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人，马克思当时认为自由的人就是真正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2页。， “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09页。此时，马克思显然仍是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地主和奴仆都是庸人，他们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德国是属于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它远远落后于使人复活的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因为现有德国制度的原则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0页。，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1页。， “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4页。，所以普鲁士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1页。
对于什么是真正人的世界，当时，马克思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世界是真正人类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2页。他最痛恨的是政治上的各种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是相当的辛辣。如果在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有实质性了解，尤其是在分析了异化劳动之后，那么他痛恨的就不仅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然还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制制度。马克思同样会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个制度尽管政治上是“民主的”，但经济上却是专制的，同样使人不成其为人。当然，这是他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才可能产生的认识。当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还只停留于政治自由层面，而没有触及经济自由层面时，他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来。
总而言之，马克思痛恨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马克思激情澎湃地呐喊道：“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8页。要向世界指明理论批判究竟为什么而斗争。所谓的工作和斗争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哲学批判，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必须进行“意识改革”，但“意识改革”不能靠教条，而是靠理论分析、哲学批判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为什么要进行意识改革？其意义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8页。
马克思着手进行理论批判的第一个成果是写于1843年3月中至9月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我们知道在同年5月份的《德法年鉴》的书信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是违反人性的，它使人不成其为人，理论的任务是要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世界。“新世界”是什么呢？要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就必需弄清楚旧世界的本质和新世界的本质以及它们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头足倒置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采用费尔巴哈式的颠倒黑格尔主词和宾词的方法，从而一举颠覆和扳正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观念的国家变成了主体，而现实的主体即市民社会、家庭变成了谓语。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能够颠倒的都给予了颠倒。马克思认为“其实恰好相反，观念应当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现实的东西。“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它们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批判的方法尽管是费尔巴哈式的，但却增加了费尔巴哈所缺失的社会历史维度。［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的错误观点。在黑格尔那里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个人只有在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国家中才能获得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而黑格尔认为世袭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顶峰，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君主制不能从自身中得到理解，而民主制则可以从自身中得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马克思分析认为在未来民主制中政治国家消亡了，就国家是政治制度而言，国家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因此，民主制是符合人类自由的本质。
可见，民主制社会就是马克思对“什么是新世界”问题所给予的一个初步回答，但不是最后回答。从马克思当时的立场和理论研究来看，实质上，这个民主制的“新世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从人的解放的研究角度来讲，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马克思试图撇开人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因素规定来认识真正的人的本质，他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市民社会的成员在自己的政治意义上脱离了自己的等级，脱离了自己真正的私人地位。只有在这里，这个成员才获得人的意义，或者说，只有在这里，他作为国家成员、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规定，才表现为他的人的规定；因为他在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规定，对于人，对于个体，都表现为非本质的，都表现为外在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对他生存于整体中是必需的，就是说，都表现为把他同整体连接起来的纽带，不过这个纽带他同样可以重新抛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由他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特质决定的。在市民社会中其他一切规定，除了真正的人的本质规定之外，显然是指各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抛掉这些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定，那存在的就是一般人，也就是真正的人。可见，马克思试图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的人。这时他心目中的自由人只是属于理性自由、政治自由范畴的。由于理论研究还没有进入经济生活领域，因而不可能得出用一般劳动去规定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结论来，但马克思俨然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要向他的敌人宣战了，这也进一步促使他要从理论上弄清楚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相，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必要的证明；同时马克思也迫切需要参与到这场工人运动之中去。
§§§第三节普遍人的解放命题的确立
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在巴黎与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盟员建立了联系，观察了那里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当时先进的政治思想，并写下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人的本质理解开始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了赫斯的金钱异化理论的影响。具体内容将在第四章§§§第三节“异化劳动和人的解放”部分进行阐明。马克思开始接触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现实问题了。
马克思为了批判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归结为宗教问题，于1843年10-12月写了《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混淆了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关系。政治国家从宗教下解放出来虽然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国家可以摆脱宗教的束缚成为自由的国家，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但由于国家自身的局限性，它会以固有的方式表现这些差别。国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国家正因为这些差别才得以存在。国家虽然不受宗教束缚，但其中的人是不自由的，他仍然受宗教的束缚，而且照样受国家束缚，因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照样处于对立之中。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他们在把他人看作工具的同时，也把自己降格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所以“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人照样不成其为人。由于“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因此“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是非现实性的自由，不是真正人的自由，因而政治解放就不能成为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从封建专制继承下来的基础是利己的人，市民社会基本原则是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其精髓就是金钱。政治是从属于经济的，“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它成了评价人的一切的尺度并统治着人，人们不得不向它顶礼膜拜，由此产生了拜物教。所以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哪一类解放”，这类解放的本质条件有哪些。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解放应该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使人成其为真正的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也就是说，当个体存在物和他作为类存在物之间不存在冲突时，人的解放才可以完成。这样的社会有点像费尔巴哈和赫斯那个没有异己的集体。总而言之，当这种社会不存在异化现象时，真正人的解放才有可能。现代人的自我解放就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条件是建立一种消除做生意的新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表述为要废除人的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新社会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称的那朵新鲜的花儿：这种宗教批判要“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尽管市民社会是从与其一体的封建国家政治中分离出来的，但存在着新形式的对立与异化，生活其中的人都受到经济异化的统治，所以仅仅完成政治解放是不够的，真正人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当马克思抛弃抽象思辨而立足现实批判时，批判的视野从政治解放转向到经济解放时，并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运动和工人的革命实践运动时，他的立场就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种转变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