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前的一个星期，那个曾在厅长公馆里当过园丁出身的厨役，早已带了一些礼物晋省回家去了。我为预先解决吃饭问题起见，便不得不到城中那仅有的两家饭馆子去接洽一下。
“包伙食几多钱一个月？”我操着一点西南官话的腔调询问。
“三十八块国币。有几个人包？”老板答复我的问话，又反问我。
当我说明只有我一个人时，他干脆地拒绝了，说一个人不好包。
于是再跑到另一家去问：
“一个人包伙食，几多钱一个月？”为免除噜嗦，所以这回说明“一个人”在先。
“四十六块国币。”
我听了他干脆的而没有附带条件的回答，倒很痛快，虽然明知比上一家贵了许多。
“好吧，从明天起。”我不还价地和他讲定。
“不行！”也许他看我这个食客太好讲话而突然变卦了吧？他的道理是：不行，师傅要回家过年去了，明年初十再谈。我想接着骂他一声“废话”，但没有说出口，因为我还想和他商量商量看：
“你们不是也要吃饭吗？你们吃什么，我跟着你们吃什么好了。”
他不答应，好像我的话倒成了废话了。
后来由一个同事的介绍，年假中的伙食，总算暂时能够寄搭在一个学生家所开的店子里。
每次吃饭遇到那个学生，他总是躲躲藏藏的，倒弄得我有些难为情起来。烧饭做菜的就是他的祖母，他的年轻的母亲赤脚担莱在街上叫卖，菜卖完了回来也要招呼一下，便又料理别的事情去。在石屏，像这样能干的女人很不少，不过天足大脚的却不多。她们认为裹着小脚的是汉人，小脚的才是汉人的“正统”的标记。
学生的祖父是一位健谈家。据他说满清时代在武汉领过一营兵，见过不少场面。
现在在石屏和临安一共经营着两家客店，自己来往主持，在地方上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寓公罢。
他平时喜欢吃一点酒；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健谈的原故。
“怎么得了！二三十口人吃饭，全靠我一个人。我这么大年纪，……”他常常很动声色地这样说，但绝少有人打断他的话，或是理会他的用意。他的话也许最近成了口头禅了。沾一下酒杯之后，接着是一阵长吁和短叹。
他的老妻，他的结壮的儿媳，他的小孩女子，一会儿给他递过一把花生，一会儿给他送上一盘炸豆腐干，转来转去地服侍着他，好像说，请你尽管吃酒，尽管发牢骚罢！
檐下挂着一只鹦鹉，睚——睚——睚——地叫着，话题转换了，我的眼光也移到那只红嘴钩绿羽毛的美丽的小鸟身上。
“它就知道我吃酒了，我一吃酒他就要。”老主人拈起几颗花生送到那个铁架上的小盒里，仿佛不胜怜爱庇护之至似的。主人回到原位，继续赞美它如何认人，如何需要他的照料，他如何不顾高价，不舍得把它卖掉。
我呢，只是注意着这只小鸟的弯钩的嘴，如何吃这个带壳子的花生，如何运用它的爪子当作手，又如何把那花生壳子片片的吐了出来……“它高兴的时候会说话的。”主人继续夸赞它的灵巧，也是表示他有一个最心爱的对象。
可是我，却没有听它说过话。一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听见它睚睚叫个不住。平时我去早了，店堂里的人少，看见它把嘴插在羽毛里还睡着。我拾起一片菜叶或是一点甘蔗逗它，它便嚼去水分，不久又把渣滓吐出。不在睡眠的时候，多半的时间它就啄咬着那条锁绊住它的铁链子。靠近足踝的那一段链圈，已经被它啄咬得发着光亮了，爪上也露出一些血痕。但在习惯上（？）它仍然继续去啄咬不止。这给我一种启示：它不忘记自己要解放自己。
一切的，希望它能“通人性”，毕竟都是人的。它不忘记要解放自己，要求自由的生存，这不已经是生物的一种共同的，纯洁的理性了么？
人说鹦鹉在架上翻腾着那是它喜悦时打秋千，我看起来则未必不是它的痛苦和挣扎。
有一次店堂里只有我一个人低着头吃饭，身背后忽然叫起来几声：鹦哥——鹦哥——鹦哥——我回过头去，唯有架上的那只鹦鹉，在若有所思的直立着，我不禁微笑了起来。
——主人所夸耀你的，也就是你能呼唤出你自己的名字而已吗？古希腊的箴言说“知道你自己，”我以为“知道自己才是一件大可哀的事。”
我的微笑不知怎么立刻收敛起来了。
记得那个老主人还说过：鹦鹉不比其他的禽兽，即使豢养它十年二十年，一旦飞脱而去，便永不回来。我觉得鹦鹉的可爱，或者只有这一点罢。
没有美丽的羽毛，没有婉啭的歌喉，甚至于没有声气能够叫出我自己的我，对于被豢养而不忘掉自由的鹦鹉，我却惭愧着我曾否也随时咀嚼着生活所加给我的铁链了！
（选自《石屏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