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在758年建县，以其境内有大足川，即后来濑溪河而得名，蕴含“大丰大足”之意，隶属于昌州。大足处在川东和川西地区的交接地带，居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凸显重要。永昌军寨所处位置四周陡峭，深谷环绕，山顶呈二至三级的阶梯形，陡坡多为10米至20米高，古时称为台地。
大足石刻中最早的是凿于650年唐初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至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渐大兴。
唐朝局势震荡之时，陕西扶风人韦君靖在当地召集义军，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为朝廷立下显赫战功。892年因战功卓越，韦君靖升任昌州刺史及静南军节度使，掌握昌、普、渝、合四州军权。
但此时的两川之间，“江涛未息，云陈犹横”。韦君靖感到兵马虽精，然而城栅未固，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韦君靖于是在北山修建永昌寨，以保存实力，静观其变。
韦君靖熟读兵书并擅长布阵，他将永昌军寨间的台地布置成迷魂阵。传说他受诸葛亮的八卦阵启发，在永昌取石布成，使军寨内藏玄机，变化万端。
过去，军寨台地内筑有敌楼100余所置于山峰及城堡之上。永昌寨墙与石磴道南侧的岩壁相对而成30度的夹巷，这样的构造在军事古寨中极其罕见，可利用地形对侵入者用滚石檑木攻击。
史料对永昌寨有记载：峥嵘12峰，周围14千米，建敌楼200余所，筑城堡2000余间，粮贮10年，顿兵数万。从地图上看，军寨形如一头展翅的双头鹰，整个寨子由郭家坡到马脑壳2.7千米，边界周长1.5千米，军寨面积3000多平方米。
正是由于永昌军寨的存在，使昌州经济在唐朝末年至宋代居全川前列，无论从经济从人文风范方面都保证了大足石刻的兴盛。
韦君靖在营建“粮贮十年，兵屯数万”永昌寨的同时，首先招募画师工匠，开始在北山凿刻千手观音。因此在大足人的心里，永昌寨主韦君靖是个英雄。
根据唐朝皇帝崇尚佛教的风气、晚唐的战乱和永昌军寨的建筑水平及规模来判断，韦君靖建军寨，是为了给从长安出逃入蜀的皇帝提供“避难所”。
大足石窟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尊大型雕像，名字叫“毗沙门天王”。他身躯硕壮，怒目圆睁，威武逼人，似有力拔千钧之势。
毗沙门天王是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随着佛教的东传被尊为护国天神，相传他有退敌神功。有趣的是这位来自印度的天神，身上竟披着我国古代武将的盔甲。据说，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
传说，742年，安西城被番兵围困，有表请救援。但路途遥远，救兵难到，唐明皇即让不空和尚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救援。于是天王金身出现，大放光明，同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和铠甲绳，神兵着金甲，击鼓声震150千米，地动山崩，番兵大败。
唐玄宗闻奏大悦，命令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像供养。此后，毗沙门天王像被军旅视为保护神，可得“神力”，故永昌寨韦君靖攥刻此像。而在大足石刻中的韦君靖像旁，当时的静南县令胡密留下了一通重要的史碑，即韦君靖碑。
《韦君靖碑》立于北山石记得园，记载了唐末政治、社会动乱纷争的状况，以及韦君靖为挽救唐室而修建永昌军寨和开创北山石窟等史实。
据《韦君靖碑》记载其“良工削墨，大匠设规”，前后修建3年多时间，才形成如此非凡的规模，而且出于长远战事考虑，军寨内还备有家田设施。永昌军寨如此大规模地屯兵积粮，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川东和川西的战乱。
处于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唐朝，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文化及石刻造像艺术登峰造极。当时，全国上下大兴寺庙，广造佛像，遍地香火不断。唐代帝王信佛已久，虽在衰退之际，即便在南逃途中，也不忘见佛拜佛见庙烧香。因此，作为南逃安顿之地的大足永昌寨，就必须要有佛像来供皇帝参拜才行。
据史料记载，在开凿北山石窟的第四年，前蜀王王建攻东川，华洪率兵破昌、普、渝三州，韦君靖寨门失守，不知去向。此后由王宗靖取代了韦君靖，担任刺史，继续在北山造像。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王宗靖其实就是韦君靖，认为韦君靖在王建对东川的进攻中，意图自存，于是归降了王建，成为王建的义子，并改名叫王宗靖，他于唐乾宁三年在北山继续开凿佛像。
在韦君靖首开大足石刻之后，州、县官吏和当地士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907年至965年间，四川为蜀国，史称前蜀、后蜀，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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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韦君靖还是王宗靖，都只是拉开了开凿大足石刻的序幕，真正把大足石刻推向极致的，是后来大足县城东北的宝顶摩崖石刻。
965年至1077年，摩崖造像停滞，全县未发现一龛当时的纪年造像。1078年至1173年的近百年间，大足石刻造像掀起第二个高潮。
1082年大庄园主严逊舍地开凿石篆山佛、道、儒“三教”造像区起，县境内摩崖造像此起彼伏，先后开凿出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2处。南山、石门山造像区和北山多宝塔均于此间建成。而韦君靖首开的892年的北山造像区，历时250多年，才于1146年终于建成。
