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皇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
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兵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诸葛绪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绪后；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闻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
“司马魏”从东、北、西三面呈扇形围攻蜀汉，兵力从统计上看，魏军共有十六七万，蜀国有十万，但考虑到蜀地要四面防守，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则更少，双方的差距也更大。另外，这次伐蜀，司马昭是准备多年，憋着劲，部署完备；而蜀汉抛弃了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索性连纯粹防守也执行得马马虎虎了。
从兵力部署看，当时最有战斗意志和行动能力的是姜维所部，而他却部署在西边的沓中，所以战事一开，邓艾就派遣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欣再来一个小规模的三路同进，直逼姜维，是让姜维顾西顾不了东。
从全局来看，守蜀必守汉中，汉中才是蜀国存亡的关键。不要以为邓艾奇袭成都成功，就忽略了钟会夺取汉中的战略价值，如果汉中不失，邓艾这支小规模的奇袭部队攻到成都平原能否存活都是问题。邓艾奇袭骤显奇效，只是加速了灭蜀进程，起决定作用还是对汉中的占领，只要魏军进入汉中，灭蜀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汉中对蜀汉的战略意义和安全意义十分重大，刘备知道，诸葛亮知道，包括蒋琬、费祎也知道，所以守汉中必须是大将。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都曾亲自驻扎在汉中，姜维当然也知道汉中的利害，但是刘禅讨厌他，害怕他在汉中骚扰进攻魏国，所以把他打发到沓中。战略要地而没有大将驻守，这也是丢失汉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驻守汉中也有不同的守法，一种是“关门拒狗”，一种是“开门放狗”。从诸葛亮到费祎都很谨慎，都采用“关门拒狗”的策略，就是驻守在汉中东面，堵在汉中、关中之间的谷道出口处，这样，魏军进犯，不仅战斗的作业面狭窄，有利于汉中守军以少胜多，而且漫长的山谷随时让进犯者面临供给的问题，这种方法很奏效，费祎就以此粉碎了曹爽的进攻。但是后来姜维认为这样的方法虽然能守住汉中，却占不到魏军多少便宜，所以就把防线后撤，“开门放狗”，妄图把魏军引进汉中再歼灭之。这种部署的前提是蜀方必须有相对优势的兵力和足智多谋的大将，这样才能先开门放狗，然后再关门打狗。姜维调到沓中，这种模式就很危险，给了敌方有机可乘。
丢失汉中的直接原因是守将傅佥的副将蒋舒临阵叛变，蒋舒对蜀汉朝廷不满，也不听傅佥的指挥，这种思想有疙瘩、正在闹情绪的将领，放到这样的岗位，本身就说明蜀汉内部的管理一团糟。说来说去，蜀汉失败还是失败在政治上，小人当道，能人不能用，情报和指挥系统完全缺失，这样怎么能不逃脱灭亡的命运。
魏强蜀弱不假，但蜀国得地利，雄关可当十万精兵，但“兵”再多，也要有人指挥，有人协调，有人鼓舞斗志，这样才能以一当十抵御侵犯。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最根本的还是人和。没有这一条，天时抓不住，地利靠不住，闹不好反而滋生麻痹思想，最后把这些优势统统拱手让给敌方。钟会不仅顺利挺进汉中，而且在汉中得到蜀军的大量物资军需。
汉中丢了，姜维一边跑一边和廖化、张翼、董厥会合，在剑阁建立防守阵线，防止钟会大军继续前进。至于邓艾的西路军，姜维已经顾不上了，这也从侧面证明，姜维对汉中方面的重视程度，剑阁能守，还有喘息的机会。汉中到蜀中的地形与关中到汉中的相仿，姜维列营守险，把钟会堵到狭长的山道，钟会短时间不能攻克，粮道险远，也是难以坚持。姜维在剑阁的防守就要奏效，钟会的部队缺乏军粮，已经准备回撤。这时如果后方不出乱子，魏军未必能毕其功于此役。
邓艾表现了战争中的创新精神，他上书司马昭，要求阻止钟会回撤，同时自告奋勇，从阴平经德阳亭直扑涪县、绵阳，绵阳到成都，就是一马平川。
邓艾率部下穿越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全部是陡峭的山路，我们看电视里汶川地震的相关报道，就能对这一带的地形有大致印象。邓艾率部“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邓艾带了多少人，裹着毡往下滚，非战斗消耗有多少，都没有详细资料。邓艾进入江油，成都就得到了消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督诸军阻击邓艾，尚书郎黄崇上“关门拒狗”计，把邓艾堵在山里，诸葛瞻迟疑不决，结果放邓艾下山进入了成都平原。
蜀军的组织力、战斗力统统不足，所以地利也好，战机也罢，统统把握不住，从战术层面看，魏军胜得非常侥幸。归根结底，蜀汉的问题还是出在最高层，蜀国是失德、失政而亡，并非失险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