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体而言，苏联和中国是相同的，两国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二者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在具体形式与产生的影响方面出现了差异。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群众的领导，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并突出了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苏维埃俄国出现了集权制，进而导致官僚主义迅速发展。列宁对二者间的联系有一定的认识，他主张要坚决革除官僚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列宁去世太早，苏联当时针对官僚主义进行的体制改革收获不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内外社会危机都有所激化，斯大林时期苏联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后，尽管苏联历届领导人都试图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个集权体制作出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并没有触动苏联模式的根本，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也就长期地保留了下来。
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共性也有差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被列入人民的范围，他们的政治代表可以参加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差别更加明显。为了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必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扩大民主主体的范围和完善民主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规律。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此外，邓小平理论确定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灵活性。这也为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一国两制”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拥护。
作为国体体现和组织形式的政体，在苏联是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相比较，区别主要体现在权力机关是否真正行使权力。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目的是要体现人民当家做主。原则上苏维埃是议行合一的机关。可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机关常常不能有效地行使职权，苏维埃甚至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并把党的决议变成法令的表决机器。如1936年宪法，从修改条文到讨论草案都是先党中央后苏维埃的顺序进行的。苏联宪法规定，不经过最高苏维埃或其主席团同意，对最高苏维埃代表不得加以逮捕或审判。可在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许多苏维埃代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逮捕或处决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政体，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大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立法和其他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各种法律为骨干、统一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保证了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实践证明，它适合中国国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它的作用。
就政党制度而言，中苏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党体制，这是由两国的不同国情、不同政党关系状况等因素决定的。苏联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从多党合作到一党执政、一党独存的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后，苏俄组成了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这段历史说明当时俄国存在着实行多党制的客观条件和基础。但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叛乱活动，并最终瓦解，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至此，苏俄的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政党体制就牢固地确立下来了。这种体制形成于列宁时期，在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强化。就共产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在理论上有过不少正确的阐述，然而在实践中却未解决好，反而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其主要表现是党代替了权力机关的立法职能，以及党的机关取代了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一部分管理事务，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特点和优点有三方面。一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由共产党来包办民主党派的一切事务，而是实行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一点与苏联模式的政党制度相比较，体现了两种制度的不同，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党的领导方式的合理性。三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参加国家政权。这种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避免了“两党制”或“多党制”造成的党派纷争，集中了力量，提高了效率，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与苏联模式政党制度相比，我国民主党派参政，扩大了执政基础，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不同意见的表达，提高了政府决策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多党合作最重要的组织，它对领导、立法、行政有监督的权力，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并与人大、政府一起构成了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与苏联模式政党制度相比，这是我国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一大创新。
中苏在国家权力分配上有很大的差别。苏联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方式，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吸收了苏联权力分配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分配方式。首先，苏联在国家结构上采取了联邦制的形式，但党坚持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二者明显存在矛盾。在一党执政、以党代政的条件下，国家的联邦制服从党的高度集中的集权制。斯大林时期，主要是强化了集中制，并在党章中规定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加强集中的前提下，联邦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地方自主权缩小，中央权力变大且越来越集中。表现为，中央控制国民经济的管理权，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很小；立法权和行政区划分的权力由各加盟共和国转移到联盟中央；在组织上实行干部委派制，人事权和干部任免权集中于中央。总之，斯大林时期实行的联邦制最终变成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就是党中央集权制。其后果是严重抑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抑制了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使官僚主义泛滥，最后使整个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
以苏为鉴，中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时，总的原则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行民主集中制，既保证地方有较大的自主权，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与集中，有利于国家机构高效运行。在实践中，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各级政府积极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既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高行政效率，又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民主建设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90%以上的农村都已实现了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这是推行村务公开、以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性飞跃。
另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是我国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认识的新飞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任务，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久，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进行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一些讲话中，江泽民多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进一步指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目标、原则、内容、任务和途径。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继承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要求，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呈现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与以往积极学习苏联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做法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文化建设更加重视结合中国国情，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多种文化形式，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我国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对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继承斯大林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同苏联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学习和借鉴了其中的一些做法。如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作为公民的义务教育，把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提高本国的文化水平；提出消灭一切野蛮和不文明现象；提出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对苏联文化体制的继承促进了我国文化发展，特别是在借鉴苏联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国情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开拓和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理论方面提出要建立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强调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提出文化要为人民服务，解决了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强调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阐明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都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掀起了学文化的高潮，全社会形成了健康的朝气蓬勃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氛围；在文艺方面主要以选拔和培养人才为主，并为戏曲、电影等事业的发展做基础性工作；科技力量薄弱，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专门科研机构只有30多个，1955年底全国科技人员发展到40多万人，专门科研机构超过了800个。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产生了一批激励民族自信心的科技、文化成果，这一切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