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怀皇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筑垒于葛陂，课农造舟，将攻建业。琅玡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
洛阳沦陷，再遭浩劫。上次张方劫掠一次，“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这一次刘曜打进来，发掘陵墓，焚烧宫殿，比“扫地无遗”收拾得还干净，连惠帝那位立了废、废了立的羊皇后，也被刘曜顺手牵走了。
刘聪命刘曜等攻取洛阳时，石勒与兵会之，洛阳失陷，石勒所部似乎并未参与分肥，先屯许昌，后“引兵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bēi）（今河南新蔡西北）”。
石勒对刘渊、刘聪父子，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遥尊名号，不受节制，独立核算、独立经营。
石勒在葛陂造船准备南下进攻建业，司马睿一听不得了，马上集结兵力到寿春防御。
江南的梅雨天严重影响了石勒南下的部署，“军中饥疫，死者太半”。
右长史刁膺建议，赶紧撤回北方吧。同时给司马睿打个招呼：“不好意思，走错路了。”免得他从后面追杀我们。
中坚将军夔（kuí）安朗声道：“伙计！怎么这么胆小。”将领主张强行进攻寿春。
石勒对刁膺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点名批评，对夔安等勇将进行了当面表扬：“是勇将之计也！”并且给予了赏赐。
石勒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功夫，他最终会怎么决策，他会听取谋士张宾的意见。
石勒笼络了一些汉族“衣冠人物”，把他们组为“君子营”，张宾大概是“营长”。张宾是汉人，也是高干子弟，但是不得志，垄断体制不仅让平头百姓没有机会，也会把一些貌似有资格的官宦子弟排挤出去。张宾道：“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这类被挤出去又心有不甘的人，最懂得寻找机会。天下一乱，张宾就确定“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这是典型的“汉奸”口吻，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后来的东西，当时虽有华夷之辨，但更有包容“华”、“夷”的“天下”概念，他们只要自诩以天下为志，汉胡之畛（zhěn）域也就不那么清晰了。
张宾的意见是：此地不适合爷，咱应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
石勒最终选择了和刁膺基本一样的路线，对同样返回北方停止南下的建议，对刁膺予以价值判断，对张宾则是利益判断，这也算是枭雄本色吧。
由此也看出石勒治军还是有一套，不管实际上进退如何，始终崇尚勇敢前进，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斗志。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次渡江战役？未考。两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欲纵马过江者，大概有三次，石勒这一次无果而终，再有就是七十年后的“淝水大战”。那次，前秦苻坚率九十万大军进击东晋，最后莫名其妙地一败涂地。最后一次是北魏叛将侯景复叛南梁时进攻建业，这一次成功了。
司马睿于307年率先南渡，算来只有区区五年。南渡之衣冠人士，此时惊魂甫定，情绪低落，最经典的玩法是“新亭对泣”：
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看来，长江是个打断战争节奏的延时器，长江让“手热”的石勒凉了一下，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只要南方有准备，但使长江天堑在，不教胡马度江南还是能做到的。
石勒既没有和刘聪走到底的打算，又兼身后有王浚和刘琨，所以瞭望一下江南勒马回去，其实也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龙城飞将也好，天堑长江也罢，从大历史看，最后游牧民族还是实现了饮马珠江的梦想。
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圈，越往后越文气。历史经验告诉当权者：只要有刀把子和枪杆子，只要有一支武装，就有可能攒成一个小朝廷，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显著。所以，欲固君权必先固军权，欲固军权必先戕军魂。专制不仅在经济上，要防止民间力量的壮大，要让老百姓均贫；在精神文化上，也要让老百姓委靡不振，麻木不仁，有知识的不能有体力，有体力的不能有知识。积贫积弱，乃是有人故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