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目标的确立
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采访马克思时，这样描绘当时的马克思：“当他谈到他所喜爱的题目——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人们常常描写他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大谈一通，而是严肃地和充满信心地详细讲述他的‘解放人类’的乌托邦计划。他的这种严肃态度和信心说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纵使在本世纪不能实现至少在下个世纪也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8页。撇开“乌托邦”这个成见或偏见之外，这个通讯员对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概括还是很到位的，这种理论概括应该是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可见，人类的幸福、人类的解放就是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总问题。马克思为此践行了终生，践行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亲自参加了革命实践活动；二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思想武器而进行了毕生的理论实践活动探索。
把为人类谋幸福作为终身奋斗目标，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他那时就把个人的人生完美与全人类的幸福看成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认为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应选择为全人类的幸福进行劳动的职业，个人人生才会完美，他在为1835年8月中学毕业考试而写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阐明了这些观点：“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为这样的职业而奋斗乃至献身，个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这种理想体现了“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这与他在中学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虽然马克思很早就树立起为人类谋幸福的远大志向，但对如何践行这一点，却是经历了相当艰辛的探索才逐渐明朗的。大学时期，马克思作为年轻人的奔放狂热和理想主义情结一直延续到1837年11月。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袒露了他的思想变化。首先是从法学转向哲学。“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尽管哲学刚开始可能是作为法学研究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来进行学习的，但随着对哲学的深入学习和了解，马克思却被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深深地吸引着。此时的马克思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一与德国哲学本身同样的发展过程［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完成了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到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在信里写道：“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凡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15页。实现这种转变，对苦苦探索的马克思来说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情，从他急于向父亲表明自己的心路历程中就可以看出来：“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指出生活的新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在艰辛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豁然开朗之情溢于言表。从马克思的表白中还可知，他已经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出发研究思想的原则。这一阶段，马克思是在追求理性自由、精神自由，这是与当时的普鲁士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第二节追求政治自由和政治解放
当时的德国正面临着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争取实现政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任务。作为大学生，马克思刚开始是以哲学批判的方式从事着批判现实的活动，其批判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上。伊壁鸠鲁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公开反对信仰上帝的人。马克思为其辩护，并宣称自己信奉无神论，这等于就是向“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和封建专制制度宣战。［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由于这符合马克思当时的信念和追求，因此他对此赞赏有加。尽管马克思对这种自由的理解仅限于理性、精神方面，但他已超越了黑格尔的立场。与大多数信奉自由主义、拥护资产阶级和有产市民阶级利益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他要做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毅然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斗争，而绝不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利益上的不断诉求，以及由此引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德国的封建势力加强了反动统治。大学毕业之后，事态的发展迫使马克思放弃了谋求大学教师一职的念头。意识形态领域成了反封建的进步势力和封建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马克思毅然投身到这场政治斗争之中。1842年1月中至2月初，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检查令这种假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辛辣地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页。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检查令的丑恶嘴脸——只有符合普鲁士专制需要的言论，才是唯一合法的。检查令之所以侵犯了人的精神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其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当前制度的专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因此，书报检查制度应当予以废除，“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1页。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自然也成了检查令的牺牲品。
马克思在随后4月份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议会记录的辩论》中进一步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4页。马克思既谴责了诸侯贵族对出版自由的敌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赞扬农民代表的发言，同时揭露了莱茵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的对立，批判了省议会反人民的性质——它捍卫的是地主贵族的特权和利益。最后他呐喊道：我们不仅要用矛头还要用斧子去为自由而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6页。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只是一个反封建的斗士。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当时马克思的答案是：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2页。法律规范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2页。什么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1页。这样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自由就具有普遍的、理性的意义，而不包含任何个人的任性的性质。可见，他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无差别的精神自由。
1842年10月马克思写了评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第三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他开始为劳苦群众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尽管这种辩护还存在着思辨哲学的局限陈先达：《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页。，但自从他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之后，这个原则就成为后来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所一贯坚持的、最为根本的原则。马克思也由此从纯理论领域经由政治领域再转向经济生活领域。“一旦接触到现实的、直接的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观点同客观现实的冲突就会明朗化、尖锐化，这样就迫使他探索、思考，从而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突破。”陈先达：《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马克思后来自己也坦承了这一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编辑的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同时，这也是令他感到非常“苦恼的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恩格斯也曾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46页。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很快就走向了共产主义，并且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就发现了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内容。
1843至1844年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关键时期，他的思想变化不是一次性地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化：一是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二是由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尽管从理性实践活动转向现实的物质生活领域对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对黑格尔哲学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颠倒，马克思就不可能实现由唯心主义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早在1841年，马克思就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但那时，马克思并没有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对马克思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是1843年2月费尔巴哈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正是这时的费尔巴哈使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一开始是“唯物”地颠倒，后来则是“实践”地颠倒，即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一旦马克思运用用脚着地的黑格尔的方法从现实生活、经济生活维度去思考国家和法的本质时，就得出了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结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在马克思看来，进行理论批判是当前的首要任务。1843年5月，他在《德法年鉴》的书信中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4页。但对如何建立自由的世界，以及什么是真正属于人的新世界，马克思是不太清楚的，他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5—416页。这个问题只有到了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的时候，才有可能加以解决。人的本质的揭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成的。尽管当时马克思对此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仍然沿着中学时代确立的总目标进行艰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