降。谯周认为，大国吞并小国是“数之自然也”，他预测，司马魏必将统一中国，吴国不久也会被打败。
到南中诸郡的大山里打游击，阿斗一想就头皮发麻，养尊处优四十年，根本吃不了那个苦；到东吴后妈娘家那里，估计也没什么好脸色看，所以对谯周的建议马上表态：“还是统一的好。”
当然，也有一点担心，就怕人家邓艾不受降。
谯周对投降路线图早就在心里打了底稿，天天琢磨研究这事，所以马上拿出了有说服力的论断：“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这口气比甲方还甲方。东吴的存在就您退休福利的保障，阿斗再笨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他也不笨，于是研讨会以一致同意投降形成决议。
蜀汉实力不足，当时蜀中人口仅有九十四万，军队有十万两千，比例为10.85％，如果这个数字确凿，那么蜀汉的兵员和总人口比例超过了世界第一的朝鲜；蜀汉官吏达到四万人，官民比例为4.25％，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世界第一的中国。刘禅在成都锦绣城里做了四十三年的快乐皇帝，但蜀汉却一直处于战争或备战状态，军费和行政开支肯定小不了，人头费在那儿放着呢。兵多财困，官多民乏，自古而然。
要说失败的原因，最最关键的是蜀汉战斗意志薄弱，未战已绥，说什么都白搭。刘备死后（公元223年），诸葛亮（公元223—234年共十一年）以攻为守，尚有进取的状态；及到蒋琬（公元246年卒）、费祎（公元253年卒，与蒋琬一起主政二十年）时期，则息事宁人；及到姜维（公元264年卒，主军政十余年），虽然他本人主战，但一来不能主导国家战略，二来在与魏国的征战中也未捞到什么便宜，还被内部批评为穷兵黩武。
此前，谯周早就大造舆论，他写了一篇《仇国论》，主张坐以待敌毙——当然不能说是自己坐以待毙了，他的理论是大国时间长了就会傲慢，“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意思就是大国骄傲会落后，小国谦虚会进步。其实，谯周代表了蜀地本土人的基本立场，那就是能偏安就偏安，不能偏安就投降，和平大大的，战争的不要。
刘禅及他周边的人都没有战争的信心，没有战斗意志，这个神仙也没救，何况姜伯约乎。
经宋、明一直到上世纪的抗日战争，凡是主张偏安和投降的论调肯定是遭骂挨批的，不投降甚至不和谈已成为既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后世对蜀汉及刘禅的不屑与嘲讽亦出于此。
当然，这里面也有通融，当战争的性质定义为“统一”的时候，不抵抗就成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了。所以，当隗嚣、公孙述不赶紧投降，拖延了战争，也是罪人。现在台湾有谯周，我们肯定欢迎并加以历史性地推崇。反侵略的时候要战斗不能投降，而统一的时候则“降吧降吧不是错”。
司马魏的正当性在史家眼里是严重不足的，所以，灭蜀之战少有人定性为统一的战争，而刘禅被定性为玩忽职守的亡国之君，谯周则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分子。“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有亡国之痛的王夫之已经不是点评而是大骂：“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
想想刘备、诸葛亮，一生辛苦所为何？想想蜀地老百姓，不作抵抗也不为过。
古今中外，大家都拿历史当教科书，多数历史人物的脸谱是画好以后是动不得的，即使他自己觉得有些冤。比如刘禅说我是为了老百姓免罹战火才投降，问题是谁信？历史需要你做反面教材甚至是小丑，你就得讲政治、讲大局，任骂任踩地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